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创新引领 科技赋能

创新引领科技赋能篇1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这款设备的样机刚具雏形，就已处在业内人士的翘首热盼之中了。几家心急的印刷企业甚至带着需要赋码的印刷样张专程从外地赶到哈尔滨，在样机上进行试印；更有哈尔滨当地的药包印刷企业干脆直接把生产中的半成品药盒成批地运送到样机试制现场进行赋码；而第一台出厂的HQR500数字喷码机，也是经过几家印刷企业的“竞聘”，才最终落定在济南鼎丰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丰印务”）。

　　第一台HQR500数字喷码机在鼎丰印务正式投产后，麒锐科技随即召开了现场演示和技术交流会。药监码赋码领域的资深人士、深谙各种赋码技术的鼎丰印务总经理王智先生，结合麒锐HQR500数字喷码机在其公司的实际使用情况，分享了LED-UV数字喷墨小盒赋码工艺的技术特点和市场优势。该机的高效、低耗、灵活、便捷与高品质的赋码效果以及良好的高温稳定性，使参会者对这种创新工艺的市场前景寄予了厚望。

　　HQR500数字喷码机在济南演示会上的出色表现，让一直关注该设备的印刷企业一睹为快的心情更加迫切了。于是，在广州、海南两地经销商的高效组织下，麒锐科技的主创技术人员在总经理辛琦先生的率领下，又携HQR500数字喷码机辗转广州、海口两地进行了演示，并与参会者进行了广泛的技术交流。

　　演示交流会上，许多参会企业不是简单地来聆听麒锐科技的产品介绍，也不是袖手观看HQR500数字喷码机的演示，而是携带生产中困扰他们的产品样张，在HQR500数字喷码机上现场赋码以观效果。该设备快捷的换单操作、高质量的赋码效果、广泛的产品适应性、灵活高效的生产能力等，使参会者赞叹不已，当场就签下了多笔订单。

创新引领科技赋能篇2

　　2006年的钟声响起，送走了硕果累累的“十五”，在迎接“十一五”第一缕阳光之际，我们又迎来了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召开。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在这个科技工作者大喜的日子，我们向全市科技工作者和管理者，并向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科技工作发展的各位领导、社会各界朋友，致以新年的问候和祝福！版权所有！

　　刚刚过去的2005年，是“十五”时期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围绕建设美而富、和而强社会主义新九江的奋斗目标，团结一致向前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为九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有力的科技支撑。在这一年里，我们全力实施大开放主战略，拓展了科技合作与交流空间，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开放型科技工作格局。围绕推进大工业，加快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出现良好发展势头。继续大力推进“科技兴农”，开创了科技服务“三农”新局面，科技特派员基层创业行动取得明显成效。通过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和引导，全市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均大幅攀升，实现了73%的速度增长。

　　回眸“十五”，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十五”我市争取国家、省级各类科技项目350项，经费近2000万元，比“九五”增长95%。重点支持了国家星火有机硅产业基地和有机高分子材料、机电一体化、制造业信息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科研领域。全市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到70家，建立企业博士后工作站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3个、民营科技园3个。全市获得省市科技进步奖87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2项，省级13项。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市各级领导、各个行业特别是科版权所有！技战线的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为新时期我市科技事业实现新跨越新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006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建设美丽、富裕、和谐、强盛社会主义新九江的奠基之年。在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春天，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胜利召开，为科技战线送来缕缕春风，也吹响了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新号角。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们党综合分析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所处历史阶段提出的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我们科技工作的新任务，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新使命。展望未来，站在新起点，我们将紧扣我市“3+1”大战略，以蓬勃向上的朝气、敢闯敢试的锐气，开拓创新的勇气，为组织实施好“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起好步、开好头，努力开创科技工作新局面，为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再立新功。

创新引领科技赋能篇3

　　关键词　后发优势；跨越式发展；工业化道路

　　一、后发优势与跨越式发展的内涵

　　后发优势的研究最早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绝对优势理论。此后，学术界便从资源禀赋理论、区域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方面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美国的社会学家m·列维和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的理论。列维认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其后发优势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认识丰富得多。第二，后发国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第三，后发国家可以跳越先发国家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第四，由于先发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阶段，可使后发国家对自己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第五，先发国家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提供帮助。而格申克龙认为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后发国家能够利用发达国家经验，学习先进的成果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第二，后发国家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具有危机意识，从而为国家发起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思想准备。

　　跨越式发展的理论依据是后发优势理论。该理论的提出主要受到戴维·罗默1986年提出的“新经济增长”模型理论和世界银行总结的韩国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的模式启发。跨越式发展理论认为落后国家有可能追赶发达国家。社会发展是个自然历史进程，但不排除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它是指落后国家或落后地区，为了缩小与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差距，直接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主要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先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重点地区率先突破，并带动和促进其他行业、其他领域和其他地区快速跟进，最终实现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和国家发展水平整体跃升的一种新的发展方式。

　　二、后发优势与跨越式发展的关系

　　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它不等于跨越式发展。后发优势是跨越式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在巩固、创造和发展优势上下工夫，使优势真正转变为胜势，后发优势才能形成跨越式发展的充分条件。

　　(一)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首先，世界经济一体化为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趋明显，经济、贸易、资本、技术与信息的全球化，为后发地区引进先发地区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经验创造了条件。这些都为后发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其次，后发地区对外开放为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前提。后发地区的对外开放并不仅限于经济，它更是意识、行为和观念的开放。它不是单纯的进出口、招商引资，而是整体经济外向度的提升，是各个领域的对外合作与交流。后发地区通过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学习提高，把本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从而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可能。

　　最后，后发地区存在的要素禀赋优势为后发地区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要素禀赋的后发优势不是指后发地区要素拥有的绝对量、相对量或要素禀赋条件的好坏、优劣方面的优势，而是在于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后开发以及资本相对稀缺而形成的后发优势，这是一种后发性的比较优势。要素性的后发优势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劳动力成本低和资本相对稀缺。

