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范文，恩格斯

恩格斯范文篇1

　　科学研究可以利用别人的成果，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对别人的成果胡批乱点。“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43]他们自己完全做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是他决不把别人的发现据为己有，而是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44]在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大量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他并未隐瞒，而是据实交代每一条引文的出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作家即使毫不重要，毫无名气，只要这个作家第一个提出某种思想，或作出最精确的表述，他就有责任指出这一作家的姓名。”[45]马克思引用别人观点或论据的方法，一是直接通过正文表述，一是以随文脚注的形式，原原本本地将自己引用的原著、作者、版本、页码、出版时间、出版地点以至译者、发行商、最初发表处等等一系列必要的信息一览无余地直陈纸上。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引用时，还对某些被世人讹传谬植的著作者、原文做了细心明确的匡正纠错。而《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学说史》，则最典型地表示出马克思对在剩余价值学说发展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贤们的尊重，为学人们树立了堪称经典的规范楷模。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人观点的尊重，还表现为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们的一贯立场是，丝毫也不去干预党的内部事务，除非是必须纠正已经犯了的错误，而且也只限于理论方面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46]。

恩格斯范文篇2

　　马克思、恩格斯自创立唯物史观之时起，即已在理论上敏锐地注意到了派生性社会发展的问题，并开始着手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尤曾提请人们“注意”：“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等等。并认为这是“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p111-112)马克思的这一提示，同时也正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的自我确认。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自始就是原生论与派生论相统一的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原生性社会发展理论领域实现了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历史转变，而且同时也在派生性社会发展领域内创立了唯物史观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唯物史观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在文明传播理论中首次引进和发展了一套关于社会结构的比较有效的理论观念和分析方法，即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和方法。(注：目前，学术界在如何理解和评价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础理论方面，颇有争议。笔者在这一问题上也有自己的一套观点。但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理论论述和历史分析基本上并未触及到我们对于这一基础理论的传统理解，所以本文也不打算在这一方面发表意见。)这样，它就大幅度提升了现代文明传播理论的历史解释力，并为学术界关于文明传播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宏观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实际上又只是他们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轨道上对于现代文明传播理论的一次尚未完成的理论探索。马克思、恩格斯虽已初步地提出了唯物史观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却还未能使之进一步地上升为一整套明确、系统的理论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只是散见于他们关于文明传播的各种具体的历史论述及其所包含的少量分散的理论论述之中的，这一点尤给后人重新发现、发掘、研究和比较完整、准确地阐明这种派生性社会发展观带来了莫大的困难。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相继逝世后，他们已经初步提出的这种本来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型文明传播理论，便被国际学术界长久地遗忘了。作为原生论与派生论的辩证统一体的经典唯物史观，事实上早已被苏联的理论家们彻底地误读为了一种在基本理论的层次上只讲原生性社会发展、不讲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单纯原生论的唯物史观”。这就不仅形成了近百年来唯物史观研究中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的理论误区，导致了近百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在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东方社会、殖民征服、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等一系列有关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论述与理论论述的过程中的大量的理论失误、严重的理论混乱和许多不必要的理论争论，而且更极大地缩小了唯物史观的适用范围，严重地削弱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解释力，并从根本上误导了我国的历史学和历史理论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道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特别是在全球性社会革命的历史时代，由于人类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以人类文明的发展事实上总是首先由少数或个别社会率先创造了新文明，而后才又通过这种新文明的广泛传播而使多数或绝大多数社会逐步地上升到了这种新文明。这种从点到面、从新文明的创造到新文明的传播、从原生性社会发展到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社会发展方式，不仅在近几个世纪的世界工业革命时代是这样，而且在数千年前的世界农业革命时代也是这样。因此，在一切历史观中，惟有那些原生论与派生论相统一的历史观，才有可能是真正具有广泛的历史解释力的历史观。“单纯原生论的唯物史观”阉割了唯物史观所固有的派生论的方面，致使唯物史观的真正有效的适用范围几乎只能局限于原生性的社会发展进程，特别是只能局限于少数或个别社会的原生性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这就使其在面对大量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时不能不一筹莫展，直至碰得头破血流。譬如，运用这种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单纯原生论的基础理论，我们便根本无法解释和说明：为什么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处于各种极不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忽然都中断了自己原有的社会变迁、社会发展的道路，而普遍地走上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为什么我国也只是在19世纪中叶才开始在外力的作用下转而走上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由我国国内生产力的发展而独立自主地走上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历史道路？……以迷信人类各社会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能力为特征的“单纯原生论的唯物史观”，事实上早已遭受到了与之完全相反的大量历史事实的无情嘲弄与彻底批判。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努力重建和发展以原生论与派生论的内在统一为特征的现代历史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的理论任务。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原本就是原生论与派生论相统一的历史观，也是我们赖以重建和发展具有这种特征的现代历史观的一笔很可宝贵的思想资料。同时，研究和恢复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社会发展观的历史原貌，也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因此，本文拟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有关论述为基础，着重从以下六个方面分析、研究和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以使经典唯物史观的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面貌，从总体上重新得到应有的恢复与展现。

　　一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普遍性

　　所谓派生性社会发展，实质上就是通过文明的传播和吸纳而实现的社会发展。派生性社会发展究竟是贯穿于人类各大历史阶段的一种普遍的、常规的历史现象，还是所谓前世界历史时期的一种偶然的、特殊的历史现象？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派生性社会发展研究中所曾面对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逻辑的演绎，而是在于历史研究。所以，虽然囿于19世纪中叶历史科学的发展水平，他们确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误认为：“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p61)但随着历史学界和他们本人的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他们后来已对此做出了重要修正，并由此表明：派生性社会发展并不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的、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一种广泛地存在于人类各大历史阶段的普遍的社会发展方式。派生性社会发展一部分是“通过移民和比较发达的民族影响比较不发达的民族来实现的”(p332)，另一部分则是借助战争、征服和民族同化的形式而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他们对于人类各大历史阶段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论述，具体地展现了他们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普遍性的重要思想。

　　首先，关于原始时代的派生性发展，马克思指出：“像人们在秘鲁所看到的那种共同生产和公有制，显然是这样一些征服者部落所导入的和带去的派生形式，这些部落在其故乡曾经习惯于一种古代的更简单的……公有制和共同生产。看来我们在克尔特人那里，例如在威尔士所遇到的那种形式，同样是带到那里去的，也是派生的，是征服者带给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被征服部落的。这些制度由一个最高中心加以完善和系统地造成，这证明它们的起源较晚。”(p489)可见，在他看来，早在原始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及人类各社会之间的相互交往，即已反复地造成了从原生性社会发展到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转变，因而也就使派生性社会发展已经成为了人类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其次，关于奴隶制时期的派生性社会发展，恩格斯曾经指出：一方面，“罗马的行政和罗马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p144)，奴隶制国家为着自身的利益迫使原始民族上升为“只是由于异族的压迫才被强迫提高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民族”(p329)，这在当时曾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另一方面，亚历山大对于广大文明地区的征服，也产生了进一步传播文明和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如果亚历山大……也是一些像泛斯拉夫主义者……那种软心肠的人，那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p333)不仅如此，“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p211)。而罗马帝国的现实性的一个基本方面，就在于它对于意大利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具有文明传播意义的征服与统治。

