张爱玲散文，张爱玲

张爱玲散文篇1

　　张爱玲的小说，有一种让人忘不掉的东西，一个旧的时代，一个老的上海，一些过去的恩怨是非，苍凉凄艳的故事，黯淡华贵的背景；她的散文也像其小说一样的迷人，是一个对生活爱到极致的人，用一根金丝线穿起生活的片断，虽都是些平常不过的事物，却洋溢着温热亲切的人间情味。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有种刻骨的爱，她虽自嘲自己的名字俗不可耐，却总也不肯更改，而是甘愿做一个普通市民中的俗人。没有自命不凡，没有刻意的矫饰，对生活始终保持着一种新鲜的感觉。读她的《道路以目》、《中国的日夜》、《夜营的喇叭》方才猛然醒悟，“平凡的生活竟然这幺美，原来散文也可以这样写？”

　　张爱玲的散文构思奇险，横空出世。《公寓生活记趣》是其代表作，文章开篇就引用坡中秋词里的名句，巧妙地唤起了读者的想象与联想，既造成一种清幽冷冽、飘飘欲仙的艺术氛围，又未游离于上海沦陷时期公寓房子之外。《忘不了的画》亦是如此，开头即是直奔主题？？“有些图画是我永远忘不了的”，随后即谈她印象深刻的一些画作，略去了一切的过程与序曲，开门见山，不同凡响。张爱玲天资聪颖，从小饱读古文旧诗，又得益于西方艺术的熏陶，加之对生活观察的敏锐的细腻，这就使其具有非凡的艺术直觉与艺术想象力。她曾自信地说，还没有过何种感觉，是她所不能描写的，目光所及都可入文。此言果真不虚，再平常的事物，经她笔下一过，即刻赋形着色，栩栩如生。

　　散文是最不讲形式的文学体裁，太像散文的散文，往往不是好散文。张爱玲散文最突出的价值，就在于她抓住了散文这一文体的精髓：散得自由随意，拿得起，放得下，撒得开，收得拢，从容洒脱，天马行空，放任无羁。她的散文没有拘谨与矜持感，更无矫揉造作的痕迹。正如吴福辉先生所说：“她不把散文的主旨提炼得干干净净，不用对照的集中的写法，而用&lsquo；参差&rsquo；的写法，错落有致的写法，用更适合散文的写法，让&lsquo；散&rsquo；成为一种美，一种兼有情理和文学两方面疏离的美。”《私语》是张家玲散文的又一名篇。作者以自由散漫的笔触，抒写她现在和过去的生活感受：始则谈房东派人来测量公寓热水汀管子的长度，想拆下来去卖，因而引起姑姑对于“乱世”的一番感慨；继而说起姑姑的家的“精致完全”和“我”与这个“家”的不和谐；终于谈到“我从前的家”的矛盾和“我”在这个家庭的爱恨喜忧&hellip；&hellip；都是些典型的家常絮语，自然真切，细腻动情，散漫零碎中见出作者的人格，平淡无奇里隐含着惊人的奇思。她那篇《谈吃与画饼充饥》，从古代谈到今天，从南方谈到北方，从中国谈到世界，从容写来，看似毫不费力，漫无边际，实则是进入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为文之境。

张爱玲散文篇2

　　一、作品传记色彩迎合读者接受心理

　　《小团圆》描述在传统家族长大的九莉，大学到香港念书，回到上海后和身为汉奸的有妇之夫邵之雍陷入热恋。《小团圆》与张爱玲的经历有太多相似之处，展现的是张爱玲版本的“张胡之恋”。此次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先后在台湾、大陆出版，使我们从更深层上探寻张爱玲不平凡的一生。张爱玲作品及生命中的各色人物都能找到原型，如蕊秋与二婶，楚娣与三姑，比比与炎樱，邵之雍与胡兰成，文姬与苏青，燕山与桑弧等等。《小团圆》是一次尖锐的剖析，小说以近于意识流似的回忆录方式描述女主人公盛九莉，叙述冷酷沉着，张爱玲把矛盾指向自己。