　　(二)利用后发优势向跨越式发展转化的条件

　　1、后发地区具有良好的制度创新环境。制度是经济活动中内在的核心要素，制度创新是经济活动内生变量的核心，经济活动中的一切创新都要依赖制度的创新来推动和促进。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而不是技术、资本因素，制度变迁决定着技术变革，决定着资本的配置方式。因此，后发地区首先必须发挥制度创新的优势，深化改革，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才能真正推动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2、后发地区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后发地区经济落后、技术落后拉大了同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地区的距离，从而产生了可以跨越的空间。通过对先进地区的开放，使自己认识到与先进地区的差距，进而通过引进先进的因素特别是先进的科技要素，大幅度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实现超常规发展。如果后发地区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那么跨越式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3、后发地区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采取跟随战略的结果很可能是差距越来越大，被拉得越来越远。盲目的赶超战略违背经济成长规律，事与愿违，不仅不能实现总体上的经济赶超，而且还会扭曲资源配置，阻碍经济发展。渐进式、分步式的追赶战略即后发优势战略则是可行的选择。后发优势战略是通过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资本、技术、结构、制度等方面的差距，加速后发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其着眼点在于学习，力求通过模仿创新来实现经济追赶，后来居上。

　　4、后发地区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使落后国家和地区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参与国际竞争，而且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高素质的科研人员和高技能的熟练工人可以使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顺利进行，并使技术创新成为可能。落后国家和地区应注意人力资源的开发，其中用科技武装起来的劳动者的培训更为关键，这是跨越式发展实现的重要条件。

　　5、后发地区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市场潜力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市场扩张是任何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落后国家和地区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建设一些新兴的产业和部门以及对传统产业和部门进行改造，通过上述产业和部门的发展来带动经济的起飞，进而带动其他方面的全面进步，实现跨越式发展。但一个产业和部门的发展，除必须具备一定技术和设备外，更重要的是看该产业和部门的产品是否拥有市场或市场潜力。如果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那么将会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形成巨大的推动力。

　　三、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江西工业化跨越式发展

　　(一)后发优势在江西的一般表现。后发优势是在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并存情况下，发展中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发展相对落后的江西具有的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技术的后发优势。技术性后发优势表现为后发地区从先发地区引进各种先进技术，并经模仿、消化、吸收和改进提高所带来的利益。另外，后发地区还可以利用信息资源，在高新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后发优势不仅能使传统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还可以依托高科技人才，利用新信息在高新技术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对于江西来说，经济的落后、工业化的差距，直接表现为技术上的巨大落差和技术进步的缓慢。江西要加快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实现对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追赶和超越，必须要以更短时间和更低成本实现技术的持续创新和进步。而今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信息化日益普及，为江西发挥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创造了有利条件。江西要加快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实现比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更快的技术进步速度；同时，要在引进、消化、吸收过程中，不断培育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这是江西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2、制度性后发优势。制度性后发优势是后发地区向先发地区的制度学习，即效仿和借鉴各种先进制度并经本土化改进所产生的效益和益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决定着一种经济的激励结构、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及其运行方式，从而决定着经济变化的走向，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而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能够有效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效的制度安排，将会鼓励和促进社会的资源开发、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对于后发地区来说，经济落后的关键，在于制度的不合理。因此，学习、借鉴、模仿和移植发达国家经过长期实践积累和探索所形成的成熟、完善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使用的各项制度，并对之进行本土化改造，以较快的速度和较低的成本完成各项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实现较快的制度创新，是后发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3、要素禀赋的后发优势。要素禀赋的后发优势是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后开发以及资本相对稀缺而形成的后发优势。江西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禀赋方面具有的优势也是江西存在的后发优势的重要表现。

　　首先，江西的资本的后发优势主要是资本报酬递减规律所产生的优势。发达地区的资本丰富，而江西资本稀缺，因此，江西的资本收益率要高于发达地区。这就造成资本将从发达地区向江西流动，由此将会促使江西经济增长得更快。其次，江西由于经济落后，工资偏低，江西可以利用这种优势在一定的程度上抵消生产率低的劣势，这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在相关产业引进外地资本，从而加快江西资本积累的增长。最后，由于江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土地价格与沿海省份相比，较为低廉，而土地这种要素具有完全的不可流动性，所以地价的低廉就能够形成对投资的强大吸引力。

　　(二)发挥后发优势加快江西工业化进程。后发优势的客观存在，为江西工业化实现跨越式进程提供了机遇与可能，但是否得以实现，还有赖于制定符合江西省情的发展战略。

　　1、全方位对外开放。江西作为一个欠发达省份，要加快跨越式工业化进程，缩小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将是江西的后发优势与后发机会。对外开放是后发地区发挥后发优势的前提条件。后发优势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后发地区具有向广大先发地区学习的广阔空间和学习机会，即具有学习优势。江西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现存的先进制度、技术和成功经验可供模仿、借鉴和利用，从而可以降低经济启动时的要素投入成本、技术支持成本和风险成本，缩短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等方面自主创新和摸索的时间，促成落后观念的自觉转化，使江西跨越时间距离，呈现较高的发展速度，加快跨越式工业化进程。

　　2、发展含有“适合的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后发地区与先发地区的经济差距主要体现在对世界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开发利用上，后发地区的后发优势就在于能够利用前人的知识和技术存量，引进适用于本地区发展的技术，实现赶超战略。片面强调高新科技产业，把资源过多地配置到那些相当长时间还形不成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去，会导致资源耗费过大，发展成本过高，过早地丧失江西的比较优势。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江西还必须依靠劳动力成本低等资源禀赋这个比较优势，利用后发优势，大量引进现成的技术发展现代市场中含有“适合的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支撑经济增长，进而为经济发展积累资金，积累知识和技术，并赢得时间，从而得以逐步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形成真正的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高新科技开发与利用能力，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追赶”。

　　3、实行赶超型产业技术政策。江西要加快实现工业化进程和经济跨越式发展，在产业技术政策上必须要有新思路。国际和国内比较成熟、江西仍属发展初期的产业和技术，宜以引进技术装备为主；江西已经有一定基础的产业，重点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努力培养自主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一些国际和国内也刚刚起步的新兴产业，江西应该根据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以及相关产业基础情况制定相应战略，力争跟上先进水平，在某些领域形成竞争能力；在一些重要的战略领域，必须确立明确的战略思路，集中力量，在若干重点项目上形成突破，以保持相对的技术独立与技术领先。

