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范文，陆定一

陆定一范文篇1

　　解放战争后期中央曾转发斯大林、日丹诺夫批判列宁格勒《星》杂志自由化倾向的讲话，一些宣传干部深受影响，喜欢多管一些具体事，往往把下面创作和新闻报道出现的问题视作思想立场问题，而忽视大方向。刚一解放，全国掀起“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高潮，把苏联管理新闻工作的那套“左”的东西全盘搬过来。陆定一没有赶浪头，而是头脑冷静地看待苏联，实事求是地对待苏联。陆定一引用米高扬的话说，苏联的很多理论工作者除了能背诵一些马列主义著作，没有学问和知识，许多文章夸夸其谈，言之无物，对待学术工作态度粗暴。他们似乎有一种看法，凡唯心主义都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都是反革命，反革命就只好送公安部门，这就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了。苏联党对文艺干涉过多，左琴科写了苏联社会阴暗的一面，比如有小偷等等，就一棍子给打死了，说是侮辱了苏联人民。陆定一认为：“如果有小偷，批评一下有什么不好呢？在新闻工作方面，塔斯社报道的消息不全面，报纸只登结论性的文章，没有生气，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考虑。”

　　当时的，要求学习苏联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经验，建立“宣传网”和“报告员”的制度。中央一个决定出台，要求的干部都来做“哨兵”，全国千军万马闻风而动，随时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敌情”②。陆定一指出，盲从苏联是多么滑稽可笑。他说：“1928年底到1930年夏天，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驻在莫斯科，开始感到苏联是相当民主的，许多问题一直传达到党的支部，让党员们讨论。后来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在哲学界进行了一次大斗争，批判德波林。德波林是苏联老一代哲学家，是哲学界在革命胜利后唯一没有逃往外国的一位哲学家。斯大林当时为批判他，派了几个人跟他学习，学了以后就回过头来批判，以苏共中央决议的形式，说他是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还是世界观的范畴，戴上‘孟什维克’的帽子，就是政治问题了。在生物学界，树立李森科，打倒摩尔根学派。甚至工厂的设计也只听‘权威’的，设计出来的厂房或机器，都是千篇一律。在文学艺术领域，扶植‘权威’，只有权威才是对的，反对‘权威’就是错误的，都要受到批判。这使我想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我怀疑，这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办法吗？但我又不懂，讲不出多少道理。不过，我不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待科学和艺术问题就应当是这个样子。”

　　4月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肯定了陆定一的观点。他在发言的第五点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作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提出专家学者和作家应当有思考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创作的自由、辩论的自由和坚持自己意见的自由。陆定一是双百方针的奠基者、开拓者，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睿智，不仅体现了豁达的胸襟，而且表现出爱护知识分子的高贵人格。在知识分子受到压制的关头，他敢于仗义执言，他的功德和形象在中国知识界永远闪烁着光辉。

　　四、中国新闻学高耸的一座灯塔

　　陆定一的新闻论著揭露了新闻业唯心史观的虚伪，阐扬了正大光明的报人理念，其新闻思想犹如灯塔高耸在记者心中。当倡导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人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时，陆定一的理念干净利索地扒去了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外衣，成为中共党报学说璀璨的精华，这一历史遗产在世界新闻界都有万古长存的价值。

　　陆定一针对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政策指出，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秀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们，叫他们“小心！小心！”记者是应该“小心”的。但他们的“小心”，不应用来服侍专制主义者，而应用来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如果为这样的尊贵的主人服务，当然应该自觉地“小心”。这种“小心”，不是不许发表真实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尽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够十分真实，使言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见。

　　根据某些了解陆定一的同时代人的回忆，陆定一在胡风冤案、反右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运动中，积极组织批判活动，还错误地整了一些同志，有时态度武断粗暴，致使一些人被下放到边疆，遭到严重迫害。在一个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与权力不受约束的政治环境下，陆定一所犯的错误具有某种必然性。陆定一在晚年对此有所认识，正如他对于光远先生所讲：“光远，我们那时的宣传部，不就是整了一个人，再整一个人吗！”③这种高扬“思想专制”大旗而迫害知识分子的行为，直接毁灭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这不是历史遗产，而是中国沉重的历史教训。

　　注释：

　　①本文直接和间接引用的陆定一的思想观点，见《陆定一文集》、《陆定一传》、《中名人之狱》等书。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

　　《陆定一传》，陈清泉、宋广渭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中名人之狱》，张永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8月版。

陆定一范文篇2

　　二、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产生

　　三、“学部”的功能

　　四、从生物学家胡先蚨的遭遇看政治对自然科学的干扰

　　1949年以后中共和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中共对人文知识分子一向怀有成见，也许是早已意识到人文知识分子很难在思想上与党协调一致，所以中共执政后从来就未信任过人文知识分子。虽然中共不得不留用了一些国民政府时代的知名知识分子，但对他们的使用却从来都有所保留。

　　评价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要看它对于学者个人政治选择的容忍程度，以及制度性运作的过程本身是否能相对宽容学者个人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科学院都是国家的最高科学（包括人文）研究机构，从这两个机构的院士（中国科学院称之为学部委员）产生过程中，可以比较不同时代的学术自由和政治宽容方面的差异。

　　本文选择比较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的选举过程及结果以及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产生过程，因为中研院人文组（以下简称“中研院”）与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以下简称“学部”）是性质相似的两个最高层级的学术机构，两次成员的产生过程时隔不远，不少中研院当选院士仍是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最佳人选，在这种背景下比较两个机构成员的变化，可以发现两个机构制度和政治文化的显著差异。

　　一、1948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的产生

　　据后来当选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吴大猷回忆，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士选举过程是这样的：“（民国）35年由评议会筹办院士选举，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400余人，（民国）36年由评议会审定候选人150人。（民国）37年再由评议会选出院士81人。”[1]

　　这是一次非常慎重的选举，从人文组当选院士的28人名单[2]可以看出，这次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以学术为唯一原则，没有意识形态色彩，也没有政治干预。

　　这可以从两个例子看出来。首先，当选名单中并没有国民党负责意识形态的主管人员[3]。其次，当时人文组的院士候选人共有55人[4]，多数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其中在国民政府中做过官的人也不在少数（像蒋廷黻、吴景超、何廉等），在当选率约为50％的情况下，这几位曾做过官的都未当选；而政治立场接近中共的郭沫若、马寅初反而能当选[5]，中央研究院并未因为郭、马的政治倾向就把他们排斥在院士选举之外，也未在院士选举中“做手脚”去阻挠他们的当选。当时的院士、后来长期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认为，这次选举对不同政治倾向的人能兼容并蓄[6]。

　　同时，这次选举相当公正，并无营私舞弊之类的事发生。“中研院”院士的选举主要由胡适、傅斯年和陶孟和负责，而胡适和傅斯年是关键人物。但与他们两人关系好的学者中，未当选者也很多。[7]

　　查考《胡适日记》，发现日记中曾记载了胡适当时准备推荐提名的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人选名单。[8]

　　名单上没有他自己的名字，可见是有回避制度，即推荐人不能自荐。在胡适提名的这些人选中，有2人未当选[9]。胡适推荐了政见不同的郭沫若[10]。董作宾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也明确说过，他愿放弃考古学界的院士人选位置，同时提名郭沫若，因为“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后来“中研院”的评议会投票果然将郭沫若和马寅初选为院士。

　　现在看来，那次的院士选举虽然不能说完美无缺，但大体上是公正的，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夏鼐对是次院士选举的评论是：“这次中央研究院举行第1次院士会议，可算是近年来国内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中央研究院创办已达20年，今年才举行选举院士；原拟选出80名至100名，听说选举时第一次投票仅选出60来名。一连投了5次票，才选足81名，可以说相当的郑重审慎。不管各方面对于这次院士名单的意见如何（尤其因为提名的办法不佳，有些可以当选的学者，根本没有被提名，以致无从选出，令人颇有遗珠之憾），我们如果说‘这一个名单，相当的足以代表今日中国学术界的情况’。这话大致不会有多大的错误吧。”[11]

　　可惜的是，“中研院”院士选举的良好传统在大陆却未能继承下去。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产生方式就完全不同了。