　　“《小团圆》与张爱玲的身世经历有太多相似之处。不务正业，耽于鸦片妓女的父亲，远走高飞的母亲，邪恶无形的继母，懦弱无能的弟弟……似乎都为她的小说人物提供了现实原型，更不用说张爱玲少年被父亲幽禁，几乎丧命的经历。张爱玲藉文本来铭刻生命的创伤，将被压抑的欲望与恐惧改头换面，重现于字里行间。”

　　“张爱玲自己说过：‘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在她已发表的作品当中，《私语》、《烬余录》及《对照记)可谓最具自传价值，也深为读者看重。但在‘最深知’上比，它们都难跟《小团圆》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她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蓝本，用文学的手法叙述了传奇一生，(小团圆》这部充满传奇性和传记性的作品一经面世，自然便引起了读者极大的热情与兴趣。

　　二、张爱玲经典创作风格的延续

　　《小团圆》初稿写成之后，张爱玲曾幸福地告诉挚友：“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干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小团圆)是张爱玲浓缩一生心血的巅峰之作，刻画出她最深知的人生素材，也是张爱玲经典创作风格的延续。

　　张爱玲的作品在艺术上的特色，特别是在意象营构、心理分析上受到普遍的赞许。张爱玲钟爱的月亮意象营造出强烈的感性世界，同时加强了作品的寓意。同样，在《小团圆》中，她依然延续自己钟爱的意象，让读者感受到了“快三十岁生日那天，夜里在床上看见阳台上的月光，水泥阑干像倒塌了的石碑横卧在那里，浴在晚唐的蓝色的月光中。一千多年前的月色，但是在她三十年已经太多了，墓碑一样沉重的压在心上。”

　　张爱玲的爱情观在其作品中的表现是始终如一的。九莉瘦弱而敏感，她缺少童年的快乐与亲人的关爱，内心无助，爱情更是千疮百孔。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将少爱的婚姻、扭曲的人性、颓废的人生，细致入微地呈现到读者面前。

　　《小团圆》延续张爱玲作品苍凉的悲剧意识。《小团圆》其实并不团圆。由于她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社会环境，及其不幸的爱情，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无论是《小团圆》还是张爱玲的其他作品，她所描写的爱情故事结尾均没有圆满的，流露着她对爱情的失望和对婚姻的嘲讽。在《小团圆》中，我们感受不到张爱玲所说的“爱情的万转千回”，却让读者感到一种幻灭感。作者似乎也在借人物之口道出自己的心境：“回忆不管是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种悲哀，虽然淡，她怕那滋味。她从来不自我伤感，现实生活里有的是，不可避免的。”“她在四面楚歌中需要一点温暖的回忆，那是她的生命。”

　　三、各方热议促进作品的关注度

　　张爱玲的《小团圆》面世一年多来，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探讨，关注的焦点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关于《小团圆》的出版问题。《小团圆》于2009年2月23日由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在台湾地区出版，2009年02月26日由皇冠出版社在香港出版，2009年4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大陆出版。关于《小团圆》的出版问题。张爱玲曾在遗嘱中要求遗作《小团圆》要进行销毁，但张爱玲生前又充满犹豫。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顶着各方非议出版了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小团圆》的出版，社会上形成了“赞成出版”和“反对出版”两种迥然不同的出版态度。贺琛的《(小团圆)出版事件的伦理审视《编辑之友》，2010年2期)是有代表性的文章。文中归纳各方赞成与反对出版的理由，也给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小团圆》出版以来，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追捧，内地版半年之内已经销售超70万册，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小团圆》的出版，无论是对于广大读者，还是对于文化艺术的传播和张学的研究，甚至对于张爱玲本人来说都是有益的。”