创新引领科技赋能篇4

　　顺应趋势，科技赋能从支撑走向引领

　　同样是布局金融科技，不同机构亦有不同打法。交通银行顺应金融科技发展趋势，努力推动全集团科技赋能从“科技支撑”走向“科技引领”。首先，培育全行科技和数据思维，将科技元素融入业务全流程，并通过思维转变引领经营管理模式转型升级。其次，持续加大科技投入，2019年金融科技投入同比增长22.94%，制定并推进金融科技，2019年金融科技人员同比增加59.15%。再次，强化用户思维、产品思维、大数据思维，积极推动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塑造交通银行面向未来的金融科技优势。

　　智慧能力建设全面加强。一是实现信息技术架构向“集中+分布”转型升级，运行在开放平台上的系统达到98%以上。完成私有云体系建设，应用环境50%以上系统入云，资源供应时间从5天缩短至30分钟以内。二是打造一系列新技术平台。生物识别平台支持人脸、指纹、声纹等多模认证，并在手机银行、智易通等400多个业务场景实现服务接入，日均交易量达60万笔。图像识别平台上线对公开户、二代支付、惠民贷、ETC等业务场景100多类版面和内容识别，日均交易分别达2.9万和4.4万笔。图引擎项目完成所有对公客户基础关联关系图谱构建，安全运营中心（SOC）基本实现全集团推广，数据管理平台、智能语音平台等均取得阶段性成果，基本形成智慧输出能力。

　　赋能业务发展提质增效。按照市场、客户、用户有感的业务目标，充分应用科技赋能产品、服务、管理等各领域，并持续提升价值贡献。一是科技赋能产品。仅半年时间就快速推出凸显“以我为主”全新体验的手机银行4.0，较原版本交易平均耗時下降28%；月活用户突破2200万，日活用户超过430万，较原版本提高16%。二是科技赋能服务。围绕国家政策导向、业务发展战略，以金融科技推动服务实体经济、普惠社会大众质效提升。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线上业务分流率达到97.67%。优化企业手机银行线上开户功能，对公开户线上环节平均耗时从小时级缩短到十几分钟内。抢抓各地政府数字化转型窗口期机遇，推出海关“单一窗口”金融服务，为企业提供便捷的一站式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三是科技赋能管理。构建智慧风控应用体系，风险预警规则准确性提升至85%。建设智慧化授信管理，推广授信流程无纸化，实现授信申报流程效率提升约40%。

　　今年一季度，交行全面加持金融科技，凭借稳健的系统、有效的措施，为金融战“疫”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接下来，交通银行还将进一步做好IT架构转型、业务和科技融合机制构建、数据治理提升这3件大事，将科技融入经营管理全链条。

　　探索分布式转型，加强核心技术研究

　　交通银行基于服务客户、防范风险原则，深耕关键技术，积极推动信息技术架构从“集中式”向“集中+分布”转型升级。目前，已完成全部借记卡数据和高频交易从主机平稳迁移至开放平台，整个过程系统零停机、客户零影响。开放平台分流主机平台的借记卡交易量日常占比达50%，“双11”占比达90%，基本实现“双核异构双活”的稳定运行，解决了分布式数据处理及潮汐式业务增长的技术难题。

　　按照交行分布式架构转型实施的规划，在前期实践经验基础之上，将持续加强核心技术的研究。

　　一是核心业务系统应用的分批下移。选择借记卡应用作为整体下移的目标是基于借记卡具有数据量最大、日常生活最为紧密、时效性要求高等特点，更有很强的示范效应。通过实现借记卡应用的联机交易和批量下移，使交行具备核心业务系统应用全功能下移的能力，为核心业务系统全部应用的下移提供技术基础。

　　二是非核心业务系统应用的架构转型。以核心业务系统应用下移为突破口，以双核异构的技术路线带动关联业务系统应用从后到前依次进行技术架构的转型，对于高并发的关键系统采用简单分布式的结构，而对于低频、复杂的业务应用采用微服务设计，实现架构为应用、应用为业务服务的模式。

　　三是持续完善分布式数据库。面向银行核心业务系统应用的数据库基线版本，为各类业务场景的应用做好准备，深入数据库内核的研发；提升数据库的基础能力，支持80%以上SQL特性，完善优化框架，提升查询效率。完成产品化研发工作，使之具备规模化推广水平；持续建立和完善全链路智能监控、智能运维等数据库配套体系。

创新引领科技赋能篇5

　　关键词：文化产业；内生动力；发展；创新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1

　　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迎来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春天，提出了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制定出台的相关政策、规划和措施，形成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文化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热潮已然形成。但是我们也发现，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时间还不长，普遍存在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等矛盾和问题。到“十二五”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要实现“倍增计划”和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发展目标，激发文化产业的内生动力至关重要。文化产业只有通过释放自身的强大内生动力获能，才能解决阻碍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真正实现文化产业的健康和持续发展。

　　一、文化产业发展动力分析

　　一个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引导和支持的外在推动力，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政府大力扶持和提供各种优惠政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文化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的本质推动力仍在于产业自身的内在动力。从产业经济学角度来看，产业发展最重要、最持久的支撑，来自这一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其一，文化产业自身内在的发展需求和市场化运行机制是促进其发展的强大的内生动力。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文化产业内生式发展决定文化企业发展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在市场竞争中独立生存。文化产品和服务只有在与其他文化企业产品比较中取胜，并依靠成功有效的市场运营手段和方式才能够具有市场竞争力。因此，文化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市场需求、资金情况和科学有效的管理及决策机制，是决定其在市场中具有竞争力的内在关键因素，而这些都是仅靠政策支持无法达到的。

　　其二，在文化经济时代，创新在时尚变化和观念更新中引领者人们文化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创新是文化产业不断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创新业态、创新产品、创新服务，给传统文化产业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激发出了新的文化活力。因此，只有依托原创的创新和独特的创意文化产品才会具有真正的文化价值，更具特色和魅力。