　　再次，关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派生性社会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西欧，“英国和那不勒斯在被诺曼人征服之后，获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p82)，这种“导入英国的封建主义，按其形式来说，要比法兰西自然形成的封建主义较为完备”。这种通过征服和文明传播所实现的“异常迅速”的发展，就是一种“派生的”历史发展。(p489-490)在中欧，“自从查理大帝时代以来，德意志人就十分顽强地力求征服欧洲东部，把它殖民地化，或至少文明化”。“德意志人并吞其他民族的趋势过去一直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当日耳曼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作为独立民族生存的团结一致的大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p541-542，571-572)在东欧，“俄国和东方相比确实是进步的。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对于巴什基里亚人和鞑靼人，都是有文明作用的”(p285)。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具体地阐述了欧洲中世纪时期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普遍性。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派生性社会发展不仅存在于前资本主义时代，而且更广泛地存在于近代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发表的关于“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的论述，实际主要就是为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派生性发展而作出的理论提示。这一点，我们在《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有关论述中，即可得到充分的印证。(注：这一事实也表明，杨耕先生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只存在于前世界历史时期、世界历史形成后它即为“社会发展中的超越形态”所取代的观点(《社会发展中的内源发展、派生形态和超越现象》，《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至少也是对于马克思的一种严重误读。事实上，一切发展性社会的派生性发展，同时又都是超越性发展。而一切非发展社会的派生性发展，则又都不是超越性发展。世界历史形成前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派生性发展，都是程度不同地普遍存在的。因此，对于所有这些派生性发展的最周延、最科学的命名，只能是将其统一地命名为“派生性发展”，而不是将其命名为“超越式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派生性社会发展方面，曾经发表过大量的论述。而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派生性社会发展，除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居于次要地位派生性社会发展外，实际主要指的就是落后国家(包括东欧国家)在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所实现的派生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向落后国家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正是这些落后国家接受和发展“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这种派生性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世界范围内的派生性的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历史过程，因而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基础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尤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英国发明了蒸汽机，英国修筑了铁路，而这两件东西，我们认为，却抵得上一大堆思想。就是这样！英国发明这些东西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全世界呢？法国人自吹他们到处传播文明，尤其是在阿尔及尔。那么，在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传播文明的不是英国，又是谁呢？……至于18世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卢梭、狄德泰和达兰贝尔等阐明的那些思想，不是首先产生在英国又是产生在哪儿呢！”[15](p424-425)诚然，这种派生性资本主义革命在很大的程度上同时又是一种十分痛苦的历史过程，但这只是因为，在这一历史阶段，“人类的进步”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p75)。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认识，也曾一度有所改变。但他们仍然始终如一地认为，如果落后国家没有机会走上派生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道路的话，那么，继续沿着比较痛苦的派生性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道路向前发展，也仍然是一种积极的历史进步。

　　最后，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通过派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构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既然俄国等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本身就是派生的，那么，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衰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也已在西方形成、进而西方也已完成了原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原生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际条件下，俄国等落后国家也完全有可能(甚至是必然)通过汲取现代文明的一切成果，而直接走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派生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道路，并由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普遍性的全部有关论述表明，在他们看来，派生性社会发展无疑是贯穿于人类各大历史阶段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发展方式，因而唯物史观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也就并不是一些无关宏旨的次要的理论观点，而正是其整个唯物史观的一个具有广泛的历史普适性的基本组成部分。

　　二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跳跃性、非跳跃性与历史必要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由于人类各社会所面对的自然、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各不相同，所以一部分人类社会按其所拥有的内在潜力来说，是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从较低级的发展阶段上升到较高级的发展阶段的发展性的社会，而另一部分人类社会按其根深蒂固的内力匮乏状况来说，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这种历史发展的非发展性的社会。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格局中，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又都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向派生性的社会发展——尽管这两种社会的派生性社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各不相同的。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认为，对于发展性社会来说，在原生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任何新文明都只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文明发展过程的最终成果，所以跨越某个或某些文明发展阶段的原生性的社会发展，事实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而在派生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对于发展性社会来说，任何派生性的社会发展实质上总是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发展性社会通过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自己原本需要经过某个或某些或长或短的文明发展阶段方能创造的文明成果而得以实现的跨越性的历史发展，所以跨越性发展又正是一切发展性社会的派生性社会发展所固有的本质特征。譬如，在欧洲，英国的封建主义就不是基于自身的原生性的社会发展而“自然形成”的，而是经过诺曼征服而从法兰西“导入英国”的。(p489)英国在这一派生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广泛地接受了外来的封建主义，因而也就基本上省略和跨越了自己原本所要经历的原生性的封建主义形成期，实现了本国封建主义的加速发展。英国社会的派生性发展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世界历史中的其他各种发展性社会的派生性发展也都是这样。沿着这一思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又提出了在外力作用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构想。这表明，这种理论构想的提出，并不包含任何一般历史理论层次上的重大突破，而只是他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对于唯物史观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所做的一种尝试性的具体运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发展性社会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跳跃性，不仅是这种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固有特征，而且同时也是这种派生性社会发展的主要优点之所在。马克思在论证俄国实行派生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上的可能性”时，即曾就此雄辩地指出：“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问他们：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机构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p431)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由于发展性社会的派生性社会发展内在地拥有历史的跨跃性，所以这种社会的派生性发展也是一种历史的捷径；经由这种历史的捷径，不仅落后社会将会获得“异常迅速”的发展(p80)，而且由于人类所必须经历的“卡夫丁峡谷”的相对减少，所以人类的痛苦历程也将随之缩短。

　　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认为，原生性社会发展和派生性社会发展，都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两个基本环节，都有其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一方面，一切原生性社会发展的世界价值或普遍价值，只有通过派生性的社会发展才能实现。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派生性的社会发展，没有各富有生命力的民族为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普遍传播，那也不可能通过普遍的加速发展和普遍地缩短人类痛苦的历程，而形成任何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普遍发展。因此，文明的创造，必须进一步地转向文明的传播；原生性的社会发展，必须进一步地转化为派生性的社会发展。“主张每个民族自身都经历这种发展(按：指原生性的社会革命)，正像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法国的政治发展或德国的哲学发展一样，是荒谬的观点。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而它们的世界历史意义，也像这些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样，便以此而告结束。”[9](p257)马克思在1845年春写下的这段话表明，马克思主义自始就是“主张每个民族自身都经历”全部原生性社会发展阶段的单纯原生论的有力批判者。

　　进一步看，马克思在其广阔的历史视野中不仅看到了发展性社会的存在，而且同时也看到了非发展性社会的存在。譬如，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只能产生于温带，而不可能产生于热带。[10](p561)这就表明，一切处于热带地区的古代社会，实际上都是不可能通过原生性的社会发展而进入自己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古代社会也就都是非发展性的、停滞性的社会。又如，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的过程中还曾认同过“东方社会的停滞性”的概念。他认为，“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而中国则像一个“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诚然，现代史学已经表明，马克思的这些观点确实包含了相当多的历史误判，但许多古代社会的非发展性，却仍然是为现代史学界所公认。

　　毋庸赘言，马克思既已指出了某些社会的非发展性，那么他在实际上也就是已经指出了这些社会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非跨越性。因为，所谓非发展性社会，实际就是不可能通过原生性的社会发展道路上升到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因而这种社会也就是不可能存在任何“跨越”其“原本所要经历的原生性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可能性的社会。所以，我们看到，马克思也从未使用过“跳越”、“跨跃”、“超越”这类词汇来描绘这种社会的派生性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近代印度、中国等落后国家的派生性社会发展道路的论述进一步表明，在他们看来，在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外部社会的推动下，这种落后社会固然也会走上派生性的社会发展道路，但它们的派生性社会发展却并非“跨越其原本所要经历的原生性社会发展阶段”的跳跃式发展，而只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而不得不转而走向其原本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社会发展阶段“强制转折型”的社会发展。

　　马克思站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对于这种“强制转折型”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必要性，曾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譬如，马克思在论述印度的这种派生性社会发展时，就曾写道：印度的农村公社“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它所造成的是一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消极的生活方式”；它使人们“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印度和亚洲社会的这种停滞性是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相矛盾的。因为，“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诚然，“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p67-68，70)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典型地反映了他对于这种非跳跃性、强制转折型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基本评价。