　　其次是关于《小团圆》作品本身的艺术问题。张爱玲的作品历来不乏追捧者，但也不缺异样的声音。《小团圆》同样也是如此。对《小团圆》持肯定态度的有李永涛的《(小团圆)：“散居文学”的惊诧之美》(《名作欣赏》2009年26期)认为：“张爱玲‘最神秘的小说，遗稿，浓缩毕生心血的巅峰杰作《小团圆)，尘封三十四年后重见天日，眷顾全球千万张迷翘首之心。并让一段异样的家族岁月和情爱奇缘流露笔端，凸显差异感受，惊现‘散居文学’的惊诧之美感体验”。有些学者认为《小团圆》是一部失败之作或存在瑕疵，如杨光祖的《(小团圆)与张爱玲的创伤记忆》(《中州大学学报》2009年6期)认为《小团圆》就艺术质量而言很一般。张伯存的《评‘张爱玲热’及(小团圆)》(《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6期)认为：“尽管《小团圆》从艺术角度看结构繁复精巧，语言臻于炉火纯青、人物描写细腻精微，显示了张爱玲晚年不衰的艺术创造力，但艺术上的高明掩饰不住思想上的苍白、观念上的荒谬、意识上的稚气、心理上的阴暗。”此外，还有其他学者从其他角度来研究《小团圆》。如女性意识角度：郑悦、孙晓悦《选择玉碎——从(小团圆)看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名作欣赏》2010年1期)：意象分析角度：武克勤《张爱玲(小团圆)创作意象探析》(《名作欣赏》2010年2期)等等。

　　张爱玲《小团圆》不仅在专业研究领域引起热议，在网络上也热闹非凡。国内各大互联网也都刊载文章。如腾讯网《小团圆)：一个更真实的张爱玲》(http：／／lady，qq，com2009年04月14日07：46)；网易《(小团圆》中的“小物件”》(2009-08-30 10：59：oo来源：东方早报)；搜狐网《张爱玲自传小说(小团圆)港台出版幕后揭秘》(2009年03月09日08：21)、《张爱玲最神秘作品(小团圆》”违约“出版》(2009年02月13日10：44)、《张爱玲自传性长篇小说重见天日作者遗嘱要销毁》(2009年02月13日09：13)。(小团圆》出版后，报刊网络评论甚多，毁誉参半，此书又不止一次被媒体选为“年度十大好书”。著名的张爱玲研究专家止庵《再谈《小团圆))(http：／／blog。sina。com。cn／zhian)指出：“《小团圆》尚未面世，就有人提出‘拒买、拒读、拒评’；至今偶尔还被称引，但回过头去看，效用似乎仅限于倡议者自己，无非‘自我封口’而已。不过‘买’、‘读’、‘评’，适可概括一年间《小团圆》热热闹闹、是是非非的全部。”

　　结语

　　伽达默尔说过：“对于所有文本来说，只有在理解过程中才能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转换。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在阅读过程中才可能完成。正是在理解中，一切陈述的意义，才得以形成和完成。”阅读张爱玲成为

　　注释：

　　①马建高：《“传奇”未满——简评张爱玲长篇小说《小团圆》》，《名作欣赏》，2010年09期。140页。

　　②③④⑤⑥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第7页，第15页，第69页，第255页。

张爱玲散文篇3

　　勾画世俗的特异美

　　张爱玲的散文很少涉猎时代的重大政治主题，她用独特的审美视角去感知市民阶层的世俗生活。《流言》一书中大部分散文都从日常生活中采撷琐碎而平凡的题材，世俗男女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张爱玲所关注的焦点。

　　张爱玲常用一些亮丽的文字表现世俗生活内涵的审美情趣，如画的语言功力彰显了她的才华和智慧。读张爱玲的散文就好像听一位有素养的朋友在闲聊，并没有刻意表现什么思想，却被深深吸引而爱不释手。

　　如葱绿、桃红、玫瑰红地毯、落叶的淡赭、红杏、湖绿等，这些文字在视觉上激起读者的想象和美感，自然被引领到她描述的审美情景中：

　　夏天的中午，我穿着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语书……

　　多可爱的小姑娘，多美的景致，红、绿、白，构成了一幅优美的装饰画。张爱玲特意强调“六一散”的颜色，以衬托小姑娘红白花色的衣服，体现了她的审美表现力。

　　张爱玲的散文，写俗生活、俗女人、俗艺术，一切都俗到了家。她无论是生活态度还是阅读兴趣、写作观念，都标举凡俗，自称一身俗骨。她没有像一般文人那样唯恐不及地趋雅避俗。她不避讳地标榜她的俗气，以及她对现世人生物质享受的欲望和热爱。“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生平第一次拿稿费，她便“立刻去买了一只小号的丹琪唇膏”，母亲怪她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童言无忌》）一般中国文人写理想，那目标真是既崇高又伟大。张爱玲这样写她“海阔天空的计划”：“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私语》）在她价值观念的天平上，世俗生活的重量远远超出了之前的文人，不以“清高”、“脱俗”为尚为尊。