　　其三，科技创新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要发挥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的作用，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当前文化与科技融合已成为全球新趋势，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新兴业态日益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正在对提升文化创新能力、催生文化新业态，发挥着日益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文化内容的创造已经大规模地与数字技术相结合，使得文化内容在技术形态中获得完美的实现。因此，在文化产业的发展动力构成中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发展是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重要动力。

　　二、提高文化产业内生式发展动力的对策

　　(一)以机制创新释放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较长时期以来，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是政府主导和政策推动，也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产业要实现快速发展，强化政府的引导和支持是必要的，但是，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情况下，未来的文化产业发展只有依靠市场自身的拉动作用才能使自身强大起来，步入良性的发展轨道。为此，首先要发挥市场的内生动力作用，强化市场对文化资源的配置能力，从以往行政性区域性的文化资源配置方式和机制，向借助市场进行文化资源配置转变。其次，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推进股份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施跨地区、跨行业、跨领域战略重组，进行文化产业结构升级也是释放其内在发展动力的重要方面。再次，在吸引国有大型企业投资文化创意产业的同时，应积极引导民间蕴藏社会资源进入文化产业领域，降低文化产业准入门槛，将潜藏于民间的资本力量、创业激情和聪明才智解放出来，激发社会对文化产业发展强大的推动力量，形成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

　　(二)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 激活文化产业发展创新驱动力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文化产业必须具备持续的创新能力，才能保持文化企业的竞争优势。传统文化业态正在与当代科技的融合中得到不断提升。出版、影视制作、报业传媒、演出会展业等传统文化行业，通过与数字化技术、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高新技术的结合，为传统业态的发展激发出无限的活力。在文化内容的创新上，创意不是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简单的复制和包装，而是注重将文化资源与现代文化结合，加入创新与想象，使文化资源符合时代文化需求，焕发出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实现对文化资源的再生利用和延续发展。例如，上海世博会的动态数字版《清明上河图》利用现代数字高新技术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再创造，为这幅名画赋予了新的文化生命和魅力。因此，推进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所需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进行攻关，提升技术与艺术、市场对接能力是增强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

　　(三)激发文化市场的消费需求动力，扩大文化消费

　　增加文化消费总量，提高文化消费水平，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首先，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自符合时代需要和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只有赋予产品真正的创意才可能吸引文化消费，才能激发出市场的消费活力。其次，注重创新商业模式，拓展大众文化消费市场，开发特色文化消费，提供个性化、分众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新的文化消费增长点。融入现代文化尤其是时尚文化元素，以切合当下文化消费需要。文化产业作为一种以创意为源头、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的绿色产业，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扩大文化消费，对于促进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积极培育文化市场，不断拓展新的消费空间，文化消费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作用才能更好的激发出来。

　　总之，当前正值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文化产业要乘势发展，做强做大，内生动力至关重要。通过解决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体制机制、产业结构等问题，融合文化与科技，增强文化创新能力，激发和释放文化产业的内生动力，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参考文献：

　　[1]管宁。最大限度激发文化产业内生动力[N]。福建日报，2011，12.

创新引领科技赋能篇6

　　关键词：创新人才学校；特别大学；科教；最低保障

　　一、我国经济、科技的现状及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取得了跨越式发展。200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30万亿，财政收入6.13万亿。国民生产总值位于美国、日本之后，而居世界第三位，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

　　2008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607万，在校生2024万，毕业生559万，授博士学位5万多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3.3%，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

　　两弹一星、载人航天、陆相成油理论、杂交水稻等，则标志着我国科技领域的丰硕成果。

　　然而，在取得这些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中国制造”总体水平仍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高性能的材料、核心部件和重大装备依然严重依赖进口，关键技术仍受制于人。

　　在具严谨、权威性的英国《泰晤士报》所评选的2009年度、全球最佳大学排名中，前15位均由美、英所占据，哈佛大学连续6年名列第一。前30名中，亚洲有：东京大学22名，香港大学24名，新加坡国立大学30名。另，香港科技大学35名，香港中文大学46名。韩国首尔国立大学47名。被誉为我国最高大学学府的清华、北京大学才仅为49和52名。

　　诺贝尔奖，是全球最高的科技奖，但我国至今尚无一人受此殊荣。该奖自1901年设立以来，已有816人获奖。其中，美国人最多，共309人。有8位华裔科学家虽获得了此殊荣，但遗憾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人是中国国籍。

　　为什么美国获诺贝尔奖项最多，主要是：美国在推动基础创新方面，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如，历来重视基础研究，营造相应的创新环境氛围，充裕的研究经费，优越的研究条件，吸引和凝聚世界优秀创新人才等。

　　诞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发源于德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及产生于美国的、以原子能、网络、信息化为主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为取得所有这些科技创新成果，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奖励措施，并且使之制度化，以激励所有人员的创新热情，促使人们崇尚科学，热爱科学，勇于创新。

　　当今的世界，美国提出，将科技研发的投入，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这一历史最高水平；欧盟则宣布，到2013年以前，投资1050亿欧元，用以科研；日本近几年科研的投入，一直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3%以上，并宣称，在21世纪的前50年内，要获30项诺贝尔奖。

　　二、关于改革、完善我国人才培养体制，加快我国科技创新的探索思考

　　(一)历史的简要回顾

　　翻开中国近代史的篇章，历史告诉我们，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国门被打开后，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依然没有清醒、深刻地认识到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及产生差距的根源所在，仍然妄自尊大，不思进取。而同期同样处于内忧外患、国情与“满清王朝”极为相似、于1854年被打开国门的日本，由于进行了自上而下、从内到外、一系列的、全面彻底的改革，即“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并发动了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侵略、占领中国长达8年之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警示。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先是1957年的“打右派”；随后，就是开始于1966年、并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同样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浩劫和灾难，其结果就是：国民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我国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而同期的世界，则是科技创新、成果累累的又一大发展时期。

　　(二)设立“创新人才”学校的探索思考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在取得跨越式发展后，迫切需要由粗放型向科技型，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而实现这一战略转变，就离不开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就必须有创新人才。