　　据当时负责学部筹备工作并担任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秘书的刘大年回忆：“第一届学部委员的产生属于协商性质，是协商产生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人选是科学家推荐，但推荐不是选举。。。。。。。社会科学方面是在提出名单之前，徵求了各学科主要人物的意见。我当时参加了这些活动，主要在北京地区找有关人士谈。北京以外的就没有去找，是书面徵求意见的。我记得当时找了这样几方面的人：哲学方面有杨献珍、艾思奇、张如心、汤用彤；语言学方面有王力、罗常培、丁声树、吕淑湘；历史学方面有季羡林；经济学方面有狄超白，等等。当然不止这几位，还有一些我现在记不清了。在徵求意见时，我们首先把科学院的精神告诉他们。当时提出的人选标准主要有这么两条：一条是政治的标准。社会科学的的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另一条是学术标准，即在本学科中是否有成绩。所谓成绩就是看他的著作，以及群众对他学术著作的评价。根据这个要求，来徵求他们认为适合做学部委员的人选来。然后，党组根据这些意见拟出名单。”[12]

　　刘大年很明确地指出了1949年以后政治文化和政治运作是如何直接介入学术领域和学部委员的产生的。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共有61人[13]；在自然科学的学部委员中，凡1949年未离开大陆的原中央研究院院士基本上都成了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但也有一个例外，即少了生物学家胡先蚨。在1949年赴美、赴台的24名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10人是人文组的院士，也就是说，原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28名院士中多于三分之一的人离开了大陆；或者说，当年离开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是人文组的。

　　比较一下“中研院”和“学部”的人员组成就会发现，两者在组建理念上是完全不同的。“中研院”是以美国模式组成的，但成立时并无外国代表到场；而“学部”则是以苏联模式组成的，“学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总决议明确说要“进一步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科学”[14]，“学部”成立大会还特邀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和波兰科学院副院长维尔茨皮斯基出席。“学部”成立的年代是个政治笼罩一切的时代，连科学也未能幸免，其实那时先进的科学并不在苏联和其它“人民民主”国家。

　　“中研院”人文组原有院士28人，其中留学欧美的19人，有博士学位的13人，有硕士学位的3人（其余3人不详）；这些院士中有6人未出国接受西式教育，其中4人是前清科举出身（进士、举人、廪生各1人，1人不详），另外2人是国立大学本科或研究所毕业的。“中研院”人文组的院士构成中，除兼顾各学科的专业水平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法学家占较大比例，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4位院士均为知名法学家。

　　“学部”成立时学部委员人数增加到61人，是“中研院”人文组院士人数的2倍多，除了人数大增之外，更突出的是强化了人文学科的意识形态色彩。虽然“学部”的人数增加了，但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18位原“中研院”院士中，近一半人未被挑选为学部委员[15]，例如原“中研院”院士法学家周鲠生和钱端升以及社会学家陈达均未入选。将“中研院”院士中的法学家和社会学家排除在“学部”委员之外，反映出中共对法学和社会学的基本态度，早在此次“学部”成立之前，1952年实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教育部就取消了大学里原有的法学和社会学系科。

　　这种现象正如法国左翼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社会科学即便仅仅描述事实与效果，即使仅仅揭示某些机制（例如制造Symbolique暴力的机制），它产生的效果也具有批判性。因此社会学的存在本身便是无法容忍的。任何专制政体从一开始便取缔社会学。他们要求的是实用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有助于调解矛盾和冲突，有助于使统治合理化。”[16]

　　1955年“学部”成立之前不久，中国大陆刚发动“批判胡适”的思想运动，过去和胡适关系较近的学者自然就被从“学部”委员的挑选名单中剔除了。最典型的是顾颉刚，他是一位研究古代史的学者，其专业与政治并不紧密，但因为他过去和胡适的关系比较好，再加上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尹达的个人关系不好，于是顾颉刚就被排斥在“学部”委员之外了。他在日记中记载：“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会上说个明白。”[17]

　　由于在大陆人文学界批判胡适的考据学时顾颉刚曾说了几句公道话，他认为考据学是反封建的，于是“闻者大哗，对予抨击”，当时学界的风气可见一斑。

　　“学部”成员的主体是来自延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原延安“中央研究院”的人，如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艾思奇、胡绳、范文澜、尹达、张如心等。这些被称为“秀才”的人当中不少人当时正是负责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部门的主要官员，他们被挑选成为“学部”委员，就使“学部”委员的构成高度意识形态化了。这些人与原来的“中研院”院士本来就是同时代人，之所以在1948年未当选为院士，并非政治态度之故，实乃其学术水平无法望“中研院”院士之项背。虽然这些人被“任命”为“学部”委员，但他们的“学部”委员身分却未必能提升其学术水平，甚至他们其实也未必从事学术研究，而是以控制学术研究为己任。

　　郭沫若在“学部”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学部”的建立“为中国科学院进一步建立院士制度准备了条件”，这话反映出中国科学院荣誉学术地位的产生方式之独特。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先生创建于中国民国时期，到1948年选出第一届院士时已历20年；从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到院士的公正选举，本来已经在中国完成了建立院士制度的制度准备；而且在40年代后期的战乱环境中成功地选出了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为学术界一致好评，早已开创了中国的院士制度。后来在这方面“一切都从头做起”，不但抛弃了原有的学术制度和学术界文化，而且开启了政治对学术界文化的操纵。负责安排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名单并“指导”“协商推荐”过程的，并非任何学术机构，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让负责政治宣传的机构来安排学术机构、学术荣誉、学术地位的产生和学术机构的管理框架，显然是为了让学术为政治服务。这种制度必然把负有政治控制使命的人置于学者之上，同时也彻底剥夺了学术机构的自治式管理。

　　“学部”与“中研院”截然不同的地位就是个明证。“中研院”是学术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学部”则更象一个管理学者的机关，在“学部”内学者的地位甚至低于行政人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竺可桢对此就很不理解，他在日记中说：“学部既有专家，应为最高权力机关，为何组织章程草案第十条院务委员会最高权力机关许多统是行政人员而院务常委会中行政人员的成份更大。”[18]

　　从前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稼夫的回忆中也可看出当时执政党对“学部”功能的认知。张稼夫提到，选举“学部”委员时，“自然科学部门并不感到困难，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这个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的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的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19]

　　显然，陈寅恪能成为“学部”委员，是个特例。若按照当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标准来看，陈寅恪是没有资格当选的，因为他不相信马列。他的这个“学部”委员身分是“钦定”的。“中研院”院士是选出来的，而“学部”委员是“定”出来的；除了“安排”一些学术界人士担任“学部”委员以维护“学部”的形像之外，也把当时负责意识形态控制的官员都“安排”进“学部”而成了委员，实现了对“学术”的“领导”。据说当时担任长的陆定一虽然从未从事过学术工作，却也在“学部”委员的预定名单上，因他本人主动放弃才未入列。

　　应当指出，在50年代中期，党内高层有人还是对管理控制学术活动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曾提到过：“对于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满。对学部委员名单，少奇同志指出必须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作院士。”[20]

　　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到了“”期间则发展到极致，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军人成了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

　　即使在由“延安来的知识分子”管理学术机构的时代，学术机构也很难有学术研究上的独立性。那些“延安来的知识分子”往往比中共高层的某些领导人更左倾，他们在帮助执政党建立意识形态控制的过程中，因为没有思想上的独立性，常常以“宁左勿右”的态度行事，结果必然把政治凌驾于学术之上。而这些人自己最后也逃脱不了悲剧式命运，先后担任长的陆定一和周扬都是如此。

　　胡先蚨是中国生物学的创始人、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1935年42岁时就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委员，他在中国生物学界有很高的威望，可以说是泰斗级的人物。1949年以后胡先蚨没有离开大陆，而是留下来继续生物学研究，那年他55岁，正是科学家的最佳年龄。然而，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在自然科学家中，胡先蚨是极少几个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未成为学部委员的。不仅如此，他还遭到一系列批判打击，其原因非常简单──政治干预了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

　　胡先蚨是留学美国的生物学家，多年来养成了坚持对科学研究的独立判断、维护学术尊严的学者品格；然而，在50年代的政治气氛中，一切以政治“正确”为首要标准，科学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蚨因为坚持自己独立的学术见解，竟然无法为领导人和某些学术界同行所容。