　　在创作观念上，她爱好通俗品格。“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在她眼里，“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自己的文章》）她反对虚假自命清高的文艺腔，认为“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单靠一两个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毕竟不行”（《论写作》）。所以，张爱玲在创作上，有意识地投靠着大众口味。“要争取众多的读者，就得注意到群众兴趣范围的限制。”她的散文，除了谈音乐、绘画、写作等艺术话题，多是写衣食住行、身边小事，表现了极大的乐生心态，“是个无可救药的崇拜人间世美的专家”。对于普通市民生活和他们的生存、情感状态，她有着足够的认同心理。爱悦人生、享受人生，以欣赏的态度看待世俗人生，这就是张爱玲的世俗情结。

　　世俗的一切是张爱玲倾力写作的对象。其实，市井生活的贫穷、艰辛、平庸，张爱玲十分清醒并亲历了这一切，但相对于贵族，平民生活的真实、自由、富有生机、富有人性等积极因素都吸引了她。“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虽然苦点……不是拍大众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是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张爱玲刻意在新鲜、生动、喧闹、热烈、富有生机的世俗生活中寻求精神的抚慰。

　　世俗生活的情趣美

　　张爱玲散文所写到的那些人、事，就在人们身边，写俗事、俗趣、俗人、俗欲，张爱玲散文给我们展示的就是这样一幅世俗人生图景。

　　她以热爱的心态写都市人的日常生活，并从中感受普通人生的乐趣。在《谈穿衣》、《有女同车》、《更衣记》、《说胡萝卜》、《草驴饼》、《公寓生活记趣》等篇目中，张爱玲不厌其烦地向我们描述着那俗得不能再俗的家常细事，谈吃、谈穿、谈钱、谈女人、谈自己的生活。这些都成了夸张的大特写，组成了旧时代大上海凋零散乱、琐碎凡庸而又生猛真实、常动不息的生活流。从中可以看出她对世俗生活有着怎样执著的表现兴趣，穿衣、吃饭、住行，俗世生活小景，信手拈来，皆成篇章。

　　《公寓生活记趣》所写之事，简直就和生活一样平实，就是一曲世俗生活的交响曲，嘈杂、纷扰的公寓生活在张爱玲的笔下变得意趣盎然：“旬旬”怪叫的热水龙头，一房的风声雨味，街道的喧哗，开电梯的人，楼顶上溜冰的孩子，甚至米缸里的肉虫，都让她化成极具情趣的文字。在《道路以目》里，街景永远生动活泼，那里有看不厌的行人和橱窗。人世间繁琐与庸常的一面事无巨细地成为她笔下的文字。而《童言无忌》、《私语》又写尽了早年种种琐碎的日居家常。纵观她的散文，到处是对俗事、俗趣的描绘。

　　张爱玲甚至毫不掩饰她的俗欲：《烬余录》里写香港陷落后首先满街找寻冰淇淋和唇膏，甚至步行十余里路吃一盘昂贵的、里面全是冰屑子的冰淇淋，以满足“口之欲”；《中国的日夜》则是在上海沦陷区街头听到一段“入情入理有来有去的家常是非”的申曲，而觉“耳朵如鱼得水，在那音乐里栩栩游着”，满足了“耳之欲”；《〈传奇〉再版序言》：“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则更直接、决然地表现了急切的“名之欲”。仔细品嚼这种种“欲望”，它暴露了张爱玲迫不及待要抓住“现世”的心念，表现了她世俗化的市民性的“俗欲”。