　　然而，当前我国在如何选拔人才上还存在误区，要求人才全面发展。我国的高考制度，也要求我们的孩子不能偏科，否则，你就进不了理想的大学。而这个年龄段正是一个人兴趣培养的阶段，所以，在你的父母、学校、社会及将来就业的压力下，你只能去“全面发展”，而某方面的优秀人才就很可能被埋没。

　　日本的益川敏英，其英语程度不佳，但他却是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的得奖者，他没有因为英语程度不佳而影响他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成龙是享誉世界的影视巨星，但如果你硬要他在数、理、化方面有所成就，不仅数理化方面他得不到发展，恐怕影视巨星的头冕也将与他无缘……

　　我国是世界体育强国，许多体育健将获得了奥林匹克金牌，为国家争得了荣誉。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巨大成就，就是因为我国有着一套较为完善、从小到大的选拔、培养、激励机制。我国的体育培训网络，覆盖了中华大地所有的城市、乡镇，建立了小学、初高中、大学；市、省、国家，逐步选拔、逐步升级、不同层次的选拔、培养体制。有的运动员，从几岁时就开始接受培训，他们的目标，就是在这一方面有所建树，有所成就。而若用“全面发展”的标准去培养，恐怕他们将一无所成。反过来，当优异天赋得以充分发挥的同时，又会促进个人综合素质的提高。

　　1.人才培养，要从娃娃抓起。在对绝大多数人实施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同时，对某方面的优秀人才、专业人才，应该建立像体校那样的选拔、培养体制，进行培养，使他们某方面的优异天赋得以发挥，并有所成就。

　　2.此类学校可以定名为“创新人才”学校(或可叫“特殊人才”、“专业人才”学校)。既可由一年级学起，也可稍大些设起，直至到高中阶段，尔后进入大学或科研阶段。

　　3.该类学校数量的设置：一、可以省为单位或几个省即区域为单位。以可招收的学生数量，确定设置一至几所或更多。二、若生员数量太少，可以所学专业不同，配置专职优秀教师、单独编班、专业授课，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附属于不同的初、高中学进行培养。

　　4.大学更应设置这样的专业学科。

　　总之，就是要借鉴、扶持优秀人才的做法，也可以借鉴我国选拔培养，体育人才的成功经验，建立培养创新人才的体制与机制。

　　(三)创办“特别大学”及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探索思考

　　1、国际一流大学成功的启示

　　创建于1209年的英国剑桥大学，共获得83项诺贝尔奖，位列全球大学获奖之首。被称为现代大学始祖的德国洪堡大学，创办于1828年，该校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验室、第一个研究所、第一个研究生院和研究生指导制度，并获得29项诺贝尔奖。连续6年、被《泰晤士报》评选为全球最佳大学排名第一的美国哈佛大学，创办于1636年，该校从仿效英、德，到独创新制，共产生了8位美国总统、40位诺贝尔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于1861年，在《泰晤士报》2009年度、全球最佳大学排名中，名列第二，至2009年，连续17年在美国理工大学中，排名第一，并获得了75项诺贝尔奖。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则产生了2位总统、4位州长和33位诺贝尔奖得主。以科技尖端、精英云集而闻名世界的美国“硅谷”，则是由于斯坦福大学的孵化孕育而诞生。

　　总结国际一流大学成功的经验，基本可以归纳为：一、充裕的资金(不管是国家投入还是社会团体、个人捐赠)；二、有德高望重、非凡组织、领导能力的校长，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大学发展的创新之路；三、有一批大师级的教研团队，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氛围；四、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科研条件；五、一批又一批天资聪慧的学生；六、特别是，永不停步的创新进取精神。

　　香港科技大学，因香港经济转型并效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而创办。由于该校很好地借鉴了国际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从1991年10月成立至今，仅用了10多年的时间，就跨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泰晤士报》2009年度、全球最佳大学排名中、名列第35位，100所工程及资讯科技大学中、排名第26位，全球最佳大学、亚洲排名第4位。

　　其成功的主要经验是：一、资金充裕，香港政府近几年每年拨款约13亿港元，另加民间捐赠；二、自主办学。

　　2、创办“特别大学”及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考

　　我国经济所以能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就在于改革开放，打破了“本本”，“框框”的束缚，闯越了许多被视为“不可逾越的禁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

　　今天，我国要争创世界一流的大学，同样需要解放思想、改变观念，打破所有不适宜大学发展的“条条”、“框框”的束缚。近在咫尺的香港科技大学，已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样板。因此，我们应用全新的思想、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方式，借鉴国际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打造我国的高等院校。

　　(1)a、像创办经济特区那样，创办“特别大学”。即：一、中央给特别政策；二、国家提供充足资金；三、科学监督下的由校方自主办学，自主招生，自行运作等。

　　b、还可以选择具备一定经济基础、一定财力、一定条件、一定区域范围的部分高校，由中央与地方合办或由地方主办“特别大学”。一、资金方面：国家与地方共同提供充足资金或由地方完全出资；二、政策、办学方式如上所述。

　　可以先行试点，逐步完善，稳步推广。

　　(2)创办“特别大学”的同时，先期还应集中我国的财力、人力、物质资源，选择3—10所高等院校，用国际一流大学的标准和成功经验，打造我国的高等院校，力争用5—10年左右的时间，有至少3所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3)继续扩大高校自主权，使其能根据自身的特点优势，走出创新之路。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自主招考高校的数量和自主招生的数量，直至实现所有高校自主招生、自主办学。

　　(4)加大力度消除部属大学向所在地招生严重倾斜的弊端。从国际视野看，世界一流的大学，他们均是办学国际化、招生全球化；就我国目前的国情而言，部属大学是国家设立的大学，是全体国民的大学。除部属大学自主招生外，在现有的应试招生制度下，所统招的生员，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应按全国、各省在校应届高中生数量，按百分比、均衡招生。过多地向高校所在地的生员进行招生倾斜，是明显、严重的不公，是造成“高考移民”、财力、人力、物资资源严重浪费的根源，严重不利于人才的选拔、培养。因此，应尽快消除这一弊端。