　　三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领域与类型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人类生活的各大领域，均有可能成为派生性社会发展的领域。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不同的派生性社会发展所涉及到的发展领域，却又总是千差万别的。在这其中，既有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全面的派生性社会发展，也有仅仅涉及到了少数或个别领域的派生性发展，更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其他许多形形色色的派生性发展。由此，也就形成了一幅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领域的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

　　派生性社会发展的领域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类型密切相关。派生性社会发展的领域的不同，在社会结构的视角上所形成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类型也就各不相同。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固然未曾以明确、系统的理论形式阐述过派生性社会发展的这种类型性差异，但在他们所阐述的各种具体的派生性社会发展之间，却已实际地包含和体现了一定的这种类型性的差异。特别是，他们已对这些类型性差异做出了某些初步的和局部性的理论概括，并已初步地形成了某些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比较朦胧的全局性的理论观念。

　　概括地说，从社会结构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派生性社会发展，主要包括了两种不同的基本类型，这就是：(1)以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性质和状况基本不变为前提的局部的派生性发展；(2)以一定社会吸纳了为其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所无力容纳的外来新质生产力为基础的全面的派生性发展。

　　关于第一种类型的派生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滞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同一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不同社会之间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便主要地表现为它们之间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内的这种差异。在这种历史格局中，对于那些只是在这两个领域内居于相对落后地位的社会来说，它们所应实现和所能实现的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派生性发展，便只能是这两大领域范围内的某些派生性发展，而决不可能同时又包括了生产力领域的派生性发展。譬如，诺曼人对英国的征服就只是在被征服社会——英国社会现存生产力的基础上给它带来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而并未给这个社会带来任何为其所无力容纳的新质的社会生产力。而这也就规定了，“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p83)。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观点表明，在他们看来，这种类型的社会发展，实际仍然是由原生性的生产力发展所规定的，而不是由派生性的生产力发展所规定的，因而这种社会发展也就仍然是以原生性为主、派生性为辅的社会发展。它的总体性质，实际仍然只是程度不同地包含了某些派生性社会发展成份的原生性的社会发展，而并不是以派生性社会发展为主导的真正的派生性社会发展。在这种总体上的原生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派生性社会发展实际只是嫁接或附着在原生性生产力所规定的基本发展轨道上的局部的、有限的派生性发展，而并不是以派生性生产力发展和派生性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发展为主体的比较全面、系统、深刻、彻底的派生性发展，因而这种派生性发展也就是未能充分地拥有和体现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全部基本特征的非典型性的派生性发展。在这种总体上的原生性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相对先进的外部社会至多只能沿着落后社会的原生性的生产力所规定的潜在的、可能的、或者往往也是现实的原生性的社会发展方向，而使该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得以以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形式、并由此而沿着派生性社会发展的道路而获得某种程度的加速发展，而绝不可能使该社会的基本发展方向发生任何要根本的改变，绝不可能使该社会跳过由其现存生产力状况所规定的可能的基本发展阶段而进入到与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绝不可能使仅在局部领域内居于落后地位的社会忽然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革命时代。这种社会发展在总体上所具有的原生性，致使其所包含的局部的、有限的派生性发展也能够在原生性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框架内获得比较合理的历史解释。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仅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种社会发展的理论论述，我们仍然不可能从对于唯物史观的单纯原生论的传统解读中解放出来。

　　关于第二种类型的派生性社会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人类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以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又必然会出现多数社会在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方面均从根本上全面落后于少数先进社会的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落后社会的派生性社会发展便必然是包括了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比较全面的派生性发展。这种全面的派生性社会发展充分地具备和体现了派生性社会发展有别于原生性社会发展的全部基本特征，因而它们也正是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典型形态。典型的派生性社会发展包含了一系列与马克思在《序言》中所概述的原生性社会发展理论相矛盾的基本特征，大面积地触及到了唯物史观的核心问题，因而具有很高的理论研究价值。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主要地也正是其关于典型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这就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典型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实际也正是其整个唯物史观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

恩格斯范文篇3

恩格斯范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品格/学术研究品格/学人品格/学人

　　【正文】

　　面对当前相当严重的学术失范现实，人们在思考“怎样的学术才是真正的学术，怎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学人，什么是学术研究品格和学人品格”诸问题。治理学术失范，规范学术研究，树立崇高的学术品格，已成为学人们以至全社会的共识。笔者认为，学术品格包括学人的学术研究品格和学人的个人品格两个基方面，二者是高度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品格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本文试以论之，作为对马克思逝世120周年的纪念。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品格

　　勤奋。勤奋是学术研究的首要品格。做学问要有深厚的知识积累，才能厚积而薄发、深入而浅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勤奋学习，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广泛汲取了自然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领域优秀文化成果，可以说达到了同时代人的最高水平，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仍然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再学习。恩格斯称赞马克思道：“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为了整理、修订《资本论》第二卷手稿，1869-1873年间，马克思以五十多岁高龄自学了俄语，对大量关于俄国土地关系的资料，“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打算在第二卷中“非常详尽地探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整理马克思遗稿时恩格斯发现，单是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立方米。

　　六十年代以来，由于多种严重疾病缠身，马克思感觉到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为了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前完成经济学著作，他一直跟生命、时间赛跑，“发狂似地通宵”工作，在《资本论》写作最紧张时刻，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在博物馆里钻研，每天夜间则在家中进行写作，甚至连给朋友写信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奴隶。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间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与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损失一点时间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不能中断我的工作。”恩格斯建议他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去旅行疗养，但他却说，“这对我来说，即使有钱去游荡，也是办不到的。”恩格斯也是一样，七十多岁时依然废寝忘食地工作，“经常一天工作十六小时，直到深夜。”

　　严谨。严谨是学术研究的本然品格。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真诚地表示：“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这位科学巨匠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有时到了几乎是苛刻的地步。1858年11月，他在给斐·拉萨尔的信中说：“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9]

　　马克思从1844年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开始研究经济学，还在1851年就打算用五个星期完成自己的经济学著作，1859年又表示用六个星期完成预计的写作出版任务，可是经过了诸多无端的阵痛后，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才得以问世，而第二、三卷则由于他对科学研究极端严谨的态度和穷困疾病缠身，终其一生也未能看到出版。拉法格这样评论道：马克思“从来不满足于自己的著作，事后总是要加以修改，并且总是觉得文字的叙述没有达到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人士的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第二手的材料，总要找原著核对，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英国博物馆去查阅书籍。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经不起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亚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尚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未经彻底研究的问题他决不随意谈论。凡是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决不出版。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于众的这种思想。”[10]甚至连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责备马克思在科学上过于认真：“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笔去写的”[11]，“他向来这样，总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齐全。”[12]为使《资本论》尽早出版，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把手稿分批交给出版商，但马克思坚决不同意：“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13]1867年4月《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马克思就着手修订第二卷手稿，计划在1868年春出版。虽然第二卷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就做过长时间研究，并且写有初稿，但是，这时马克思再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不仅阅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有关著作，而且仔细分析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材料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状况。然而，到1868年他却表示，“只要去年和1866年法国、美国和英国所进行的某些官方调查还没有结束，或者这些调查的资料还没有公布，我对它的最后加工就不可能完成。”[14]187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马克思认为，“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因此，“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绝不出版第二卷”[15]。直到1880年6月，他还是坚持“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16]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中肯地说：“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17]实际上，从1867年到1881年间，马克思共为第二卷写了七份手稿！