　　“五四”时大多数作家囿于传统文化熏陶的过熟过烂和历史的限制，他们无论怎样努力地表现平民生活、趣味，甚至用心揣摩平民的心理，终究和平民生活“隔”着一层。张爱玲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现代都市生活的长期浸淫，使她能用多只“眼睛”看生活，达到对世俗生活的贴心贴肺的表现，并包孕着丰富的经验愉悦。

　　在张爱玲的散文中，我们看到的是充满现代城市生活气息的世俗世界，这里离市声更近，电车、电梯、电话、钢琴、外语、牛肉汤、脚踏车、看门的巡警、溜冰的孩子等物象，共同组成一个杂乱热闹、充满世俗生活情趣的意境。这里，人与人关系密切，人与社会、时代息息相通。透过散文，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生动的张爱玲：兴奋地津津乐道人生的种种享乐与喜悦……

　　超越世俗的孤独美

　　作家的孤独感往往产生于自身与自身、自身与他人、自身与宇宙的矛盾和冲突中。文学创作活动总是与最深刻的孤独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爱玲曾说：只有在孤独的场合，才充满“生命的欢悦”。这是一种自我封闭又自我飞扬的精神气质，它直接影响着张爱玲的创作。

　　对于世俗生活，张爱玲不是一股脑地沉溺其中。“她在把自己归入小市民群中的同时保持着她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冷静自省。”清醒的智慧，使她可以以超越的心态观照世俗生活，“她真正是能进入情境又超脱角色的”。由于这种超脱，她对大众口味尊重却并不一味讨好，而是“要一奉十”。因为她知道：“迎合大众，或者可以左右他们一时的爱憎，然而不能持久”，“好的作品是深入浅出的，使人在有兴趣地往下看时，自然而然地要停下来深思”（《我看苏青》）。她对于通俗性的追求是自觉的，对通俗性的超越也是自觉的。

　　“张爱玲的敏锐之处，在于她能透过普通平实的日常生活去揭示其‘寻常的反常’之处。”她的散文虽然都以身边的琐事入笔，但往往到最后又有所升华。或揭示对生命的哲学思考；或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理性认识；或从日常凡俗生活中探究人性、世情；有的还将普通话题后面隐藏的文化意义挖掘出来，给读者以启发。这时候，她仿佛是个生活的旁观者，静看一幕幕或精彩或平庸的人间活剧，达观冷静地品评人间是非，进而达到对现代都市生活“哲理层面”的认识。

　　她的散文在写实的同时更注重写意，因而她能从身边小事上，引发出睿智的思考和对于世态人性的精辟见解，从而使她超越了题材上的凡庸，达到精神层面。她那些藏在柴米油盐、穿衣吃饭等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凡态中的妙思警语，初看会令人惊诧其乖张，再看，却恍然大悟，令人有“蓦然回首”的惊喜，思之令人默然叹服。贾平凹评说张爱玲“是以一个俗女人的心性和口气，嘟嘟嘟地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要离开又想听，是会说是非的女狐子”，一语道出张爱玲的不凡。她以其俗，诱惑读者进入与自己生活场景相似的阅读空间，再将她自己独具的哲思于不经意间“兜”出来，常让人感到亲切，又让人望尘莫及，由此，在惊异的同时了悟到张爱玲灵魂深处的苍凉和孤独。

　　在美学风格上，张爱玲的散文与她的小说是统一的，都有一种苍凉孤独感。“她深知家常的中国，懂得平凡的生命乐趣，咂摸到它的滋味，能享受生活，也在享用的瞬间领悟到生命的悲怆和不可理喻。”