　　(5)改革我国现行的统招应试制度。从国外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他们一是注重基础方面的学习研究；二是特别强调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而我国现行的初、高中教育和高考应试制度，注重于“死记硬背”而缺乏创新精神。因此，我国的教育培养方向，应尽快向这一方向转变。

　　(四)关于对家境困难科研人员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的思考

　　2009年9月17日，32岁的归国博士后、浙江大学讲师涂序新；同年11月26日，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200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杨元元，两人均迫于家庭生计而自杀。在我国，针对社会弱势群体有残疾人救助；城市、农村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对吸引人才和做出贡献及突出贡献的科研人才，也有不同等级的奖励，直至国家最高科技奖——500万人民币。但对处于研发阶段、尚未出现成果、像涂、杨一样家庭生活难以为继或家境困难的科研人员，如何给予最低待遇保障或救助，尚存缺失。涂、杨事件的发生，使我们不得不深刻反思这一问题。

　　当年，陷于困境、准备出走俄罗斯的瓦特，是在工厂主马修•博尔顿的全力资助下，才完成了蒸汽机的改造，并最终产生了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所招收的研究生，一般每年都能拿到1.8—3万美元左右的奖学金或报酬(助教或研究助理的报酬)，生活上完全没有后顾之忧，除可以养活老婆孩子外，还有足够的经费到世界各地搜集资料和交流。

　　因此，我国应借鉴这一培养人才的成功做法，对于家境困难的科研人员、在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不管公费还是自费，国家都应给于资助和最低生活保障，让他们无后顾之忧，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工作。毕业后未就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也应探索相应的生活补贴或救助机制，以体现国家对所有科研人员的关怀，保护，确保科研人才队伍的长期稳定，让他们早出成果，快出成果，报效祖国。

　　三、设立“科技、教育”的思考

　　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2003—2007年，我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为2.43万亿。每年平均4860亿；科技方面，五年共投入3406亿，每年平均681.2亿；2008年，科技投入为1163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科技、教育方面的投入，显然不足。我国现有的税赋中，有教育附加税，仅靠此项税收，显然不够。因此，应该：一、增加“科技、教育”税赋的比例或单列“科技、教育”税赋。二、单独设立“科技、教育”，除兑奖及费用外，全部用于科技、教育的投入。以充足的资金，确保加快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的步伐。

　　四、以优越的制度措施，保证、激励“加快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步伐”

创新引领科技赋能篇7

　　关键词：创新能力；投资能力；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作者简介：刘建华(1963―)，男，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姜照华(1964―)，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大连理工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科技进步与区域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5―0061―03

　　收稿日期：2006-07―02

　　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适用性

　　梯度推移理论、反梯度理论、要素禀赋结构理论、新追赶理论等在国内对区域经济的发展都有比较重要的影响。梯度推移理论认为[1]，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处在自己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每一种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处在高梯度上的国家或地区向处在低梯度的国家或地区依次传递下去，通过扩散效应，达到区域经济发展的目的。根据梯度发展理论，一个落后地区要实现经济起飞，必须循阶梯而上，不可超越。它应该重点发展占有较大优势的初级产业、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源密集型产业，积蓄力量尽快接过那些从高梯度地区淘汰、外溢出来的产业，如钢铁、纺织、食品等。其原因如下：第一，这些部门的发展对发达地区来说虽然已经无利可图，甚至可能造成亏损，但不发达地区却完全可以凭借劳动力价格低廉、资源丰富、地租与税收低等方面的优势，依靠发展这些部门来为本地区进一步发展积累资金；第二，这些部门虽然在发达地区已达到成熟或衰老阶段，但在一些不发达地区，却可能仍是产业结构中的薄弱环节或空白。在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部门，是对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影响重大、实现地区经济起飞所不可或缺的部门。通过它们的发展，可以加速工业的聚集与城市化的进程，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才能最容易地取得发达地区的资金援助与技术转让，而这是落后地区在实现经济起飞时极为需要的。落后地区采取这种发展战略不但对自己有利，而且对发达地区同样也是有利的；第三，在一个科学文化与经济基础都很落后的地区，不去发展这些它们占有一定优势的产业部门，而想超越发展阶段，把主要力量用于发展在本地没有多大市场或其他方面优势的技术密集型工业，并在这些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与发达地区展开角逐，其结果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

　　梯度理论忽视了落后地区的积极因素及其特殊性、多样性。为此，马尔立等从西部大开发的角度，坚持反梯度理论[2]。反梯度理论认为落后国家和地区也可能存在着许多潜在的优势和后发优势：一个时期内经济文化的暂时落后并不妨碍后起的国家和地区直接吸收和利用世界最新的文明成果，而且其技术成本要比最初开发时低得多。同时，在同样资金、技术成本的条件下，还具有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低的优势，只要能把潜在的优势转化成现实的优势，就可能发展起新的优势产业，赶上或超越先进的国家和地区。

　　林毅夫等提出的“要素禀赋结构”论”’认为，要素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自然资源通常是给定的，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取决于人口的增长率，国家和地区之间并无巨大的差异，一般在1％～3％之间。唯一可以有巨大的增长差异的要素是资本。有的国家年平均资本积累率可以达到20％～30％，也有一些国家仅能达到10％甚至更低。如果这种差异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譬如说一个世纪，将会产生巨大的不同。因此，当我们讨论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时，事实上是指资本相对丰裕程度的提高。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起步的。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其工业化水平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仍然很低，资本和外汇十分稀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0美元左右。但是，这些区域的经济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持续、快速增长。随着资本、技术的积累，它们又逐步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进入或接近发达经济的行列。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来看，它们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能够发挥当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而进行赶超。

　　以胡鞍钢为代表的新追赶理论则认为，中国不仅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差距，而且还存在更悬殊的知识发展差距。他们对1978～1995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横断面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其中人均资本增长解释占19％，全要素生产率解释占73％，其他不可解释因素占8％[4]。这表明知识贫困是欠发达地区当前和未来经济增长率低下和经济起飞困难的重要原因。向知识贫困宣战，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知识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则是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的关键。中西部发展的最大瓶颈是知识资源匮乏，对现有的知识资源利用能力低下。