　　在50年代前半期，中共采取了对苏联“一面倒”的政治策略，在政治主宰一切的环境下，这种国际关系方面的策略进一步演变成学术上对苏联“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观点的“一面倒”倾向，批评苏联学者的生物学观点居然被视为有“反苏”之嫌。

　　有个曾任苏联农科院院长的生物学者李森科提出了一些生物学方面与国际生物学界主流观点不同的看法，在苏联被捧上了天。1955年3月，胡先蚨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针对李森科的“小麦变黑麦”论点作了严肃的学术批判，指出李森科的学术观点不符合现代遗传学的理论，是反达尔文演化学说的非科学理论；胡先蚨还批评李森科是靠政治力量来支持其反科学的理论。他在书中告诫中国的生物学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至于被引入迷途。”虽然那时苏联也有科学家（如苏卡高夫等）也批判李森科的非科学理论，但在中国科学界胡先蚨是率先公开批判李森科理论的第一人。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1956年4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的《论十大关系》时一次发言中提到了胡先蚨，发言时、康生等人也有插话，从中可以了解陆定一、、康生等当时对胡先蚨的看法。

　　据《陆定一传》的记载，当时陆定一说：“从前胡先蚨那个文件我也看了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能够辩护一下，那是很难辩护的。那个时候我们给他加了几句，就是着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是在一个什么米丘林的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的一个名字都不讲，因此没有和他撕破脸（插话：胡先蚨的那个文章对不对？）他批评李森科的观点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蚨是有道理的）。胡先蚨是反对李森科的，什么问题呢？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辨证法的突变，松树可以变榆树（笑声），这是一种突变论。（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榆树，那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情胡反对是对的。但胡先蚨说李森科可以吃得开是有政治支持着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了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蚨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整个的来讲，胡先蚨讲得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人家的小辫子，就说他是错误的）。那倒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插话：那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是学部委员吗？）不是，没有给（插话：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21]

　　对胡先蚨其人略之一二，因为胡先蚨在“五四时期”是《学衡》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也是主将之一，那时胡先蚨反对过白话文，对此还有印象。但毛并不了解胡先蚨的具体情况，说胡先蚨“年纪七八十了”，其实那时胡先蚨只有63岁，仅比毛大2岁而已。

　　中国科学院最初上报的一个238名学部委员名单中本来是有胡先蚨的，但在最后确定的233人名单中，胡先蚨等几人却被抹掉了，“他们最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落榜”。[22]

　　从陆定一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并不反对把胡先蚨安排为学部委员，但是的官员、包括陆定一在内却对胡有很大的成见，最后坚持取消了胡先蚨的学部委员资格。直到1957年“反右”时，陆定一对胡先蚨仍然耿耿于怀，陆曾说过：“胡先蚨是不用戴帽的右派”。[23]

　　最令人感叹的是，主宰学术界命运的陆定一明知胡先蚨的生物学观点并不错，但却顽固地坚持打击胡先蚨的做法，原因只不过是不想“向他承认错误”。这些政治人物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他们什么时候都有理，错了也要坚持到底。

　　最近有人指出：认为胡先蚨的《植物分类学简编》“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始作俑者，是北京农业大学6位讲师助教于是年夏给出版社的信函，要求停止《简编》的发行，随后在高教部的苏联专家提出‘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在政治上的诬蔑’。继而中科院在纪念米丘林诞生100周年的纪念会上，对胡先蚨的观点进行了批判。”[24]

　　最早反对胡先蚨的其实还不是的官员，而是胡先蚨的学术界同行，即以乐天宇为代表的北京农业大学那些赞成李森科理论的人。这个现象在政治主宰学术的中国其实并不少见，屈从于政治压力、甚至善于利用政治手段打击学术界同行，是1949年以后中国学术界政治文化的必然产物。它表明，一旦政治介入学术之后，不少学术界人士的个人品格和行为也就随之卑污起来。说，“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这个“什么人”，很可能就是乐天宇们。苏联专家给写信告状，指责胡先蚨“在政治上诬蔑苏联”，也是造成胡先蚨的重要原因。苏联专家的这种手法与乐天宇们如出一辙，在苏联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一些苏联学者之人品，并不比苏式体制下中国的乐天宇们好到哪里去。胡先蚨说李森科靠政治支持来维系自己的学术地位，其实基本上没有错，这一点后来已有公论。

　　胡先蚨于1968年去世，终年75岁。在“”中他的身心受到极大折磨，他被迫从原来居住的一处约300平米的住宅迁到一间仅有10平方米的斗室中，平生所藏之图书、资料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散失殆尽。一代科学宗师，就在这样悲凉的生存处境中离开了人世。

　　当然，对胡先蚨来说，是不是拥有学部委员的名誉称号，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的学术声誉并不取决于这种名誉称号，而是取决于他在科学上的贡献。中国的这种学术管理体制为什么会把一个一流的科学家排斥在外，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胡先蚨1955年被从学部委员名单上除名，不是他个人的耻辱，而是这种体制的耻辱。

　　从“学部”的建立到前几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选出，相隔了将近40年，至今中国仍然没有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院士制度。中央研究院本来已经为中国创建了良好的院士选举制度，这样的制度遗产却被“新时代”有意识地抛弃了。院士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科学和文化的最高象征，从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制度到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制度的转变，集中地映现出两个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特点和两种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较量。院士制最终为学部制所取代，也从一个角度体现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注释】

　　[1]吴大猷，“中央研究院的回顾、现况及前瞻”，《传记文学》（台湾），第48卷第5期，第56页。

　　[2]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有81人，其中人文组28人，他们是：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3]当选院士中的王世杰曾做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但在院士选举时他已离任而改就外交部长一职，是以法学家身份当选的。

　　[4]人文组55名候选人名单：吴敬恒、金岳霖、陈康、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唐兰、张元济、杨树达、刘文典、李剑农、柳诒徵、徐中舒、徐炳昶、陈垣、陈寅恪、陈受颐、傅斯年、蒋廷黻、顾颉刚、王力、李方桂、赵元任、罗常培、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徐鸿宝、王世杰、王宠惠、吴经熊、李浩培、郭云观、燕树棠、周鲠生、张忠绂、张奚若、钱端升、萧公权、方显廷、何廉、巫宝三、马寅初、陈总、杨西孟、杨端六、刘大钧、吴景超、凌纯声、陈达、陶孟和、潘光旦。

　　[5]1948年郭沫若的政治态度是人所共知的，马寅初在40年代的政治选择与郭沫若是一致的，国民党曾软禁过马寅初。30年代末期，马通过经济学家沈志远、许涤新和中共建立了联系，此后他一直是个左倾知识分子。40年代他是批评国民党最激烈的一个经济学家，写过很多骂国民党政权、对、对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的文章，国民党对他恨之入骨。1948年秋马寅初就被中共接到香港、然后转道抵达解放区。他的那些抨击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文章并没有影响他的当选。中央研究院在人文组候选人的评语中对他的介绍是：“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及财政金融等问题。”（见李扬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史》，第143页，中国科学出版社）

　　[6]1949年5月30日，竺可桢在上海见到，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见《竺可桢日记》，第2册，第1257页，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

　　[7]例如，张忠绂曾是胡适做驻美大使时身边的两个助手之一，但提名时胡适并未推荐他，张忠绂因别人的推荐但并未当选。还有潘光旦也未当选。

　　[8]

　　这个名单是如下：哲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人文地理民族学，想不出人名。见《胡适日记》手稿本第15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9]是中国文学领域的沈兼士和傅增湘。

　　[10]《胡适日记》的记载显示，郭沫若在他的提名名单当中。

　　[11]《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观察》周刊，第5卷第14期，第3页。

　　[12]刘潞，“刘大年忆郭沫若”，《百年潮》，1998年第4期，第61页。

　　[13]他们是丁声树、千家驹、于光远、尹达、王力、王亚南、王学文、向达、艾思奇、何其芳、吴玉章、吴晗、吕淑湘、吕振羽、李亚农、李达、李俨、杜国庠、沈志远、狄超白、周扬、季羡林、金岳霖、侯外庐、胡乔木、胡绳、范文澜、茅盾、夏鼐、马寅初、马叙伦、张如心、张稼夫、许涤新、郭大力、郭沫若、陈伯达、陈垣、陈寅恪、陈望道、陈翰笙、陶孟和、汤用彤、冯友兰、冯至、冯定、黄松龄、杨树达、杨献珍、刘大年、潘梓年、翦伯赞、邓拓、郑振铎、黎锦熙、钱俊瑞、骆耕漠、包尔汉、薛暮桥、魏建功、罗常培。