　　恩格斯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并不在马克思之下。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无论是写信、提建议，还是写文章，他都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始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时候，即使是校对印刷清样这样的工作，也决不马虎从事，总是仔细查对勿使有错，细致到“每一印张都要校对三次”[18]。十余年间，他校对了《资本论》第二、三卷以及其他著作数百万字的清样：“我已经很习惯于看两份校样，一份核对一般的意思，另一份校正个别的排印错误，如果没有这样作的可能，就要在文章中出明显的笑话”[19]，而“为了找出错误，我就得钻到通常的排印差错中去！”[20]他语重心长地教诲青年们，在同论敌进行交锋时必须严肃认真，批判既要有高度的理论水平，又要有经得起推敲的事实根据。他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多次指出：“您下一次的答辩，应当更加严谨”[21]，“这本书的文字……可以更严谨些”[22]。针对考茨基“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里下武断的论断”的不良学风，恩格斯严肃地指出：“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些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23]毫不奇怪，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那种“理解上的完全无能，或者是基于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所特有的、通常称作草率马虎的只凭记忆来引证的习惯”[24]深恶痛绝。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还表现为一贯坚持研究问题要了解历史，要根据原著掌握全部理论。1883年9月，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且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则象《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25]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要求：“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26]

　　求实。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实践服务、为人类服务。学人们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崇高社会责任，如果不能做到求实，学术就不能提高，社会就不能进步，文明就不能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反对空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他们看来，学术研究不应当为学术而学术，“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27]马克思在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28]。马克思光辉的一生完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资本论》的写作花了整整四十个年头，资产阶级的庸人们曾经指责马克思这样搞科学研究是不讲求实际，然而，对什么是实际马克思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却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惟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29]“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30]

　　创新，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发现，也才能引领学术潮流。马克思恩格斯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典范。

　　马克思最喜欢做的事是“啃书本”，而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马克思的阅读是以批判的精神进行阅读，马克思的“怀疑一切”，实际上就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就是创新。列宁评论道：“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31]这里，我们只举出一例。七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第二卷有关地租的章节，开始注意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问题。当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使这一工作继续下去时，正值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于是，这种业已获得的对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就被马克思用以指导俄国革命，这就促使他重新审视五六十年代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认为可以利用对农村公社生命力的信念推动俄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从而给相对沉寂的西方革命以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为后者创造无比顺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是与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看法直接相关的，特别是在把唯物史观机械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渐露端倪的时候，使马克思不能不把关于俄国等非西欧国家通过非西欧形式与途径通向共产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根据这类问题放在哲学历史观的高度给予应有的重视。为此，就必须通过对古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揭示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东西方社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具体进程。正是为着这样的目的，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不顾疾病缠身，潜心研究人类学，写下了大量的准备撰述原始公社及其解体的历史的著作的研究笔记——《人类学笔记》，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构想，使唯物史观深深地扎根于活跃的现实之中，更富于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人品格

　　学术研究重在规范。讲究规范，是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学人的基本品格。

　　推陈出新。学术研究贵在推陈出新，而出新的前提和基础是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举世公认的学术创新大师。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学术创新持极端审慎的态度，对动辄就构筑什么“体系”深恶痛绝。七十年代中期，杜林以社会主义行家兼社会主义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大喊大叫说什么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所谓的“新体系”不屑一顾：“‘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32]。

　　朴实无华。学术研究要朴素平实，不能故弄玄虚、作惊人之语，不去人为“炒作”、赶时髦。马克思坚持，“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33]早在1845年，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就辛辣地讽刺道：“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因为，他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34]，当然是毫无结果的，而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35]四十多年之后，恩格斯仍然对考茨基那种“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学究气给予严厉批评，对这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36]的深感厌恶。

　　谦逊诚实。学术研究要谦逊诚实，不抹杀前人成就：要尊重他人观点，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黑格尔，但他们并不否定黑格尔的历史地位，而是“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把他当作一条‘死狗’”的时候，“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37]。同样，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并没有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38]

　　马克思逝世后，有人出于善意不止一次地提到恩格斯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建议把马克思主义改称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或者直接称为恩格斯主义，对此种建议，恩格斯毫不犹豫地给予拒绝，并以无限崇敬的心情写到：“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余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39]并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40]

　　恩格斯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人所共知的，为写作《自然辩证法》，他在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阅读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大约百余部著作，内容涉及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考察了自然科学发展和科学发明创造的历史，提出了对未来自然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但是在《反杜林论》中，他仍然谦虚地说，“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脱毛’”[41]，甚至谦称自己是自然科学的“涉猎者”。[42]。

　　科学研究可以利用别人的成果，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对别人的成果胡批乱点。“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43]他们自己完全做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是他决不把别人的发现据为己有，而是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44]在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大量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他并未隐瞒，而是据实交代每一条引文的出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作家即使毫不重要，毫无名气，只要这个作家第一个提出某种思想，或作出最精确的表述，他就有责任指出这一作家的姓名。”[45]马克思引用别人观点或论据的方法，一是直接通过正文表述，一是以随文脚注的形式，原原本本地将自己引用的原著、作者、版本、页码、出版时间、出版地点以至译者、发行商、最初发表处等等一系列必要的信息一览无余地直陈纸上。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引用时，还对某些被世人讹传谬植的著作者、原文做了细心明确的匡正纠错。而《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学说史》，则最典型地表示出马克思对在剩余价值学说发展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贤们的尊重，为学人们树立了堪称经典的规范楷模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人观点的尊重，还表现为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们的一贯立场是，丝毫也不去干预党的内部事务，除非是必须纠正已经犯了的错误，而且也只限于理论方面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46]。

　　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的争论或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斗争不是无原则的，要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在某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47]，但斗争“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个别人之间的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这类争吵的东西)，……而应当在某个十分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发生”[48]。因为“同这些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争论”[49]，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别人挑起的无谓争论甚至诽谤、诅咒“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50]这里仅举出几个重要事例。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1874年，以俄国革命青年代表自居的特卡乔夫在俄国革命问题上挑起与恩格斯的论站。恩格斯认为，如果特卡乔夫“把我从来没有说过的……各种琐事都加到我头上，对此我是等闲视之的；但是，特卡乔夫先生要使德国工人对俄国状况具有一个完全歪曲了的概念，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对待俄国的态度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51]

　　马克思与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1877年，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发表文章，对《资本论》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趋势作了曲解，说马克思不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的观点，实质上是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庸俗化。马克思认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辱侮。”[52]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马克思明确地表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53]，彻底地澄清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杜绝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为捍卫《资本论》而与资产阶级学者进行的论战。1868年7月，马克思写了《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对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尤·孚赫在他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说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量是从巴师夏那里抄袭来的污蔑给予驳斥；1884年10月和1885年5月，恩格斯先后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言和《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戳穿了德国资产阶级讲坛社会主义者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谤言；1894年10月，恩格斯又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尖锐地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尤·沃尔夫在《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迷》中对马克思学说的肆意污蔑。

　　淡泊宁静。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54]学人要淡泊名利，甘于寂苦，拒绝物质诱惑，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方能做出学术精品、上品。真正的学人，不能在做学问与贪图物质享受间兼得，此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学人要用坚忍不拔、超乎寻常的意志与毅力去克服种种困难。在马克思看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55]

　　马克思是在常人难以想象、极端贫困的生活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的，而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却不得不长期从事那种使他什么也不能干的“该死的”、“可诅咒的商业”。从1850年开始，马克思就处在穷困潦倒之中，一直与面包房、店主、牛奶铺、菜铺、煤铺、疾病等“敌对的力量”斗争。1857年1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完全搁浅了……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的是，这回危机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56]。1857年12月，“经济困难比平日更加严重，因为已有大约三个星期，一切都必须用现金支付，任何一种赊帐都停止了，而同时我得到的钱，总有三分之二立即用于偿付旧债。”[57]1858年，马克思的境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恶化，为了筹钱，“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四处奔走和毫无效果的尝试上”，更使他痛苦的是，“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象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58]。1859年1月，马克思在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后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我没有手稿的副本。”尽管身处困境，但马克思仍然保持乐观的精神风貌，不失幽默地写道：“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59]1865年7月，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描述《资本论》写作时的生活与心情：“我已经有两个月完全靠典当维持生活，愈来愈多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难受的要求纠缠着我……整个这段时间我连一文钱也不能挣，……我诚心告诉你，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即使单纯从商人的观点来看，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也是不适宜的”[60]。1864年4月，当《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完成时，马克思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61]