　　从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角度看，目前中国各区域的经济都已走出劳动力经济时代(劳动力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大于50％)，正进入资本经济时代(不变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大于50％)，因而落后区域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关键是投资的较高质量、较高速度增长，而促进知识创新和科技进步也成为区域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因素[5]。因此，把加快提高投资能力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结合起来，由此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较快增长，这应该是制定新的区域发展战略的出发点。

　　二、各省市区域创新能力和投资能力比较

　　(一)区域创新能力的比较

　　关于区域创新能力和区域科技竞争力的评价，现有评价方法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指标体系的选取问题，究竟选取那些指标，主观性还比较大，并且有些指标是重复的，如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提出的评价体系，总量指标与“人均指标”混杂在一起，有明显重复；二是各指标的权重问题，主观随意性还比较大，影响了评价结果，致使评价值波动很大。本文认为，对于综合竞争力或区域创新能力等的评价，总量指标与比例指标不可混用，应当全部采用总量指标，同时各权值的选取应通过某种数学方法，在客观数据基础上来确定，而非所谓的“专家”主观判断。本文从科技投入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对经济社会作用这三个方面评价区域创新能力。

　　利用2004年各省市(因缺乏数据，不包括香港、台湾、澳门)的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权重，其中前两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达到92％，因而可以利用这两个主成分得到

　　各个指标的权重。由此得到区域创新能力指数QI的测算公式为

　　QI=1000*(0.136X1+0.029X2+0.19X3+0.092X4+0.0043X5十0.068X6+0.014X7十0.173X8)

　　在上式中，所有的x都是原始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X1代表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X2代表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X3代表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经费内部支出，X4代表高等学校科技经费内部支出，X5代表国内专利申请授权，X6代表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的科技论文，X7代表技术市场成交额，X8代表新产品销售收入。

　　利用上式对2004年各省市的测算结果见表1.各省市的区域创新能力指数有很大的差异，除四川、陕西和重庆外，西部其他省份的区域创新能力指数处在靠后的位置；中部省份则大体上处于中间位置，这是当前中国区域经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

　　(二)投资能力的比较

　　目前决定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事实上东部地区正是由于吸引了大量外资而得以快速增长。2004东部地区投资40242亿元，比上年增长24.8％；中部地区投资15126亿元，增长30.2％；西部地区投资13749亿元，增长26.6％。第二位因素，也是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便是知识创新和科技进步，东部地区正是由于能够把引进外资与引进先进技术(包括管理技术)较好地结合起来，才有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

　　从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看，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等西部12省区的国家预算内资金比例平均为12％，而北京、上海、天津三市仅为2％，中部河南、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山西和东北三省分别为5％：从自筹资金比例看，东北三省平均高达68％，中部六省平均为62％，西部11省区平均为50％，而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平均仅为41％，由此看来，自筹资金比重大，是目前制约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一个重要问题，融资难是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

　　三、基于投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

　　综上所述，每一个地区都有其特殊性，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其投资能力和创新能力也相差很大，因而每一种区域经济战略都有其适用条件。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的过程中，根据这些地区投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现状，应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

　　(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

　　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古典”区域，应选择“再造战略”，即通过引进和开发新技术，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特别是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再造区域发展环境，从而使区域重新焕发活力，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力的提高上取得突破[8]。国外的一些老工业基地也采取了再造战略[9]。据一次调查显示，黑龙江省工业产品按品种处于导人期的只占15％，处在成长期的占10％，处在成熟期的占35％，而处在衰退期的产品占40％左右。市场竞争力比较差，直接原因就在于企业技术开发不力。黑龙江省工业企业设备老化情况也非常严重，全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设备只占3.2％，比全国平均水平13％低9.8个百分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设备只占15.4％，比全国平均水平22％低6.6个百分点；全省有一半以上的设备在超期服役，经过系统技术改造的只有8％，经过一般改造的只有15.8％，全省每年完成的技术改造工作量还不如固定资产折旧，新度系数逐年下降。要使老工业基地焕发新的活力，就需要对其产业等进行再造，中央提出老工业基地改造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通过再造，一方面保持已有支柱产业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物流、电信、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等，同时，使高新技术产业有较大发展。一些老的资源型区域产业再造的过程就是通过资本、科技、人才投入的倾斜，使主导产业群多样化，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不断形成新的增长点，从而拉动经济持续增长，并通过技术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产业素质和竞争力，从而向现代化转型。产业再造投资巨大，对人才和科技要求高，仅仅依靠地方将难以推动，需要在国家的有关优惠政策引导下，采取中央和地方互动的方式，发挥双方面的积极性。

　　(二)中部地区的发展战略

　　对于河南等“中部”区域来说，根据其投资能力和区域创新能力，则应采取“对接战略”。“对接战略”[10]，就是通过基础设施、生产业及重要制造业等与沿海的对接，从而提高投资能力和创新能力，更好地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对接沿海区域就是接轨国际、接轨机遇、接轨发展。要加强对接，主动承接沿海区域的产业转移，加强与沿海的合作与交流。大力开展交通对接、金融对接、工业对接、旅游对接等。而为了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更需要搞好与沿海区域的科技对接和人才对接。

　　科技对接：在科技项目、高新技术企业产权转让或融资、研究院所成果转化、人才、技术投融资及咨询等与之相关联业务上开展与沿海的对接。与沿海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深入、广泛、持久的科技合作。人才对接：可以通过聘任沿海的专家或者退休的技术人员担任中部区域产业经济的顾问，从沿海区域或通过沿海区域引进专业人才，组织委派干部到沿海区域挂职锻炼。沿海区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在休息日前往中部地区的工业企业担任“顾问”，即担当“星期六工程师”，实现不迁户口、不转关系的“人才柔性流动”。

　　处于“中间”地带的中国中部区域，广阔的市场前景以及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制造潜力吸引着国内外企业的目光，“中间”地带成为越来越多的知名品牌的生产加工制造基地。目前，地区政策上的差距日益缩小，国内外企业，在选择投资点时首先考虑该地区是否拥有完备的配套关联企业和区域创新体系。因而加快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可以加快国内外企业在中部地区追加投资、合资并购或继续扩大生产规模的步伐，加快与先进区域的对接。因此，中部区域要实施好对接战略，就必须建设好区域创新体系。