　　[14]《一九五六年人民手册》，第572页，《大公报》社。

　　[15]未成为学部委员的人文组院士包括如张元济、柳诒徵、余嘉锡（1955年逝世）、陈达、周鲠生、钱端升、顾颉刚、梁思永（1954年逝世）。

　　[16]桂裕芳译，《自由交流》，第53页，三联书店。

　　[17]顾潮，《顾颉刚年谱》，第3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

　　[18]《竺可桢日记》，第3册，第568页，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

　　[19]《庚申忆逝》，13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

　　[20]《杨尚昆日记》上册，第1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

　　[21]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41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

　　[22]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辨证法通讯》，1992年第4期，46页。

　　[23]江西庐山植物园，《胡先蚨、秦人昌、陈封怀生平简介汇编》，第12页，1994年8月。

陆定一范文篇3

陆定一范文篇4

　　1966年被诬为阎王殿，陆定一被控为“阎王部长”，身陷13年大狱。为捍卫精神生产的铁律，他始终高奏正义的旋律，以高尚的人格书写了光辉的一生。中国知识界被他的理性与正直所撼动，永远铭记他的名字，把他的思想遗产作为精神财富保留在心里。一提到他，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文化人和理论工作者都以崇敬的心情夸赞他的为人和追求真理的勇气。

　　一、坚持真理，不向谬误与邪恶低头

　　1906年6月9日，陆定一出生在秀水名城无锡，年少宏图报国，立志与黑暗抗争。1925年在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就读时，已是一名共产党人，他为昭示真理写出许多声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文章。立身文化、理论、新闻业的人，其职业灵魂就是诚实地说明世界真相，为真理而献身，陆定一这一历史遗产在中共党史中具有警世铭心的意义。

　　大革命时期，作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他主编《中国青年》，鼓舞年轻人投入救国救民的伟大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八七会议和广州暴动。当时许多人左右徬徨，对中国革命疑虑退缩，他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批判了种种错误思想，指出民权革命是中国今日之必需，民权革命必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申明他要为之奋斗终生。

　　1928年末，陆定一作为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决不追随王明的左倾主张，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长征后期和东西征中，陆定一担任红一方面军宣传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先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由于他总能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说实话、说真话，被视为党内难得的理论家。1941年，陆定一由太行回到延安，担任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在的领导下，《解放日报》进行了改版，出色地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为党报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党的“七大”以后，陆定一出任部长，在党的“八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又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主管宣传、教育、文化、卫生、新闻、出版等工作，几乎涉及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从50年代中期开始，陆定一警惕苏联“左”的流毒对中国宣传工作的影响，在“左”的路线抬头时，他堂堂正正，刚正不阿，成为宣传界正确舆论的代表。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不久，利用特殊地位公然约见、文化部的几位正副部长，得意地敲着手里的铅笔对陆定一说：“深刻理解了主席前一阶段的讲话后，我认为目前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你认为《海瑞罢官》怎么样？我认为很有问题，应当好好批判！”陆定一面对的专横，坚定地说：“对海瑞进行研究，是提出来的。吴晗同志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写了几篇评海瑞的文章后，又勇敢地跨行业写京剧剧本，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嘛！现在说批就批，会影响很多人的积极性。此事不要草率地从事！”陆定一说完，几位主事的副部长也都表示不能立刻批《海瑞罢官》。

　　异常懊恼，秘密到上海找到，在柯庆施的支持下，决定由执笔写作绞杀吴晗的黑文。1965年11月10日，这篇由执笔、亲自审阅过的文章终于在《文汇报》上刊出，在不可抗拒的压力下全国所有的媒体陆续转载了这篇文章。12月，身为干部的戚本禹突击写了一篇“要害是罢官”的政治批判文章，陆定一不同意发表，对他说：“当前这场讨论是学术性的”，“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说。”陆定一还特别提醒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指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1966年3月对陆定一领导的作出定性：包庇坏人，压制左派，是个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在这危险的关头，陆定一不向谬误、强权低头，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此时，、“”借“钟道打鬼”神化领袖的调门越来越高，陆定一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他们的画皮。1966年4月，陆定一针对鼓吹学“老三篇”、“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胡言，在安徽对当地干部说：“读了一篇文章就要解决什么问题，那是瞎吹牛！”“学习思想不是当偶像，不要把思想看成包罗万象，把它庸俗化。”风暴接踪而至，陆定一多次被批斗，遭到拳打脚踢的非人待遇，1968年4月被关进秦城监狱。在恶劣的处境下，陆定一保持了高尚的人格，从不说假话，也不向恶势力屈膝求荣。

　　1975年中共中央25号文件下达全国，宣布陆定一为阶级异已分子、分子及内奸嫌疑。陆定一拒不签字，坚持申辩和上诉。“”倒台之后，党中央对陆定一的错案作了彻底平反。1996年5月9日陆定一不幸与世长辞，以他顽强不屈的一生铸造了韶光闪耀的青史。不向任何倒行逆施低头，坚持真理永不退缩，是他给理论界、新闻界留下的第一笔遗产。

　　二、宣传工作不要搞形式主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卓越的新闻与宣传工作的领导者，陆定一给我们留下的第二笔遗产更为重要：中国的宣传工作要符合自己的国情，决不能照抄照转别人的办法，也不要对下发号施令，而是要研究实际问题，拿出有说服力的思想成果。他的许多文章、报告、讲话，反映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规律，对今天的理论工作和新闻工作仍有重大的意义。

　　解放战争后期中央曾转发斯大林、日丹诺夫批判列宁格勒《星》杂志自由化倾向的讲话，一些宣传干部深受影响，喜欢多管一些具体事，往往把下面创作和新闻报道出现的问题视作思想立场问题，而忽视大方向。刚一解放，全国掀起“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高潮，把苏联管理新闻工作的那套“左”的东西全盘搬过来。陆定一没有赶浪头，而是头脑冷静地看待苏联，实事求是地对待苏联。陆定一引用米高扬的话说，苏联的很多理论工作者除了能背诵一些马列主义著作，没有学问和知识，许多文章夸夸其谈，言之无物，对待学术工作态度粗暴。他们似乎有一种看法，凡唯心主义都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都是反革命，反革命就只好送公安部门，这就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了。苏联党对文艺干涉过多，左琴科写了苏联社会阴暗的一面，比如有小偷等等，就一棍子给打死了，说是侮辱了苏联人民。陆定一认为：“如果有小偷，批评一下有什么不好呢？在新闻工作方面，塔斯社报道的消息不全面，报纸只登结论性的文章，没有生气，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考虑。”当时的，要求学习苏联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经验，建立“宣传网”和“报告员”的制度。中央一个决定出台，要求的干部都来做“哨兵”，全国千军万马闻风而动，随时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敌情”②。陆定一指出，盲从苏联是多么滑稽可笑。他说：“1928年底到1930年夏天，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驻在莫斯科，开始感到苏联是相当民主的，许多问题一直传达到党的支部，让党员们讨论。后来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在哲学界进行了一次大斗争，批判德波林。德波林是苏联老一代哲学家，是哲学界在革命胜利后唯一没有逃往外国的一位哲学家。斯大林当时为批判他，派了几个人跟他学习，学了以后就回过头来批判，以苏共中央决议的形式，说他是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还是世界观的范畴，戴上‘孟什维克’的帽子，就是政治问题了。在生物学界，树立李森科，打倒摩尔根学派。甚至工厂的设计也只听‘权威’的，设计出来的厂房或机器，都是千篇一律。在文学艺术领域，扶植‘权威’，只有权威才是对的，反对‘权威’就是错误的，都要受到批判。这使我想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我怀疑，这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办法吗？但我又不懂，讲不出多少道理。不过，我不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待科学和艺术问题就应当是这个样子。”