　　旧世界给马克思安排了罕见的苦难生活，而马克思以勇敢的献身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困难作斗争，坚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在疾病的折磨和债主每天登门逼债的情况下，从1863年到1867年，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二、三卷新手稿的撰写和第一卷的修订出版工作。马克思自己承认，“可能从来没有一部这种性质的著作是在比这更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62]。深知《资本论》写作艰辛的恩格斯心痛地对马克思说：“使你长期以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63]。然而，呕心沥血写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由于缺乏资助只勉强印了一千册，所得稿费却不能补偿马克思写作时抽烟的烟钱。

　　马克思为了坚持公正的科学研究，虽然穷困与疾病伴随一生，但从不为物质利益所诱，不为权势所屈服。为了追求自由的学术研究，他一生不止一次放弃了得到丰厚收入的机会，颠沛流离，多次被专制政府驱逐，成了真正的“世界公民”，最后定居在他最不愿生活下去但对于学术研究却是最适宜的英国伦敦。1842年主编《莱茵报》期间，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出于恐惧，一方面下令查封报纸，迫使马克思辞去主编职务，另一方面又派人给马克思写信并当面游说，建议他到政府去任职，以获取功名利禄。可是，马克思宁可流亡国外继续革命斗争，也不接受他所痛恨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引诱：“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该报了。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64]，因为“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烦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逢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65]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在科隆时，普鲁士首相康普豪森通过一个朋友邀请马克思在自己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但马克思对这种拉拢根本没有给予理睬。1859年2月，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说：“近两年来，……由于需要抽出许多时间来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不得不拒绝(虽然很不乐意)人们在伦敦和维也纳向我提出的收入极其可观的建议。但是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66]1867年4月，俾斯麦派人游说马克思，“希望‘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67]，虽然生活非常贫困，但马克思对俾斯麦的拉拢毅然拒绝。1868年3月，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这样写到：“我的处境目前非常困难，因为我不能做一些可以补助收入的工作，而为了孩子又总要维持一定的体面。要不是还有这两卷该死的书一定要在伦敦才能写成的话，……我就会迁到日内瓦去，在那里靠我现有的钱可以过得很好。”[68]1872年3月，虽然当时生活仍很困难，但马克思还是拒绝了德国资产阶级杂志《现代》的多次撰稿邀请。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也从来不是为了发表和赚取稿费，而是为了把问题弄清楚。还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写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虽然“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69]恩格斯曾对考茨基那种“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而“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他一无所知”的做法“毫不宽容”，进行了“无情的批评。”[70]

　　马克思恩格斯学术研究不尚虚名，反对各种形式的歌功颂德甚至曲意逢迎。1868年7月，友人拟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在报纸上登一则宣传广告，马克思知道后“坚决反对”，并“认为这种事弊多利少，并且有损于科学家的品德。”[71]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威·布洛斯的信中说：“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72]1894年5月，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写道：“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73]

　　考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研究品格与推陈出新、朴实无华、谦逊诚实、善于争论、淡泊宁静的学人品格，是真正的学人们学习的光辉典范。与之相比，目前混迹于学术界的那些搞假、冒、伪、劣学术者是显得多么丑恶和渺小啊！真正的学人，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榜样，树立崇高的学术品格，大力创新学术，为中国学术的发展矢志不渝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24][32][35][41][42][50][52][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777，474，344-345，349，345，777，342，340.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1，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49.

　　[9][33][56][57][58][59][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0-531，545-546，546，92-93，226，326-329，370-371，550-551.

　　[13][30][60][61][62][63][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4，135，544，134-135，543，562，295-296，294.

　　[14][68][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1，551，526，561.

　　智慧的明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1.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26.

　　[10][27][45]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99-102，88，102.

　　[11][64][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2，443，439-440.

　　[12][18][19][21][23][25][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7，538，374，198，61，61，343.

　　[15][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5，424.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

　　[20][22][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01，434，238.

　　[26][39][40][44][48][49][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7，242，667，547，663，664，628.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41-142.

　　[3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285.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66.

　　[36][46][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11，225，221.

恩格斯范文篇5

　　科学研究可以利用别人的成果，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对别人的成果胡批乱点。“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43]他们自己完全做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是他决不把别人的发现据为己有，而是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44]在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大量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他并未隐瞒，而是据实交代每一条引文的出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作家即使毫不重要，毫无名气，只要这个作家第一个提出某种思想，或作出最精确的表述，他就有责任指出这一作家的姓名。”[45]马克思引用别人观点或论据的方法，一是直接通过正文表述，一是以随文脚注的形式，原原本本地将自己引用的原著、作者、版本、页码、出版时间、出版地点以至译者、发行商、最初发表处等等一系列必要的信息一览无余地直陈纸上。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引用时，还对某些被世人讹传谬植的著作者、原文做了细心明确的匡正纠错。而《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学说史》，则最典型地表示出马克思对在剩余价值学说发展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贤们的尊重，为学人们树立了堪称经典的规范楷模。

　　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人观点的尊重，还表现为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们的一贯立场是，丝毫也不去干预党的内部事务，除非是必须纠正已经犯了的错误，而且也只限于理论方面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46]。

恩格斯范文篇6

恩格斯范文篇7

　　恩格斯这些年被我们冷落了，而这种冷落不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传统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是“恩格斯视角”，其基点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表述，由此出发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后来的体系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主要采取了“青年马克思视角”，其基点是感性实践活动，由此出发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今天被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实践唯物主义”。视角转换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恩格斯思想的边缘化，以至于今天人们宁愿提说“马克思哲学”而不愿提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这样就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另做处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事情让人感到并不如此简单。人们首先需要正视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能否等同于从某一特定视角所观察到的面貌？是否存在某种绝对优越的观察视角，该视角的观察结果就等于或约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视阈是封闭的、有限的和同质性的，意味着“恩格斯视角”和“青年马克思视角”或此或彼，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视阈应是开放的、无限的和异质性的，意味着突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必以遮蔽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代价，反过来重视马克思的思想也不必以轻视恩格斯的思想为代价。我本人持后一种看法。我认为，恩格斯的哲学其实并不等于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定型的那个样子，其意蕴要比通常所估计的丰富得多。如果说上述两种视角易于呈现马恩二人的差异的话，那么一定还存在许多别的视角足以彰显二人的一致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也许正在这些异质性视角所复合出来的样态里。

　　恩格斯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阐释者。恩格斯系统建构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晚年，所反映的思想至少在著者本人看来应是最成熟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下述著作中：《反杜林论》(写于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年至1883年，1885年至1886年作了个别补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初)。这几部著作的时间跨度达十多年，是恩格斯50多岁到60多岁之间的作品，其中的思想保持着高度的连贯性。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或恩格斯所建构和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至少可以分为两大基本层面：元理论层面和对象理论层面。元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而对象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关“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法的思想。对后者的理解必须以对前者的理解为前提，而在剥离了元理论的情况下去把握对象理论，只能是舍本逐末。就此而言，传统的“恩格斯视角”其实只是恩格斯的对象理论视角，而不是恩格斯的元理论视角。

　　二、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

　　恩格斯明确提出“哲学终结”这个命题，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一部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在第二部分)。他说：“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先前那种想要在一套体系中穷尽“绝对真理”的哲学到黑格尔那里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而辩证的实证科学得以引领风骚。