　　(三)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战略

　　投资能力和区域创新能力都比较弱的西部地。区，应该采取融合战略。这是落后地区在高科技、新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迅速提高投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一种战略选择。””融合战略，作为一种新战略，它使国内外各种科技资源、各种文化、各种经济成分以及资金、人才在区域内高度交易、交流、融通、汇聚和增殖，形成集群效应。在新的形势条件下，为使落后地区能够更快地与发达地区、与国际接轨，加入到世界科技经济新的发展进程中去，在加快资本增长的同时不断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从而加速区域经济的发展，都需要走融合的道路。

　　目前，落后地区在科技与经济上是典型的二元结构(中心城市与边远山村、资源型产业与其他产业、技术改造与技术创新等等)，为此，要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针，充分发挥外向牵动、中心城市带动、信息化带动、技术改造带动和产业集群的带动作用。这要求而且也可以使落后地区更好地把区域内外的产、学、研融合起来，更好地把资源开发、技术引进、技术改造与技术创新融合起来，更好地把组织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融合起来，更好地把龙头企业与配套企业融合起来，更好地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新兴产业(包括一些高新技术产业)融合到区域的增长极中[12]。要实行国内合作与国外合作并举，“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方针。大力引进和发展跨区域综合商社与跨国公司、产业共生体系、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跨区域连锁经营店、区域内外合办的批发市场、地域生产综合体和产业带、中介组织、电子商社、港口或口岸(这是人流、物流、信息流最为富集、高度融合的地方之一，是落后地区起飞的一个关键条件)等都是落后地区融入发达区域的途径。无论是落后地区经济的突破，还是科技的跨越，没有外向牵动的力量，不借助于国内外的资本、人才、科技等力量是难以实现的。首先是通过与国内外合作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竞争力，占领国内市场，在此基础上使支柱产业发展起来，并不断扩大产品出口比例，从而达到占领国际市场的目标。即首先紧跟国内外领头雁，然后加大力度、抓住时机，超过领头雁[13]。

创新引领科技赋能篇8

　　杨卫泽：去年10月召开的市十三次党代会确定，南京将坚持“创新驱动、内生增长、转型发展”的发展路径，全面聚焦“人才第一资源、教育第一基础、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驱动力”，紧紧把握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战略、以发展创新型经济和服务型经济为主攻方向的第三次机遇，紧抓“人才引领、科技创业，制度先试、园区先行”两大关键举措，全力打造中国人才与创业创新名城，努力推动全市科学发展、转型发展、绿色发展。之所以将建设中国人才与创业创新名城作为南京新一轮发展的战略选择，主要基于对南京现状的理性分析。南京与很多城市不一样，主要不是缺创新要素，而是缺创新活力、创业氛围，缺市场机制、创业主体。南京全面审视自身禀赋，充分转化和释放科教人才资源优势，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扬长之举、关键之策。

　　南京科教人才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亟待提升。一是创业创新推进合力亟待进一步强化。尽管南京高校、科研院所的教职员工和国防科工企业的干部职工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全国最高，但是大量高校、科研院所和国防科工企业不隶属于南京，现实情况是这些科研单位与社会融合度并不高，协同创业创新关系不够紧密。因此，自南京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科技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以来，如何实现政府主导，协调各方；如何实现与在宁高校、科研院所、国防科工企业使命共担，共同推进，形成创业创新合力，催生科技创业成果，成为必破课题。

　　二是科研成果转化率亟待进一步提升。尽管南京研发经费占GDP比例为全国最高城市之一，但与深圳等先进城市相比，南京较高的研发经费投入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显得不够理想。一方面，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不占优势。南京的研发投入比例不低，但总量不高。另一方面，研发经费投入结构不尽合理。南京总研发经费中高校、科研院所和国防科工的研发经费占比为全国最高城市之一。而深圳38个技术开发中心、21个博士后工作站，全都设在企业；700多个研发机构，设在企业的占90％以上；在企业从事研发、创新的科技人员达7.85万人，占全市研发人员总数90％以上；近年，深圳的研发资金投入总额924亿多元，其中企业投入占90％以上；发明专利中，企业完成的占90％以上。从一定意义上说，南京的研发经费主要投向了创新研究，而深圳则主要直接投向科技创业。因此，就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发展状态。深圳PE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居全国首位，约占全国申请总量的43％。深圳的中兴、华为在“全球PCT国际专利申请前十强企业”中分列第二位和第四位；“国内发明专利授权十强企业”中，深圳占有五席，分别为华为、中兴、富士康、比亚迪、腾讯，包揽前三位。而前两年的调查显示，在宁高校70％左右的职务发明专利仍在“沉睡”，实现转化的应用技术成果只有40％落在南京。大量科技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终止于实验室之内，或者说，没能在南京本地实现转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三是人才创业的局面亟待进一步加强。尽管南京每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比例为全国城市第一，每万人拥有的大学毕业生比例也位列全国城市第一。但是，创业人才数量却很有限。以去年为例，去年南京毕业大学生25万人，在南京工作的7.35万人中，南京籍的有4.6万人，外地大学生较少，而7万多大学生中，仅有1568人自主创业。另外，大多数科研人员也没有走向创业。从现有国家“”特聘专家结构来看，南京80人中只有10人为创业类，其他70人均为创新类，而苏州77人中竟有59人为创业类，无锡36人中竟有27人为创业类。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南京科教资源现实生产力转化率亟待提高的问题。

　　记者：最近，南京招才引智力度空前。市里是如何在“高调”引才的背后，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促进人才政策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促进创业环境的改善？

　　杨卫泽：总体看来，南京虽然人才总量巨大，但具有国际水准的高端人才相对缺乏、引领产业发展的创业人才相对缺乏、产业发展的急需紧缺人才相对缺乏，这是南京人才结构的现实困境。因此，我们一手抓海内外高端人才引进，一手抓区域科教人才优势转化，特别是通过大力引进国外领军型科技创业人才，来带动各类拔尖人才、紧缺人才的集聚，来激活本地科教人才走上创业之路，来引领科技创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