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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故事简短,党史故事

作者: 猫宁 发布日期:2024年03月20日

党史故事简短篇1

  长征时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我较为了解的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党史故事简短篇2

  夏纳是抗大总校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作战科当参谋,但他对分配给他的工作有点意见,心里不大痛快。彭德怀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亲自找他谈一谈。

  一天,彭德怀来到夏纳的住处,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你就是夏纳同志吗?我叫彭德怀。”一听是彭德怀,夏纳顿时紧张起来。彭德怀看到他这个样子,温和地笑笑,尽量把神态放得随意一些,说:“听说你是从抗大总校来的,我们很欢迎。咱们这里真正有文化的人不多,很需要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前来工作。可是,据说让你到作战科你不很满意,是吗?”夏纳局促地说:“我学的专业是工程技术,没有专门学过军事知识,我怕到作战科完成不好任务。”

  “是呀,”彭德怀深有感触地说,“按照你所学的知识,本该让你去搞工程才对。但是,现在的形势不允许我们这样安排,我们正在打仗。根据地里又没有什么工程可搞,要搞也只能等到抗战胜利才行。眼下,摆在我们面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特别是作战科,很需要一些有文化的同志去加强工作。为了对付日本鬼子,暂时只好让知识服从抗战,你说是不是?”

  听了彭德怀这番话,夏纳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彭德怀趁热打铁,继续开导他说:“其实,什么知识也是从实际工作中学来的。别以为军事这门学问高不可攀,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肯学习多动脑子,许多科学知识也都是可以学习到的。到那时,你就会觉得学习军事,指挥打仗,还真有意思多了。”

  一天,彭德怀在作战科看到夏纳写的一篇题为《论敌人的“铁壁合围”战术》的文章,便坐下来认真地阅读起来。原来,这年夏天,日本侵略军为了一口吃掉抗日力量,对华北根据地施行了残酷的“铁壁合围”,后来,在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指挥下,经过广大军民的同心协力,奋勇抗敌,最终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夏纳亲自参加了两次反“扫荡”的激烈战斗,便琢磨研究一番,写出了这篇论文。

  彭德怀看完文章后,说:“小夏,你这样做是很对的。实践出真知。一个青年应该好好研究点实际问题,尤其是敌人使用的那些战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不过,你写的这篇文章还存在某些片面性。你只从表面上说了一下敌人战术上的一些形式,没有从本质上明确指出敌人‘铁壁合围’战术的特点和弱点。如果能够就如何打破‘铁壁合围’战术做进一步的研究,这篇文章就会生动有力,有理有据,说得让人心服口服,产生一定的教育意义。”

  彭德怀又说:“另外,文章的题目也有点大,不够贴切。”说罢,他摸出钢笔,在原标题上边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关于‘铁壁合围’战术的研究”几个大字。彭德怀走后,夏纳从实际工作和实战中学习研究军事知识的劲头就更大了,将那篇文章做了认真修改,又拿给彭德怀过目。不久,这篇文章就在八路军总部创办的《前线》杂志上发表了。

党史故事简短篇3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小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

  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

  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

  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党史故事简短篇4

  农忙 1942年年底,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忙了。

  他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有时一忙就是一个通宵。这样,毛主席的睡眠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大生产运动期间,他常常忙一晚,第二天下午照例还要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块去参加劳动。那时,熊云在中央机要科当译电员,他们跟主席一块住在枣园。

  枣园有一排窑洞,用两道墙隔成了三个院,主席住在北边的院内,机要科住在中间的一个院里。机要科的同志们见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样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

  趁主席到地头去的当儿,他们几个机要员一合计,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笑,望着他们这一帮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摆手示意不让他们帮助,并说:“你们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就这样,毛主席用了几个下午的时间,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并在地上浇了水,上了肥,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绿油油的蔬菜、丰硕的果实缀在枝头上,把枣园的后山坡装点得更加美丽了。

  二、有轿车不做 延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 老红军杨辛克,贵州松桃人。

  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后任抗大学员、八路军129师358旅教育干事、指导员、公安总局科长、豫西地区副专员、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省经委副主任。

  1983年6月,杨辛克同志向我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坐车还是骑马而引发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步行。

  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警卫战士们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主席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 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主席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台配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老总,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

  三、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 “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毛主席对自己儿子的“约法三章”。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发的,党内又何来因子女而产生的腐败呢?田志芳,四川广安人。

  1933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营长、团参谋长,建国后,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军事代办处顾问。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说的延安时期毛主席对儿了毛岸英严格要求的故事,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这里原来是个墓地,叫杨家坟。

  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后,就在这里种上花草、瓜菜,便成了个小花园。这会儿,红茸茸的鸡冠花、紫幽幽的牵牛花、黄橙橙的南瓜连成一片,别有一番情趣。

  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风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

  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

  “毛岸英?”“就是毛主席的儿子。”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

  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

  他的脸变黑了,身体也瘦了。一打听,原来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最艰苦的山区,上“劳动大学”去了。

  由于党的领导同志都这样以身作则,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风。四、董存瑞 1948年5月1日,第11纵队从朝阳地区西进,兵锋直指热河省会承德的北部屏障隆化城。

  25日,隆化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担任爆破组长。

  在全连战斗动员会上,董存瑞代表全班表决心:“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们把隆化拿下来。”战斗开始后,他带领战友们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

  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

  此时,离发起总攻仅15分钟。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

党史故事简短篇5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王震以爱才而闻名。他曾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尊重人才,没有人才可以有人才,人才少可以变多,否则,多就会变少,有等于没有。”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王震,幼年时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但在他指挥的部队里,积极主张吸收知识分子入伍。

  1937年11月,时任三五九旅旅长的王震参加八路军会议,他说:“我想要一些人。”贺龙笑着说:“你胃口真不小,一个三五九旅那么多人马,还嫌少?”王震笑着说:“我王震用兵也是多多益善嘛!我还要一些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给部队教授文化知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打不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不是我们常说的吗?”

  于是,贺龙将从北平来根据地参加抗日的康世恩、郭小川、刘亚生、赵安博、王季青等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分给三五九旅。其中,北京大学毕业生刘亚生很受王震器重,被破格提拔为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王震求才若渴,在三五九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初、高中毕业生入伍,在连队锻炼一段即委以恰当的职务。

  解放战争时期,王震率军每解放一座城市,就亲自去动员知识青年参加部队。《王震传》的编者说:“王震像磁铁一样,在自己周围吸引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农学家涂治、水利专家王鹤亭、钢铁专家余铭钰、地质学家王恒升、纺织专家刘钟奇……他们都是王震领导新疆建设的高级参谋,为新疆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6年,王震任农垦。在“反右运动”后期,王震心里总在想着一件事:被定为“右派”的人,也要给个出路。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还是有用的,别的部门不要,可以到农垦部门来嘛。在王震的支持下,1958年,北大荒不仅接纳了10万转业官兵,还接纳了1500余名“右派”,其中包括丁玲、艾青、丁聪、吴祖光、尹瘦石、黄苗子等文化名人。

  1969年10月,王震被下放到江西红星农场,他从各地请来了很多科技人员。李汝庆是农场一位学畜牧兽医的科技人员,因为海外关系和“反右”期间的问题,在场里被当作重点“牛鬼蛇神”批斗了三年。在调查和了解情况后,王震通知李汝庆到总场开会,“我和你们党委研究过了,现在决定解放你,你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李汝庆参加批斗会,不是站就是跪,现在一听见让他坐下来,激动得潸然泪下。从此,李汝庆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农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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