　　在另外几个地方，恩格斯虽未使用“哲学终结”的字眼，但阐述的内容是关于“哲学终结”的。他在《反杜林论》中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指把历史和自然都看作过程——引者注)，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他还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作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使得哲学(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除外)变得多余。

　　上述两方面的表述角度不同，但中心意思相同，即：哲学的终结和实证科学的兴盛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对应的。具体说来，哲学之所以终结，在于它既是非实证的，又是非辩证的。非实证，意指往往以观念中虚构的联系代替可以观察到的真实的联系；非辩证，意指总想一网打尽“绝对真理”。哲学之所以刚好在黑格尔那里终结而不在其他地方终结，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将这种非实证又非辩证的“绝对真理”体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物极必反，另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在其非辩证的框架内使辩证法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充分的发育，从而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准备好了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与哲学的终结相对应的是实证科学地位的最大提升。实证科学早已有之，此前之所以不能代替哲学，是因为它虽是实证的，却不是辩证的，世界的辩证联系只得靠哲学去建立。在黑格尔时代结束时，实证科学自身开始了辩证化的过程，这就使得出现一种既实证又辩证的科学成为可能。如果科学既实证又辩证，那么，既不实证又不辩证的哲学显然就是多余的，至于虽不实证却还辩证的哲学(即作为思维学说的辩证法本身)则可以继续保留。

　　可见，在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中，其“哲学终结”观是一种“有限终结观”——终结那些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哲学，将它们的职权移交给辩证的实证科学，同时保留研究思维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哲学。在这二者之间，恩格斯还空出了一片重要的学科领域，这就是上述引文中提到的“现代唯物主义”、“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等类似思想和活动所居留的学科领域。这些领域究竟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恩格斯未加界说。

　　三、“哲学终结”的两个维度——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

　　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有着自身确定的内涵，该内涵是由两个维度共同加以规定的，即：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唯心主义的终结所开启的是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终结所开启的是辩证法，因而这两个维度也可以叫做唯物主义维度和辩证法维度。单就这一点而言，称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不错，而且十分恰当。但问题在于，恩格斯的这两个维度就其直接的含义来说，并不是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的维度，而是“终结哲学”的维度。如果不以“终结哲学”为前提，“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会被丢掉。

　　先看唯心主义的终结这一维度。什么是恩格斯要加以终结的唯心主义？即是：在研究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过程中，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真实的联系，或者说用思辨的联系代替实证的联系的那种哲学。这不仅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存在唯心主义和实证科学(亦即哲学与实证科学)的斗争。终结唯心主义和终结哲学是一回事，终结唯心主义的目的不是要建构一套唯物主义的自然体系和历史体系，而是要将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具体联系交给实证科学去研究。恩格斯的口号是“从事实出发”，他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实际上，恩格斯之所以要反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嘲笑杜林的《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就是因为他们都犯了将臆测的自然规律强加给自然界的唯心主义错误。因此，恩格斯在划分唯物唯心阵营时才这样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并声明有关用语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精神和自然界谁产生谁的问题不是一个靠思辨的玄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科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从前的唯物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合理性，不是因为它是哲学的缘故，而是因为它的结论接近于实证科学的结论。

　　接下来再看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维度。恩格斯批判形而上学的篇幅要远远多于批判唯心主义的篇幅。关于什么是形而上学，恩格斯说得很清楚：“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种形而上学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科学中，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设计、空想社会主义的绝对真理观，都是其表现。形而上学的终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一是作为哲学学说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前者，实证科学本身的发展正在导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终结。“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剩余价值规律，使得历史学科也发生了辩证的革命。后者，黑格尔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使哲学形而上学遭受了沉重打击。只要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他的僵化体系(亦即形而上学外壳)中解放出来，并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哲学形而上学(包括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丧钟就会响起。需要强调的是，实证科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不仅不意味着实证科学的终结，反而意味着实证科学因辩证化而获得新生，并且这种新生恰好又构成哲学终结的条件；至于哲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则仅仅是哲学自身的终结。所以，形而上学的终结不管具体形式如何复杂，归根到底仍然是哲学的终结，而不是用辩证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哲学体系去取代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更不是拿这种哲学体系去替代实证科学。

　　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看成哲学的终结的两个维度，对于准确把握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离哲学的终结来谈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只会导致黑格尔式的体系哲学的重建；即使这种体系既唯物又辩证，也与恩格斯的本意大相径庭。

　　四、“哲学终结”的两个领域——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

　　对“哲学终结”来说，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是两种学说类型和两种思维方式的终结，而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则是两大学科领域的终结。或者说，前两种终结涉及的是“哲学终结”的内涵方面，而后两种终结涉及的则是“哲学终结”的外延方面。这里所说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特指那种以哲学方式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学科领域，终结它们不因为别的，只因为它们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渊薮。就此而言，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也可视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的落实。

　　关于自然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了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自然界客观存在着一套辩证联系的规律系统，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无异于该系统的思想图画；描绘这一图画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这种描绘必须是经验的和实证的，二是这种描绘必须是辩证的；自然科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二者兼备，但自然哲学则永远不可能具备前一个要件，因此必然被自然科学所取代。可见，恩格斯所要终结的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哲学理论，而是自然哲学这一学科。

　　历史哲学的问题首先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质。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标榜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可是由这些华美约言换来的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空想社会主义自命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最终也不免“陷入纯粹的空想”。(注：参见《反杜林论》“引论·概论”和“社会主义·历史”等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黑格尔虽然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但“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历史哲学由此进一步暴露出了它的唯心主义性质。有鉴于此，恩格斯指出：“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对这种规律的揭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这一严格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学说都不再是哲学，而是历史领域的实证科学，或者说，它们的高明不是因为它们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而是因为它们已经跟哲学划清了界限。当恩格斯说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时，当他将“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对举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哲学”，因为哲学“已经死去”。

　　总结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认为，“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恩格斯的心目中，关于自然界和历史的哲学，不论它所试图建构的是局域性联系还是总体性联系，因其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其使命都彻底结束了。

　　五、“哲学终结”的前提与限度

　　前已述及，恩格斯的“哲学终结”观是有限终结观。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以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基本前提，二是它为哲学保留了思维领域这块地盘。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关联的。

　　跟多数哲学家一样，恩格斯坚信“思维和存在的一致”。他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什么是恩格斯所说的被正确认识的规律呢？这就是而且只能是辩证法的规律。在恩格斯的用法中，“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是不同的概念。关于“辩证法”，他有几段经典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关于“辩证法的规律”，也有相应的表述。“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个系列的规律(指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引者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将“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有意加以区别，是为了说明“辩证法”是一种认识、一门科学，“辩证法的规律”则是一种客观存在，“辩证法”是对“辩证法的规律”的反映。这种区分跟他对“主观辩证法”(或“概念的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或“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区分是相联系的。关于后一种区分，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

　　在这里，恩格斯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是否根据上述看法，研究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就应该是属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任务，而研究主观辩证法的任务则继续由哲学来承担？但从他反复讲“辩证法是科学”这一点不难看出，直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辩证法规律的那种“辩证法”，或者说“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那种“辩证法”，甚至更明确地说，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恩格斯本人的自然辩证法在内的这种“辩证法”，肯定是科学而不是哲学。那么，什么是作为哲学的辩证法呢？或者说什么是作为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的辩证法呢？甚至更明确地说，什么是恩格斯留给哲学作为保留地的辩证法呢？恩格斯没有讲。虽然如此，他的意思却比讲出来还要清楚，那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是其革命的方面得到了恢复而唯心主义的装饰被摆脱了之后的辩证法。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恩格斯说：“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得到唯物主义的改造，其作为主观辩证法跟由实证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辩证法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东西。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就不是继续在“主观辩证法”即哲学方面下功夫，而是在“客观辩证法”即科学方面下功夫，包括在“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方面下功夫，正如恩格斯本人在“自然辩证法”方面所示范的那样。