　　在散文《爱》中，“这是真的”，一语道破千年人性规律：爱无处不在，却又转瞬即逝；只有心灵体会体验的爱，仿佛能穿透所有誓言的喧哗、狂热的表白和真实的拥有，直落心的深底，却被命运捉弄，但仍永留心中，“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竟如此刻骨铭心。在近似宿命的个体体悟中，张爱玲表达了自身对人间真爱的迷恋和对真爱不可得的无奈，这种迷恋与无奈交织成独特的苍凉与凄美的感悟，而这种苍凉与凄美不只是一个人的，“噢，你也在这里吗？”这种感悟是存在于两个之间，存在于“千万年”天地之间“千万人”之中的。“就这样完了”――似是绝望的低吟，仿佛是天籁之声，一切来去匆匆、无声无息，却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这就是张爱玲对爱的定义吧――爱在心动的瞬间，爱在永恒的记忆！《夜营的喇叭》也是寥寥数语，却在虚实之间，听到了张爱玲孤独的回忆的声音。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以一颗细腻而又宽容的心去洞察世俗人生，同时，她又从寻常生活中获取乐趣，以达观超然的旁观心态观照世俗大众及其生活，并养成了她对万物超然、对俗事谅解的洒脱态度。在散文中，张爱玲最终留给我们的形象，是一个孤独女性流连于店铺的橱窗前细致入微不厌其烦地观赏每一件时装的质地、款式甚至丝边的金线的形象。尽管橱窗的玻璃映出的苍白的面孔时时使她从心底深处泛上一种苍凉和孤独，正因为有苍凉孤独深层意蕴的存在，“世俗的欢悦”才越发楚楚感人。

　　总之，世俗的欢悦与孤独，形成了“参差的对照”，构成了张爱玲散文的审美特征，越过时空的阻隔和心理的距离，她的散文向我们开启了一扇“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及极度孤寂”生命的“窗子”，向里望去，不禁涌起无限的怅惘与落寞……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文集》（5卷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杨安翔：《现代散文话语性态与审美》，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张爱玲散文篇4

　　张爱玲，原名张煐。原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童年在北京、天津度过，1929年迁回上海。1930改名张爱玲，中学毕业后到香港读书。1942年香港沦陷，未毕业即回上海，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也替德国人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一类的文章。1942年应《西风》杂志《我的生活》征文写散文《我的天才梦》得名誉奖。1943年她的小说处女作《沉香屑》(第一、二炉香)被周瘦鹃发在《紫罗兰》杂志上。随后接连发表《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代表作。此后三四年是她创作的丰收期，作品多发表于《天地》、《万象》等杂志。

　　她23岁与胡兰成结婚，抗战胜利后分手。1949年上海解放后以梁京笔名在上海《亦报》上发表小说。1950年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1952年移居香港，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曾发表小说《赤地之恋》和《秧歌》。1955年旅居美国。在美与作家赖雅结婚，后在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从事翻译和小说考证。在美过着“隐居”生活。1995年9月8日，被发现老死于美国洛杉矶自寓，享年七十五岁。

　　她的创作大多取材于上海、香港的上层社会，社会内容不够宽广，却开拓了现代文学的题材领域。这些作品，既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底，又突出运用了西方现代派心理描写技巧，并将两者融合于一体，形成颇具特色的个人风格。主要作品有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随后，又写有中篇小说《小艾》、长篇小说《十八春》、《秧歌》、《赤地之恋》、《怨女》和评论集《红楼梦魇》等。其中她的小说《色戒》被拍成电影后，反映强烈。

　　《色戒》是以抗战时期为背景，一班知识青年派出女学生王佳芝扮成少妇，假装因香港沦陷搬到上海从商，施展美人计欲刺杀汉奸汪精卫属下的特务头子易先生。王佳芝搬进易先生家中后，与易太太成为朋友，经两年精心铺排，成功勾引易先生到一家珠宝店，由同谋下手刺杀对方。但因王佳芝对易先生动了真情，当杀手到达珠宝店外时，王佳芝的感情压过了理智，竟通知易先生逃跑。易先生虽然因王佳芝救了他一命而感动，但脱离险境后，他还是动了杀机，安排封锁珠宝店一带将之赶尽杀绝。

　　《色戒》描写了一场未遂的暗杀事件的全过程，易先生回家，王佳芝在和太太们打牌，两人都离开了，暗杀始末，易先生晚上回到家中，就是这么半天左右的事儿，这是小说本身的故事。往前可以延伸为一个长得多的过程：在香港，王佳芝所在的小组，就打算接近易先生，但没能得手，我想其实这是张爱玲早就安排好了的。( ： )