　　陆定一不赞成这种做法，主张中宣布要减少琐碎的事务，反对形式主义，腾出时间研究一些思想、政治方针问题，更好地体现党的思想领导作用。陆定一强调，“宣传部不能只管党校、出版、地方报纸等具体业务，应该管整个思想战线。”他说，如果每个处一年能写出一篇好文章，提出一些好建议，递交的报告被中央采用一点，甚至几个字，就算做好了工作。他强调，“不要取代中央发号施令。如果每个处都想对下发号施令，那么究竟谁是中央呢？”陆定一的实事求是态度，对新闻出版界的唯物主义者是鼓舞，对一切形式主义者却是强有力的告诫。

　　三、为知识分子、为学术自由仗义执言

　　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他乘势提出重点做好500万知识分子的工作，力主形成尊重知识、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提倡学术自由，力戒学阀打压知识界的独立探索，是陆定一给中国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

　　建国初期，一位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学了苏联李森科倡导的米丘林遗传学，而压制不同学派引起他的深思。当时北京农业大学主要负责人认为摩尔根学派的基因说是唯心主义，以粗暴的态度批判和压制赞成摩尔根遗传学的教授。党中央知道了这些情况后，调动了他的工作，让他到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了解遗传学知识，但他的思想并没有转变。陆定一看出他的“门户之见”，约他谈话说，物理学、化学找到了物质的原子，后来又分裂了原子，寻找出更小的电子、质子、中子，还有各种各样的粒子，难道这也是唯心主义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物质是可以无限分割的。摩尔根学派分裂细胞核，找出脱氧核糖核酸，这是极大的进步，是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苏联以米丘林学派为学术权威，不容许摩尔根学派存在和发展，我们不要这样做。应该让摩尔根学派存在和工作，两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来，在竞争中证明究竟哪一派是正确的。这个同志经陆定一的启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尊重遗传学派。由于陆定一部长的努力，生物学界自由探讨的风气开始形成，使我国遗传学的研究成绩远远超过了苏联。

　　当时有人说，中医是封建主义医学，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学，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在艺术领域，有人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坚决反对其他流派和创作风格。陆定一没有轻率地抹煞某种科学成果，他说，如果在学术问题上拿大帽子扣，说某某学者或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可能会把我们中国的大科学家搞掉。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凡是老老实实研究学问的，我们都要给予关心和支持，对他们乱扣帽子是不对的。大科学家没有出名时都标新立异，如果乱扣帽子，就会把他们打死。

　　郭沫若和范文澜都是当时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两人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张由出面裁定对错。陆定一微微一笑，说：“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实物，由历史学家自己去讨论，不能拍这个板。”陆定一把这件事向报告，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如果管这些事，请马克思当部长，请恩格斯当副部长，再请到列宁当副部长，也还是解决不了。”

　　此时，全国一些高校党委和省市宣传部对学术上的是非加以干预，傲慢地指手画脚，强令服从自己的观点。有些分管宣传、学术界的党员干部以专门家的身份出现，宣称党不能领导他，而在非党知识分子面前却以党的牌子压人，不许别人批评，只让别人颂扬。这类问题长时间萦绕在陆定一的脑海，引起他的高度重视。在1956年1月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他提出：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这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是不同的。他们之间的互相批评，决不要戴大帽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我国学术、艺术、技术的水平，并使新一代得益。为了发展自由讨论，又必须与党内、党外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门户之见进行适当的斗争。”陆定一倡导学术自由的主张，坚持科学创新的必由之路，是留给我们的最大历史遗产。

　　这一年的4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论十大关系》，陆定一作了长篇发言，多次插话。陆定一在发言中，公然为我国生物学界的权威、反对苏联的胡先肃先生辩护，胡当时因为反对苏联的科学政策而遭到批判。陆定一再次强调：“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科学，向科学进军，有人提出一个主张，把大帽子一扣，说他是资产阶级的，那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这样对我们的建设是很不利的。”这里，陆定一虽然没有提出“百家争鸣”这个词，但他主张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要让知识分子自由讨论，不赞成支持一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第一个提出党的正确的学术政策。

　　4月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肯定了陆定一的观点。他在发言的第五点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作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提出专家学者和作家应当有思考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创作的自由、辩论的自由和坚持自己意见的自由。陆定一是双百方针的奠基者、开拓者，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睿智，不仅体现了豁达的胸襟，而且表现出爱护知识分子的高贵人格。在知识分子受到压制的关头，他敢于仗义执言，他的功德和形象在中国知识界永远闪烁着光辉。四、中国新闻学高耸的一座灯塔陆定一的新闻论著揭露了新闻业唯心史观的虚伪，阐扬了正大光明的报人理念，其新闻思想犹如灯塔高耸在记者心中。当倡导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人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时，陆定一的理念干净利索地扒去了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外衣，成为中共党报学说璀璨的精华，这一历史遗产在世界新闻界都有万古长存的价值。

　　陆定一创造了唯实的新闻观，论证了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他说，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新闻则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访还是在编辑中，都力求尊重客观事实。而唯心论者否认新闻是事实的报道，把新闻解释为某种“性质”，武断地强调离开各种性质就不是新闻。这种“性质”说歪曲了客观现实，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会被它迷惑。我们沿着陆定一指正的方向环视，无论在西方或是在中国，总有人鼓吹这个“性”、那个“性”，重大事件、重大的社会现象出现，如果不符合他那个“性”，就不让报道，害怕人民知道重大的社会情况。

　　陆定一以“政治性”为例说：“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就是把事实与其政治性的关系，头足倒置过来。在阶级社会里，每条新闻归根结底总有其阶级性或政治性，这是对的。但不能因此把政治性作为新闻的性质，“如果仔细一想，就知道这种说法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异常阴险、异常恶毒，竟是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基础。”事实与新闻政治性的关系，万万颠倒不得。颠倒过来，立即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凡是有政治性的都可以算新闻，那么，政治性的造谣、曲解、吹牛等等不是也就可以取得新闻的资格了么？”他指出，“政治性”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是第二性的东西。我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而尊重事实是与政治上的革命性不可分离的，“凡是不尊重事实的，那怕装得很像‘革命’，实际上一定是反动的家伙”。只有把尊重事实和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

　　陆定一进一步指出，事实决定新闻的性质，而不是性质对于客观事实或新闻有什么决定作用。唯心论的“性质说”，把片面的东西夸大成为全面的东西，把形式当作本质，把附属的当作主要的，把偶然的当作必然的，因而是错误的。唯心论的“性质说”歪曲了客观现实，一方面把人人可以懂得的新闻说得神乎其神，只能吓唬“土包子”，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天天玄而又玄地研究这个‘性’或那个‘性’，必致脱离事实，向壁虚构，无病呻吟，夸夸其谈。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事业是人民的良知益友，为人民而报道、为人民而呐喊作为新闻媒体的生命线，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陆定一的这一理论遗产透彻地深化了新闻媒体的终身使命，揭示了新闻学中最根本的问题。早在1946年，陆定一在《人民的报纸》一文中指出：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们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不奇怪，到了戈培尔辈手里，报纸发生了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反而会越来越糊涂。

　　所以陆定一强调，世界上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陆定一范文篇5

　　［关键词］新闻定义；受众观；历史嬗变

　　中国新闻理论上权威的“新闻”定义有三种：徐宝璜、陆定一和范长江的新闻定义。这里的“权威”不是仅仅指新闻定义界定本身的科学性，更多的则是指新闻定义因为特殊的界定者，在当时以至今天对新闻界的重大影响。至于今天新闻定义的信息说①和手段说②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不是说这些新闻定义与前三者相比不科学，而是说这些新闻定义都是新闻研究者根据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从新的角度对新闻的认识，认识的角度相对比较纯粹，比较学术化，没有或很少新闻传播史上的历史纠缠。对本文受众的考察视角而言，不具备研究价值，故本文不再赘述，而且本文研究的是受众而不是新闻定义本身。新闻定义只是本文研究受众的一个载体。研究中国新闻定义就会发现，中国新闻定义在表面上一直有很强的受众意识，但是，中国的受众一直是从传播者的角度建构的，即使在当代，新闻定义依然是把受众视为一种理论上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受众不是独立的，也不是在新闻与传播的架构下，而是始终处于一种宣传的语境中，这似乎也注定了新闻与宣传之间有着永远纠缠不清的历史恩怨。新闻定义的不确定性不仅仅反映了人们对新闻认识的多角度，同时更重要的是展示了新闻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需要，尽管当时没有人明确提出过受众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新闻界没有受众观念，新闻史也一再证明，中国每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受众观，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联系，和当时的时代有着必然的血缘关系；反之，如果我们从受众的视角反观中国新闻定义史，也会惊奇地发现，受众观念的嬗变与中国新闻观念的革命、报纸的改革、发展有着多么密切的因果关联。纵观中国报纸的改革史，其背后总是跳跃着受众观念革新的身影。