　　这样一来，在恩格斯这里，“哲学终结”的限度就一目了然了。首先，对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或者说对一切关于外部世界的哲学，都要加以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经验的、实证的和辩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这些科学所揭示的规律，一定是合乎并表达了辩证法的，不过，它们并不直接讲辩证法本身。其次，“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间，恩格斯用“学说”一词而不用“科学”一词，正好表明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仍然是“哲学”而不是“科学”。至于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同保留，只是因为前者相当于思维领域的初等数学而后者相当于高等数学。与科学的规律(即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或外部世界的规律)只是合乎和表达辩证法不同，哲学的规律(即思维规律)是关于辩证法本身的。最后，在哲学的终结和保留之间，在科学的规律和哲学的规律之间，实际上还存在一个特殊的地带，即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法和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唯物主义，或者说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

恩格斯范文篇8

　　〔关键词〕恩格斯；历史辩证法；主体创造；发展合力；自然过程

　　恩格斯历史辩证法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阐释，科学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显示出新的时代特征和理论品质。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继续坚持恩格斯历史辩证法思想，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从自然辩证法到历史辩证法

　　（一）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只有历史辩证法，马克思本人不承认自然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只存在于人类社会，自然辩证法只是恩格斯的杜撰。这一观点有意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割裂开来，变相地制造“马恩对立”。在社会发展客观性的论证上，恩格斯的历史过程理论经常遭到误读，被指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非主体的自然历史过程。以上观点是缺少依据的。马克思确实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用来公开阐述自己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但是，如果我们就此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中没有辩证法，就显得太片面了。有学者研究指出：“马克思是以研究自然哲学的方式登上理论研究舞台的。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通过揭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自然哲学上的差别，已确立了物质自我运动的科学原则，初步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1〕马克思不仅关注人文社会科学，也对科学技术和自然辩证法给予了专门关注，留下了大量“科学笔记”，开展了自然辩证法思想实验。在反对庸俗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讨论过自然辩证法研究计划。在马克思早年的部分著作中可以找到他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思想萌芽，也可以找到他关于自然界的物质统一性以及自然过程的辩证性的一些论述的源头。比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论述了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和自然界物体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这足以说明，马克思早就有了自然辩证法的思考，只是这些零碎的思想未能系统化、完整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恩格斯作为马克思思想的继承者，他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恩格斯一旦产生涉及自然科学或是自然辩证的思考时，就会和马克思商议，相互讨论、相互补充，以达成共识，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关于“自然”的哲学含义问题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讨论的重点问题，他们认为自然是具有双重含义的，它与唯物辩证法中关于矛盾的特点有一定的相似性。首先，自然是具有普遍性的；其次，人类社会领域内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是不能忽视人类社会这一前提的。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自然的特殊性，而恩格斯则强调自然的普遍性。但不论怎么说，他们一生都很重视自然科学领域中相关哲学思想的探索与深化。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书信往来中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两人还交流了一些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问题。马克思曾说：“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2〕但由于各种原因，马克思最终没能实现这个愿望。令人欣慰的是，恩格斯帮他实现了这一愿望。（二）关于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关系。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自然辩证法，他们认为，在没有人参与的自然界，也就不会有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马尔库塞认为，真正的自然辩证法是自然的统治和人的统治联合在一起的，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脱离了人的历史活动。萨特说，自然辩证法是不需要验证或是被逻辑证明的。我们认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是来自于实践第一性的需要，而不是旧唯物主义那种机械直观的复制，更不是无中生有。人与自然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皆来自于人的实践需要，这样才能提升科学的进步水平。同时，恩格斯发现，自然界不可能脱离人的实践活动而独立存在，人在自然面前具有主体的能动作用，因为“只有人能够做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3〕。恩格斯在论述自然辩证法时，其主要意旨是将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作为研究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前提，而不是将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对立起来。原因在于，只有个体将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于头脑中时，才能保证其唯物主义性质。离开自然辩证法谈历史辩证法，不仅难以把握社会历史的基本特征，也无法正确认识世界的本质。（三）关于恩格斯历史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在抨击恩格斯时，都会不自觉地把它与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加以比较，认为恩格斯错误地运用了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把辩证法推广到了社会历史领域，并将恩格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都归于唯心主义范畴。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对恩格斯思想影响深远，可以说，恩格斯历史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扬弃与超越。黑格尔认为，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本质上是精神理念，这种自我精神异化的结果，导致我们在认识自然界的时候，只能看到它的逻辑性，并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之分，只有相互共存的循环，随之用概念化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逻辑，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最后的结果只会是没有新的发展的逻辑空洞。恩格斯历史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有本质区别：首先，恩格斯不仅肯定人的主体创造性，还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性。其次，恩格斯历史辩证法主张从现实的个人的实际状况出发，探究现实个人创造的历史，进而把社会历史中的主客体统一起来。而黑格尔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只不过是绝对精神发展的历史。恩格斯赞扬黑格尔的辩证法以一种特别的形式说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问题，但是这种特别的形式从本质上来说是思辨的、逻辑的和抽象的。可以看出，恩格斯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有着明确的界限，恩格斯关注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建立在完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并没有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思想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恩格斯历史辩证法存在两大基本逻辑：它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把本体论和世界观作为基本维度；它以科学的实践观为理论基础，从而形成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最终指向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恩格斯历史辩证法的科学内涵