　　张爱玲在《羊毛出在羊身上》中提示了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王佳芝并非职业特工，只是“玩票”。王佳芝凭一时爱国心的冲动，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就干起特工来了。小说里只有一个职业特工，就是组织王佳芝暗杀易先生的人。相比之下，王佳芝就太不专业，所以才会感情用事，导致行动失败，自己也送了命。第二，张爱玲强调，王佳芝在香港“第一次企图行刺不成，赔了夫人又折兵，不过是为了乔装已婚妇女，失身于同伙的一个同学。对于她失去童贞的事，这些同学的态度相当恶劣，连她比较最有好感的邝裕民都未能免俗，让她受了很大的刺激。不然也不至于在首饰店里一时动心，铸成大错。”王佳芝大概有生以来头一次有真正被人爱的感觉，有这样的背景，人物的心理变化才合理。

　　《色戒》充分体现了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爱情观。“无情”是张爱玲对世界的总的看法，但是她又强调无情的背景下人物些许的情感体现，将这视为人生的必要支撑。这个特点，在《色戒》里面表现得非常明显。王佳芝在首饰店，看见给她买首饰的易先生脸上“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她突然想，“这个人是真爱我的。”王佳芝死了之后，易先生回想起来，“她还是真爱他的，是他生平第一个红粉知己。”两个人的想法完全一样，就像张爱玲说的“如出一辙”。

　　我认为《色戒》中的王佳芝就是张爱玲，易先生就是胡兰成，她是用自己的感情在写自己的情感经历。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胡兰成是浙江嵊县人，生于1906年。从小家贫，吃过很多苦，赤手空拳拼天下。他原有个发妻玉凤，在玉凤过世之时，胡兰成借贷以葬妻魂，却四处碰壁。胡兰成在挣扎中淡漠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价值观。所以在汪精卫为组织伪政府而四处拉拢人才时，他们看上了胡兰成。而胡兰成也不顾是非黑白地应允，成了民族的罪人。

　　此时的胡兰成，已在汪伪政府中任职，正在南京养病。当他收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第十一期，读到《封锁》的时候，喜不自胜。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对张爱玲的小说大加赞许，并表示极愿与作者相识。苏青回信说，作者是位女性，才分颇高。这更是让胡兰成对张爱玲念念不忘。不久，他又收到了苏青寄来的《天地》第十二期，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有她的照片。他越发想结识张爱玲了。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就去找苏青，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苏青婉言谢绝了，因为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但胡兰成执意见，向苏青索要地址。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胡兰成如获至宝。虽然此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而且，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在胡的狂追下，不久他们两个人结婚了，此时张爱玲23岁，胡兰成38岁。几个月之后胡兰成抛弃了张爱玲。爱情究竟是什么呢？拿当时的人看，这样的爱情也显得俗不可耐而又难以理逾，何况今天。如此年轻气傲而又才华横溢的一个秀丽女子，怎么就对十分花心而又做了汉奸文人的老男人胡兰成那么死心塌地地“于千万人中遇到的惟一爱人”了呢？张爱玲对胡兰成说：“你去南京后，我竟也感伤。”其实，“汉奸文人”只是胡兰成的历史身份，对张爱玲而言，胡兰成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儒雅的外表和翩翩的风度，更在于空虚时两人如甘露的知己之遇，又有缠绵之情。据说，胡兰成最擅长的一点就是能出人意料地去投其所好，而张爱玲的写作天性决定了她的过分敏感，又易于依赖和易于受到更多的伤害，最后的悲剧几乎是注定的。

　　胡兰成的多情是他赢得骂声的重要资本，而这个资本却可以说挽救了张爱玲。《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书的著者王一心曾提到过一个有趣的假设，他说，历史是不可否认的，但设想倘若胡兰成真的就一心与张爱玲厮守，按张爱玲的性格与爱情观，定是要沦为与胡兰成同样的“文化汉奸”，即便不被政府追究，所受舆论指责也将不堪。所以我们应该为张爱玲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