　　一、徐宝璜的受众观：一种权利的视角(知情权)

　　徐宝璜的新闻定义是：“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1］10这里，受众的对应词是“阅者”。徐宝璜认为受众就是能够看报纸的人，而不指通过他人读报而获得新闻的人，而“阅者”在当时的中国，是数量很少的一部分人，因为很多人都不识字。因此这些不能读报的人当然不在徐宝璜的受众之列。按照徐宝璜的逻辑，不认识字的人所注意的最近事实就不是新闻。不难看出，即使留学美国的徐宝璜对新闻的认识还是受到了时代技术和观念的局限。当然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徐宝璜所说的“阅者”是泛指“听、读、看”的人，不是仅仅指“看报的人”，但是，纵观《新闻学》全书，徐宝璜始终是站在“办报之主”［1］113的角度来探讨其对应的受众———“阅者”的，因此徐宝璜的“阅者”就是具体指看报的人。在《新闻之定义》中，徐宝璜还特别将“社会中人”和“阅者”做了区别：“又‘社会中人’四字，亦不如‘阅者’二字之较适，因‘阅者’固社会中之分子。‘社会中人’所注意之事，‘阅者’亦必注意之，此理之当然者也。例如外国人之注意欧战之开始议和者，仅读书识字能看报之人。至社会中之大部分，则不注意。然欧洲开始议和消息之为新闻，则无疑义。故谓新闻为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范围实未见其窄小也。况定义仅以阅者所注意为至少之限度，若能全社会或其中多数人之注意，则为新闻，更不待言亦。”［1］12这里，徐宝璜把“阅者”作为新闻定义的充要条件，显然逻辑上是错误的，言外之意，只要是多数“阅者”注意的就是新闻，当然“社会中人”对新闻事实的关注新闻价值就更大。若按照徐宝璜的逻辑，仅仅有“社会中人”对事实的关注是不能成为新闻的。徐宝璜的受众观只少有两点值得商榷：1、“阅者”和“社会中人”在逻辑上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概念模糊，尽管他也曾指出，“‘阅者’固社会中之分子”，但是这样的表述显然存在着混乱，而且在新闻价值上也违背常理，“社会中人”关注的就不能成为新闻，那新闻岂不是成了“贵族消费”？况且“社会中人”必然比“阅者”要多。这样一来也就违背了新闻产生的历史基础———新闻是为了更多的人获取信息的需要而不是一种官方文书，否则就不是新闻；2、怎能推断“社会中人”关注的事实“阅者”就一定关注？反之，又怎么推断，“阅者”关注的事实，“社会中人”就一定不关注？只能说，“社会中人”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没办法获得自己欲知的新闻，而不能说“社会中人”就绝对不关注“阅者”关注的新闻。徐宝璜这样的新闻定义得从出版《新闻学》的初衷上寻找原因。尽管没有相关的历史资料证明，但是通过《新闻学》的内容可以判断，《新闻学》是一本新闻实务方面的经验总结，还谈不上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新闻学研究著作，徐宝璜当时也无意从理论上对新闻定义做出深刻的研究。只是为了研究新闻实务的方便，而对新闻从实际操作上做的一个说明。不难看出，徐宝璜的受众观是有历史局限的。他眼中的受众是一种精英，而“社会中人”某种意义上不在他的受众范畴。因此，在此基础上，徐宝璜的受众观很接近西方，认为记者写新闻是对受众(“阅者”)权利的一种尊重。和今天的受众观十分接近，但是他眼中的受众不是今天的“公众”而是公众中“仅读书识字能看报之人”。在谈到报纸上的新闻应与意见分开时，徐宝璜认为，新闻中不能加杂编辑的意见以免影响受众判断，“否则为有意剥夺阅者之权利”［1］12.这里就流露了徐宝璜新闻受众观的原始思想———新闻是对受众(“阅者”)知情权的必然义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徐宝璜也不可能对受众知情权详细展开，很可能徐宝璜也没有十分明确的知情权理论，毕竟徐宝璜不是专攻新闻学的，“留学期间，他主攻的是经济学，其次才是新闻学。”［1］1但是他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必然感同身受了美国的新闻思想和受众观念。在《新闻学》中没有详细展开，笔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知情权不是《新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新闻学》以研究新闻实务为主；二是在徐宝璜看来知情权是最基本的常识无需多谈，因为他的新闻思想是美国的舶来品，在美国，知情权是人所共知的，无须多谈；三是即使当时谈知情权也有点不合时宜。《新闻学》成书于1918年，当时的中国连“阅者”就很少，谈何知情权？在一个文盲占多数的社会里，即使谈知情权也收效甚微，而且中国当时正处于宗法社会，对很多人而言知情权离自己十分遥远。但是徐宝璜《新闻学》却渗透了受众知情权意识。《新闻学》从一个“办报之主者”(传播者)的角度如何采访到真实、客观为“阅者”而不是“办报之主者”所注意的事实来衡量一个新闻是否成其为新闻，尽管徐宝璜没有正面直接谈到受众，但是我们却能够从他所谈到的“办报之主者”的职业行为看到他对受众(“阅者”)的基本价值判断及重要性的认识。这样的受众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先进的。在徐宝璜提出“权利”(知情权)受众观的89年之后，中国社会才真正开始步入受众知情权时代，确实耐人寻味。当然，这样的观念也得益于徐宝璜的留学背景：“伯轩先生是以官费生的名义赴美留学，一九一六年学成归国后。服务于社会的”［1］1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在的新闻受众意识和20世纪初期的美国相似。从下文陆定一及范长江新闻定义的受众观众可以找到出现这种情况的历史脉络。