　　历史辩证法有力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内在要素的辩证关系的哲学理论。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将唯物辩证法在历史领域进行了延展和应用，阐发了“历史的主体创造理论、历史发展合力理论、历史的自然过程理论”的基本观点。（一）历史主体创造理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4〕，历史主体性就是既突出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又认识到这种能动性的发挥所受到的历史制约性。恩格斯认为，历史辩证法的历史主体创造理论并不是无条件地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人的主体能动性不能盲目地自我放大，必须沉浸于现实的历史条件之中（这种沉浸并不是淹没），进而真正达到尊重客观条件与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统一。恩格斯指出，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取决于人们对历史条件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尊重和把握程度。为了能够顺利地理解恩格斯所强调的既“唯物”又“辩证”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必须理清“历史规律”的问题。恩格斯的历史辩证法主体创造理论认为，人们对于历史规律的遵循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可以说，主动地遵循历史规律，就是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创造历史”。恩格斯历史主体创造理论是一种关于事物自我超越的“能动性”学说。黑格尔认为“实体”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在这里就能体现出人的能动性。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能动性思想十分重视，他认为“主体”便是这个“真实的东西”，这也就是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思想。实体体现出的能动性需要进一步转化，也就是主体能动性必须诉诸实践。而这种能动性在实践性上是如何体现的？对此问题的回答是恩格斯主体创造理论的又一大突破。恩格斯认为，历史辩证法在考察实践能动性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事物自身的特点和现实事物的自我扬弃，才能达到主体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在此，就得注意两个问题：首先，主体应该通过自身能动的实践性沉浸在客体之中，主体也只有通过客体才能证明自己。其次，客体事物的特征也决定着主体实践的发挥程度。人们所进行的历史活动不仅包括人们所从事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还包括人们所从事的精神活动，如文学、艺术、宗教、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等相关活动，这些活动与前人遗留下来的和已有的思想状况及文化环境息息相关。恩格斯曾指出，人们的活动都是带有目的性和方向性的，当人们认识到历史发展规律的时候，就会更加主动地利用历史规律，也就是有目的地利用规律为人类自身服务，社会力量不再是一种完全盲目的、起着破坏作用的力量。（二）自然历史过程理论。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不是“自然历史过程”的奴隶，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完全干预这一过程，使之最有利于人类发展。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5〕。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意味着，随着生产力的自然发展，必将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一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它确证了社会历史过程的客观本质和客观规律，旨在说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对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唯意志论有一定的作用。在传统哲学的诠释框架中，社会发展就像自然界的运转一样。其实不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完全是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经济形态”只存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恩格斯继承并弘扬了马克思自然历史的这一精神，他指出，经济发展呈现出的那种盲目力量支配的非主体发展状态是非科学的，他明确反对人类历史是完全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了“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6〕254历史唯物主义命题。恩格斯指出，“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6〕254，“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甚至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极大的出入”〔7〕。然而，由于人们的目的不同，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这些矛盾相互交织着，在历史领域创造了一种与无意识自然世界（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完全相似的局面；必然性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历史不决定于“个人的意志”，而是决定于它们的合力，即所谓“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恩格斯曾严肃地说过，“各个人的意志……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8〕。既然“自然历史过程”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或由人本身的活动所构成的过程，那么，人就必然会用自己自觉的实践活动去干预这个“过程”，使这个“过程”在自己设计的因而也是最有利于自己理想实现的轨道上前进，使此“合力”向有利于全人类特别是劳动者的方向倾斜。自觉地投身和积极地干预“自然历史过程”，争取这一过程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来进行，这才是恩格斯所倡导的自然历史过程。（三）历史发展合力理论。在《致约•布洛赫》和《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对“历史合力”的根源和内容作了整体和系统的概括。恩格斯的概括通过客观性和社会主体间性两个层面展开，阐释了“历史合力”是现实生活的客观性和社会主体间性的辩证统一。恩格斯认为，“历史合力”源于人们的生产领域，并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6〕604，“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6〕604-605.恩格斯作了以上论述后，接下来指出，“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6〕605-606.人们理解和阐释“历史合力”时主要集中在第二个层次上（即第二个“但是”所讲的内容），而从传统角度看恩格斯缺少对这一论述的整体思考。其实，在上面的论述中，恩格斯虽然把“合力”的落脚点放在了“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然而，从恩格斯所讲的两个“但是”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所讲的“合力”并不是孤立地指许多单个意志的对立统一，而是在整体上阐释了历史合力的客观性和社会主体间性的统一。恩格斯在分析历史过程的客观性合力时，把经济、上层建筑、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等要素作为有机整体，用历史辩证法阐释了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恩格斯指出，在历史进程中，经济、上层建筑、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等要素都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只不过它们所起的作用有差别而已，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法律、思想、文化、观念等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在整个社会结构的有机体中，每个要素都通过自身的历史继承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表现着自身发展过程的自变性。社会有机体中各要素的自变功能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每个要素的这种发展反过来又影响其他要素的发展变化，这种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是相互作用的核心内容，而反作用恰恰缺少的就是相互作用中的自变功能。恩格斯在反作用的基础上提出相互作用，这对理解历史合力论有重大意义。它表明，历史合力的客观性并不只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由反映与被反映引起的作用和反作用关系。除此之外，它还表现为经济、上层建筑、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等要素由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所形成的相互作用关系。正是反作用和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我们才能合理地解释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如何共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恩格斯把归根到底与每个人意志的合力统一起来阐释历史进程，为人们研究人类历史发展提供了这样的思路：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现实生活的客观性和社会主体间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历史是每个人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形成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创造的；另一方面，这种合力所取得的最终结果与人们所期望的东西是不一致的。这就形成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客观规律支配，但又受社会主体意志的牵制，人们只有在实践中把二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地推动历史的发展。

　　三、恩格斯历史辩证法的独特贡献

　　通过对恩格斯历史辩证法的阐释不难发现，恩格斯历史辩证法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虽然恩格斯历史辩证法受到了很多诘难，但恩格斯对历史辩证法的理论革新毋庸置疑。恩格斯对历史辩证法的贡献独特，实现了历史主体、历史客体和历史方向三大理论变革。（一）历史主体变革。历史主体是历史观的核心问题。换言之，各种历史观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历史主体的认识。恩格斯强调，人创造了历史，现实的个人是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即历史的主体性，这是认识历史主体的关键，也是理解历史辩证法的首要方面。科学的实践观是恩格斯历史辩证法的理论基点。正是由于把哲学建立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之上，我们才可以理解恩格斯历史辩证法的核心内涵。恩格斯认为，现实的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现实的人通过自己的能动性活动改变客观世界，历史是实践活动创造的过程。首先，通过实践活动，人们改变了自然，同时改变了主体本身，使自然具有人的属性，使主体越来越具有主体性。历史辩证法不仅从对象即感性方面理解事物，而且从主体和客体现实的统一性中理解事物，即将事物理解为实践活动。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不仅改变了自然，人类也得到了改造，使主体真正具有了主体性。这里的自然世界属于人类的自然世界，而不是纯粹的自然界。其次，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生成了社会，并使不同的人类社会在更大的规模上联系起来，把民族历史变成了世界历史。也就是说，人在实践活动中越来越相互发生联系，形成一个大的命运共同体。随之，全世界的人，不分种族、地域，都相互联系起来了，狭隘的地域性的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人，狭隘的民族历史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随着人们交往的扩大，“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9〕166，地域性的个人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普遍的人。最后，通过人们的主体创造，社会最终进入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恩格斯历史主体创造理论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相反，创造自己作为历史主体的历史的过程是一个多因素交织的过程。（二）历史客体变革。社会历史不仅具有主体性，而且还具有客体性。我们在强调历史主体性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和否认历史的客体性，二者是在相互联系中存在的，没有历史的客体性，就没有历史的主体性。恩格斯历史辩证法从客体视域出发，阐发历史辩证法的客体性，从客体性方面看，恩格斯历史辩证法即是自然历史理论。首先，现实的个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只有把人当作对象性存在的时候，人才是现实的。所以，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实际上也是一种客体性的存在物。其次，现实的个人以对象性活动来确证和表现自己，该活动主要表现为物质生产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把对象性的活动进行了现实化理解，把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把现实的个人活动理解为实践活动和物质生产活动，“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9〕147.最后，自然历史过程是有规律的过程。恩格斯确证，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恩格斯对历史必然性的规定即自然历史过程理论，就是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作为理论出发点来理解历史过程理论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恩格斯与马克思合著的伟大的历史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即“两个必然”的著名论断。恩格斯自然历史过程理论告诉我们，历史有一定发展规律的结论是不容改变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因而，我们既要把握恩格斯历史辩证法的自然历史过程理论，还要把握好其与历史主体创造的辩证关系，这是历史辩证法的根本要求。（三）历史方向变革。恩格斯历史辩证法认为，历史发展是一个前进的、上升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尽管曲折复杂，但这个过程最终的社会形态就是共产主义。恩格斯历史辩证法对历史方向根本变革的结论就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形成。当然，对共产主义不应该教条地去理解，必须从多个维度去理解，这样才不至于丧失其生命力。历史发展具有方向性。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社会的根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在现实社会中作为改造世界的能动力量，它总是随着历史主体的不断发展而具有不断向前的趋势。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在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将历史不断推向前进，这就说明历史具有方向性。共产主义理论是从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得出的结论，彻底的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一致的，并使共产主义真正成为阐释历史辩证法发展规律的科学。正是从唯物主义出发，恩格斯得出了必须对社会进行合乎人性的改造使其符合人性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及“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等概念，恩格斯历史辩证法把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坚持以历史辩证法看待共产主义，把共产主义看作实体与过程、现实与运动的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彰显与阐发。

　　〔参考文献〕

　　〔1〕张云飞。论马克思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实验〔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05）：111-12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78.

　　〔4〕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59.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