　　二、陆定一的受众观：“灌输”、“教育”的对象

　　陆定一的新闻定义是“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2］187陆定一当时在《我们对新闻学的基本看法》发表于1943年9月1日。严格地讲，陆定一此时也不是专门为定义而定义的，只是他的新闻定义一再被后人引用反倒让人们看不到其新闻定义产生的历史环境。若套用格尔兹的话，定义里面着实隐藏着一张“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3］5.“所有定义均是特定的。它们与某些目的或某些情势有关，因此，仅适用于一个严格限制的领域或‘论域’。”［4］111当时陆定一也是为了解释新闻问题的需要，而其也正是在阐释记者(传播者)阶级立场的基础上提出什么是新闻的，不像今天的新闻理论给新闻专门下定义。某种意义上，新闻学上的新闻定义都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对新闻倾向性的解读，它反映的是新闻工作者的特殊语境及在当时环境下必须而且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而不是纯粹为了下定义而下定义，因此后人如果仅从技术的角度去评判当时的新闻定义，不管怎样分析，总是认为不够科学，殊不知，这样的研究一开始就违背了新闻定义产生的历史语境。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看法》一文的重要目的是要求记者改造世界观，即要具有唯物主义的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认为，也只有具备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记者才可能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同样也只有无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记者。因此，要想使自己成为“人民”的记者，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人民记者”，因此也就无法真正客观报道新闻事实。因为“只有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尊重事实是与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5］1－5陆定一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老老实实主义，就是实事求是的主义，就是科学的主义。除了无产阶级之外，别的阶级，因为自己的狭隘利益，对于事物的理解是不能够彻底老老实实的或者是干脆不老实的。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是最进步的生产者的阶级，能够老老实实的理解事物，按其本来面目而不加以任何曲解、任何加添和减损，不但这样，而且它能够反对一切不老实，反对一切曲解。”［5］1－5也就说，衡量一个记者报道的事实是否客观，不仅仅要看到他描写的事实本身，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记者的立场即看这个记者是否具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觉悟。因为在陆定一看来，如果一个记者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是不可能客观报道事实真相的，按照文章的逻辑，这样的记者也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立场，或者或多或少地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陆定一新闻思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抗战以来，“党的新闻事业是大大的发展了，吸收了大批新的知识分子到这部门事业中来”，“但随此以俱来的，则有事情的另一方面：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5］1－5而且后来的历史也印证了陆定一的看法，“政治立场问题的重要性，在1947年展开的反‘客里空’运动中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根据新华总社对该运动的成果总结和原因分析，第一，在发现严重的‘客里空’作风的同时，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了新闻工作的阶级立场问题；第二，检查出虚构新闻、道听途说等不认真不精致的作风。之所以如此，均和阶级立场有关：或者是因为新闻工作人员的阶级出身所致，特别是在中，在有关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中，这种出身导致立场模糊；或者是因为在参加党报工作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带来了没落的封建阶级思想意识与陈腐习惯，随之就与当时的整风运动相结合，进行‘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1948年华北《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全区人民团结斗争，战胜各种灾害》的错误报道，进一步证明了尊重事实和政治立场的重要关系。”［6］上述分析证明，陆定一发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看法》的根本目的是想改造记者的阶级立场问题，这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但是，与徐宝璜对受众的关注路径一样，我们可以从陆定一对记者(传播者)的要求，可以反观其对受众(“人民”)的基本观点。不难分析，当时的记者就有这样的阶级立场问题，那文化水平、政治觉悟相对较低的“人民”就更有改造之必要，或者说，这些阶级立场不坚定或不够坚定的记者就来自“人民群众”中，或者受到“人民群众”中某些政治、阶级立场模糊的人的影响或腐蚀，那么，在记者对应面的受众———“人民群众”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无产阶级思想“灌输”和“教育”的对象。这就是陆定一隐含的受众观。因为特殊的时代环境，他不可能直接提出受众的问题，但是他对记者的要求就是建立在对受众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受众，才会这样要求记者。在当时，受众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而记者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在新闻的主要功能还不是传播信息而是宣传党的政策和斗争工具的情况下，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对传播者(“记者”)的强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陆定一不重视受众，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受众(“人民”)对革命的重大作用，才一再三令五申地强调传播者(“记者”)改造阶级思想的极端重要。因为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受众(“人民”)的主要作用或者说主要权利也只能压缩或集中于当时的国内革命战争，这是历史的必然，受众(“人民”)不能有也不该有超出这个范围的选择，同时又由于受众(“人民”)的文化、政治觉悟等方面的限制，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无产阶级思想“灌输”的必然对象。不能因此说，陆定一的受众观是单向度的，我们不能用现在传播学受众理论去肢解特殊历史时代的受众生态，因为，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新闻不是纯粹的新闻，而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阶级等生死与共、休戚相关的，与历史上的政治风浪有着不可切断的血缘关系，同样，受众也是这种母体下的必然胚胎，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受众，反之，有什么样的受众就能折射出什么样的时代。

　　三、范长江的受众观：受众(“群众”)是报纸的评判者

陆定一范文篇6

陆定一范文篇7

　　“新闻品质”的社会性和对象性是完全统一的。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分别看作两个不同的实体。只有在逻辑上，在科学中才能把两者区别开来看，而在现实中，这二者则是一刻也不能分离的完整的统一体，彼此互为前提、互为依据。至此，我们可以说，“新闻品质”是人的“知”的需要的对象化。它不可能有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内容，它的内容总是随着人的实践，随着历史、社会、阶级的不同而变化。过去我们用语言来界定的一些貌似具体的内容（如“新鲜”、“重要”、“共同兴趣”等）其实也并不具体。语言的抽象性与现实生活的具体性也许是在人的认知途中无法逾越的鸿沟。为此，我不得不在回答新闻是什么的问题之前，把“新闻品质”转化为一种类似人类心理结构的抽象形式，我把这种形式称之为“关注”。它在人类实践中不断生成，因此无限的内容将在其中不断展开；它在实践中通过与事实的无数次相遇获得自身，同时又将自身，同时又将自身的光芒投向作为对象的事实，从而使事实具有了一种新的品质。什么是新闻？从本体论着眼，新闻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

　　关注的新鲜事实。这里的“经验”包括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后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前者则表现为人的“亲身传播”或“体内传播”。

陆定一范文篇8

　　[摘要]：本文通过阐述1978年以后几个新闻学基本概念回归本学科的历史进程，说明对新闻、新闻传媒的认识是否科学，对于传媒业的发展、新闻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作者认为，推动我国新闻学基本概念回归的动力，与其说是不同意见长期争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不如说是1978年的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以往认识的转变。

　　Abstract：Severalbasicconceptsinjournalismhavereturnedtotheiroriginalmeaninginsubjectsince1978.Byanalyzingthishistoricalprogress，thearticleholdsthatourscientificunderstandingofnewsandmassmediaiscrucialtothedevelopmentofmediaindustryandjournalism，paringtolong-termargumentofdiverseopinions，oneisconvincedbyanother，theauthorthinksthatthedrivingforceofthereturningofthesebasicconceptsis，asthesayingin1978，practiceistheonlycriterionfortestingtruth，whichmeans，thepracticeofChinesemediaindustryiskeeppromotingpeople’smind。

　　KeyWords：basicconceptsinjournalism，functionsofmassmedia，objectivityandfairness，newsascommodity

　　如果现在我们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传媒的主要职责是向公众及时报告新闻；传媒应当反映社会舆论；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新闻具有商品性；报纸要为读者服务，等等，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感觉这是不言而喻的，还用再说什么吗？但是，如果把这些说法放在30年前，说出哪句话都要冒着受到批判的风险。现在研究“新闻自由”、“表达自由”的文章很多，专著都出版了数本。然而在30年前，若不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等词写出来、说出来本身，也是要冒风险的。

　　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只是在这种变迁基本完成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一些观念才会与现实情况逐渐吻合；然而，随着新的环境变化，可能好容易接受了的观念或认识，接着又面临更新的观念的挑战。我国新闻学在改革开放30年中，便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过程。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痕迹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是当时只是在指导思想上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很多具体的观念认识，不可能，也来不及一一清理。像如何评价这样的大事，一年前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还在说这是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仍然对它持肯定态度，当然不能指望一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能对此做出肯定或否定的明确结论。“”是在三中全会以后三年，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其做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如此重要的问题尚要经过数年的党内思想交锋才能最终得出结论，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学科领域内的事情了。

　　我国新闻学教学和研究在“”中遭到了灭顶之灾，“”完全控制这个领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当时重要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部门，随着人民大学在“”中被解散，新闻系当然亦不存在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虽然存在，大批判亦全部否定了解放后的前十七年。所以，对于我国的新闻学来说，改革开放之后的首要工作是从零开始，恢复学科的建设。我们不得不从讨论“什么是新闻”开始学科的建设。因为，几乎所有涉及新闻、报刊、广播（当时电视不普及，还未被列入考察对象）的观点都深深浸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印记。资产阶级新闻学和无产阶级新闻学、资产阶级报刊和无产阶级报刊的根本区别等等，此前曾经是新闻学研究者绞尽脑汁思考和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这种回答中，充满了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由此带来的常识性谬误。

　　例如“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概念，在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大约十几年，才逐渐淡化，最终消失的。

　　“”时期的1967年1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造反派夺权，得到的支持。《人民日报》1月19日发表社论《让思想占领报纸阵地》，文章说：“我们党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968年9月1日，经批示“此件可用”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大力宣传思想，用思想批判一切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革命思想，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后，“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概念被推广。

　　197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出版的《新闻理论讲话》（本人当时作为工农兵学员参与写作[1]），将这个概念列为新闻理论的基本概念。这本小册子写道：“承认不承认报纸、广播、通讯社是阶级斗争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及要不要在新闻阵地上向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新闻战线两条战线斗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2]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对“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提出质疑，认为是“”的理论。然而，1980年代初期新闻学界的几篇权威文章，一方面批判了“”通过传媒迫害群众的罪行，一方面坚持这个概念是正确的。文章写道：“经过批判、的谬论，并经过正确解释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还是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3]显然，我们当时仍然没有从理论上实现对新闻业的认识回归到新闻业和新闻学本身。1988年，一位作者对此评论说：“批判者费了老大劲，进行猛烈的‘口诛笔伐’，却仍然在理论上没有实现从对象——新闻事业本身出发，也没有回归到对象，结论不得不继续以对象的伦理功用取代对象本身，只不过对功用的现实作了一些价值调整。起点未变，轨迹照常”。[4]这种情形在1980年代的表现是很突出的，实现认识观念的转变，其实很艰难，传统的思维惯性表现得十分顽强和抗变。

　　经历长时间转变的新闻学概念

　　1980年，北京高校新闻系，当时职称最高的才是副教授，而且仅甘惜分一人（其他教师中，讲师最长的有20多年了，因为评职称的工作停滞了十几年）。于是，甘教授被请来请去授课，讲述的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新闻”。他得出的结论是：“新闻是报道或评论最新的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这里，主语“新闻”这个概念用错了，应该是“报刊”（当时没有传媒、媒介这样的概念），不然，后面作为第二谓语的动词“报道或评论”无法与主语“新闻”匹配。这个关于新闻的理解，压缩为主谓宾结构就是：新闻是手段（实际意思是：报刊是手段）。显然，这个对新闻的认识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印记。我在1981年底写了一篇文章，标题采用的是陆定一1943年说过的新闻定义，即“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内容为比较、分析当时的各种新闻定义，包括甘的定义。最后的结论是：回到陆定一的新闻定义去！其实，我对陆的定义并不满意，但它没有显示工具论思想，又是我党历史上已有的说法，提出来容易被多数人接受。然而，就是陆定一的这个老观点，亦被当时的文章温和地批判为“客观上给资产阶级新闻学多多少少涂脂抹粉”。[5]

　　再如“出版自由”这个概念，我们一向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和体制。1978年以后，我们获知这样一个数据：世界上出版最多的图书之一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的大部分版本是由西方国家的出版社出版的。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呢？《红旗》杂志1981年第七期的一篇文章的解释思路是：他们出版《资本论》是为了批判它、歪曲它、围剿它，所以，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是虚伪的。

　　传媒是社会舆论的反映，当时已经查出来马克思说过，但是若要把这个观点作为基本概念提出，就不得不考虑人们头脑中已有的既定观念。想来想去，有的作者便先提出“报刊是阶级舆论的反映者”，待这个观点被接受了，再进一步说，阶级舆论也是社会舆论的一部分，所以也可以说是社会舆论的反映者。[6]

　　“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是1979－1980年我国最早的三次新闻学研讨会的主题之一，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想说出，报纸除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外，还应当有自身的基本职能，但是当时讨论来讨论去，这个问题一直被表述得“犹抱琵笆半遮面”。直到80年代后期，在一次各报总编辑的会上，一位中央级报纸的副总编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报纸的基本职能是传播新闻”，得到了大家的热烈赞同。然而，即使提出来了，这个说法也得在较长时间内要与“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一起说，以避免遭到指责。

　　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这个说法长期以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刘少奇1956年提出，新华社的新闻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同时有立场。这个观点在“”中遭到批判。1980年5月，刘少奇平反，当月北京新闻学会第一次学术活动便是讨论刘少奇的新闻思想，新闻要“客观”，再次被肯定。但是同年和以后几年内发表的文章中，仍有的认为，“客观报道，这是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界标榜的信条”。[7]1991年，“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被列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八条的第五条，似乎问题在认识上解决了。但是，1997年该文件第二次修订时，这一条被删除，对此没有任何解释。

　　关于新闻的商品性，最早的讨论是1982－1984年在北京《新闻学会通讯》上进行的，跨越两个年头，总共发表了五篇文章，三个人参与，一个人反对，一个人赞同，各两篇文章，我写的第五篇实质上赞同，但鉴于当时的环境，说得有些含糊。1985年，在一次地方召开的学术会上，有的研究者说，把新闻是否具有商品性作为研究对象，是不严肃的和不科学的，会降低我国新闻事业的水平，导致新闻事业迎合低级趣味，改变我们报纸的无产阶级性质。[8]既然事情被上纲到这个层面，后来的数次关于新闻商品性的讨论，均以否认新闻是商品收场，尽管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已经提出要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1998年，有的研究者提出，因为美国和联合国的文件把新闻业视为是服务业，所以新闻是服务，不是商品。围绕这个说法的讨论，其实就在于该作者不知道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服务是商品的一种表现形式。[9]

　　关于报纸为读者服务，提出以后争议不大，但仍然有分歧。依照“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主要表现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那么这样说就可能降低报纸的政治职能。只要看看1982年涉及的禁载内容，就可以想象那时为什么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徐惟成说：“有些信息我们的报纸是不应传播的，比如口红哪里有卖，理大包头在哪家理发店等。”[10]1998年，在中央五部委召开的纪念刘少奇诞生100周年的研讨会上，一位参与者的论文针对刘少奇说的“为读者服务”写道：“刘少奇的提法有缺陷，表述不准确。读者、人民群众是两个概念。无产阶级报纸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人民群众，但是这些报纸的读者并非都是人民群众。读者、人民群众在这里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宜混为一谈；混淆了会引起歧异和混乱。正确的提法是报纸为人民服务。”看了文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这样的观点还停留在1957年，而现在发生了多么大的社会变迁啊！

　　环境的变化最终导致观念的变革

　　30年过来了，只有经历的人才会深切体会到观念的转变重要，但是转变本身又是多么的曲折。而观念本身对于社会发展，学科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1876年，美国发明了电话。英国议会请来邮政部的总工程师询问：英国是否需要发展电话？这位工程师回答：英国有的是邮差，我们不需要电话。因为这个接近决策层的人认识落后，结果，英国出现电话比美国晚了整整十年！

　　推动我国新闻学基本概念最终变化到现在的状态，与其说是不同意见长期争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不如说是1978年的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以往认识的转变。例如，当“传播媒介”、“信息”这样的概念出现的时候，与我们常说的“报纸是党和政府的工具”的说法差距太大，以至当时有人批评“传播学的要害是否定阶级斗争”。现在怎样呢？“传媒”的概念不是普及了吗？当传媒业作为重要的产业，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为国家提供滚滚财源的时候，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不准说新闻是商品，就变成了“皇帝新衣”的故事了。真理有时候很简单，但是束缚我们头脑的原有思想却十分顽强。因此，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些党的十七大一再强调的要求，对于保证我国沿着1978年开始的历史进程继续前进，十分及时和重要。

　　对新闻学基本概念的认识，也伴随着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以后，不言而喻地要承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通过的一系列国际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同年，经全国人大批准，我国加入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此前的1998年，我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尚待全国人大批准）。这些国际公约对于包括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在内的“表达自由”，给予了科学的表述，现在公认的最科学的关于表达自由表述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1.人人有权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2.人人享有表达自由的权利；这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面的或者是印刷的，还是采取艺术形式，或者是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媒介。3.行使本条第2款所规定的权利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可以受到一定限制，但是这些限制限于由法律所规定并为下列所必须：a）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b）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现在，我国新闻学界关于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表达自由的研究，已经在这样的国际公约基础上进行了，与30年前对此的认识相比，观念进步是十分明显的。

　　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发表的讲话，使用了很多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强调我们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要按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他说：“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以改革创新精神做好工作。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要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要完善新闻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这些话语中，其中不少本身就是新闻传播学的概念。总书记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要求新闻传播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做到五个“创新”，把握三性（时代性、规律性、创新性），研究现状和受众心理，舆论分析，设置议程，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等等，这些新闻传播学界现在经常使用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话语。

　　从和刘少奇1948年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到现在的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时代和环境不同了，话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新闻学话语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外表形式，而与实际事物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它反映了30年来我国社会，特别是新闻传播业结构和形态的巨大变化。可能我们以前有过争论，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你对了，在那个问题上我错了，可能我们都有过跟不上实践发展的认识问题。然而，学科发展到今天，是我们共同努力和推动的结果。在现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需要团结一心，奔向学科发展的未来。

　　[注释]

　　[1]为此，我在1989年发表文章《新闻学需要忏悔意识》，对自己原来的错误认识进行了清理。

　　[2]《新闻理论讲话》第50页，北京朝阳区工农通讯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73级工农兵学员编，1975年出版。

　　[3]《新闻学论集》第二辑6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4]刘智《新闻文化论》第32－3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

　　[5]《新闻学论集》第一辑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6]参见北京《新闻学会通讯》1982年第1期9－12页。

　　[7]《新闻学论集》第一辑2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8]参见北京《新闻学会通讯》1982年第19－20期、1983年第3期和第21－22期、198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