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篇篇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对成员国进行资金融通。但是，这种融资与一般的商业贷款不同，具有较为苛刻的条件和鲜明的政策性。例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国际金融领域重要的协调和仲裁者，对各国进行了经济援助和干预。但是，在IMF和各国达成的援助协议中，附加了以下条件：(1)整顿金融秩序，勒令部分金融机构破产，并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组，使其尽快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金要求，但在此过程中必须保护存款者和债权人的利益；(2)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对外资参与本国金融机构的限制；(3)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提出新年度的宏观经济预测指标（包括降低GDP增长率、遏制通货膨胀水平、改善国际收支）；(4)调整经济结构，进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

　　事实上，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以稳定各国间汇率关系为行动宗旨的国际组织来说，它提出的调整方案，或者说贷款的条件性，主要考虑的是危机国的外部经济均衡，同时总是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以韩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的条件是：采取停业破产等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开放贸易和金融市场，将1998年GDP的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将经常项目赤字控制在GDP的1%以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内，为稳定市场提高利率水平等等。

　　基金组织认为，以上的措施有助于危机国家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首先，整顿金融部门、保护存款人利益是恢复市场信心、提高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吸收国际先进的管理水平和先进技术，引进外资，同时可以在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下，加速本国金融机构与国际接轨，加大改革步伐，提高经营效率；再次，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能够缩减有效需求，减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保持币值稳定；最后，调整经济结构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本质上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竞争性，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的干预则能使各国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理论上讲，这些措施无可厚非。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并要求这些国家进行金融改革，目的是使受援国得以避免更加严重的灾难。然而，IMF的救援引起了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褒贬不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救援方案，国际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1.IMF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

　　米尔顿·弗里得曼和乔治·舒尔茨都认为，正是IMF对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救济导致了1997年爆发并且其影响一直持续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正是IMF。米尔顿·弗里得曼教授指出：“每当世界市场出现风险时，投机家都会得到IMF的援助而不会受到损失，这是不正常的。IMF用别人的钱鼓励投机，成了东亚的不稳定因素。救济由于愚蠢投资而受到打击的民间金融机构，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错误。”他主张“将IMF解体”。

　　2.IMF开错了药方

　　一些经济专家认为，IMF给东南亚受援国开出的药方过于猛烈。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和墨西哥不同。墨西哥当年发生的危机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因此，IMF要求墨西哥实行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是对症下药；而亚洲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市场机制和金融体制不健全，法制薄弱，从而导致人情风泛滥。要在亚洲国家推进改革，必须转变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模式，而IMF并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建议。另一方面。IMF的改革方案直接影响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例如，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消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等，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另外，勒令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则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并造成社会动荡。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认为IMF为亚洲开错了药方。它不把主要着眼点放在调节成员国的经常收支上，却越来越重视对受援国进行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改革，而这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会给该国带来相反的结果。他认为，IMF应该提供的是基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建议、劝告，IMF也不能利用救援的机会强求受援国进行与恢复往常收支不一定必要的、本应当由当事国的政治体制负责的那些经济改革。

　　3.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

　　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应该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他指出，IMF导致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的事例太多了。在对付这场危机的过程中，IMF自告奋勇承担了许多让人想象不到的职能，但对于自己的行为会给受援国带来多大的政治冲击一点没有把握。必须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创建一种新的金融管理体制，通过这个新体制来找出区分长期资本和投机资本的方法，缓和由于过剩的投机资本对全球规模的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冲击。而IMF必须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上去，那就是通过提供短期融资而为受援国提出咨询和建议。

　　4.IMF不仅救拯救了危机，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的R·库珀曾说过：“我们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发现了（IMF的）一些缺陷，但很快就纠正了。例如，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动作迟缓，但后来就设立了一个快速处理程序，并在韩国和巴西爆发危机时应用。当我们IMF或许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援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时，我们增加了经费，作出了新的安排，以便在紧急情况出现时能补充IMF的资源。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但现在都做了。”曾任IMF总裁长达13年的米歇尔·康德苏无疑是IMF政策的最大拥护者。在他看来，IMF不仅拯救了陷入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经济，而且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在IMF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援助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IMF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失误频频，不仅反映其指导思想有误，而且决策机制有问题，说明它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新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因此，应抛弃IMF，建立全球中央银行，发行新的国际货币或者恢复金本位制度，建立新的国际监控机构，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风险的预警和防范体系，以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这种“另起炉灶”的方法虽然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货币新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触及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势必遭受到发达国家的反对，短期内难以实现。另外一种观点认为，IMF虽有失误，但它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机构，在国际货币领域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不必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只要对其不适应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部分进行必要改革，使其不断完善就行了。这种意见以美国6点建议、法国12点建议，日本改革方案、西方七国财经首脑联合声明等为代表。它们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坚决反对一切试图脱离IMF的金融改革。由此可见，上述意见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之争。

　　这两种意见不同之处还具体表现在对短期投资资本（又称国际游资）的流动是否需要监控的问题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认为，金融自由化为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快速流动，为其冲击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是国际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项目过度开放的结果，是国际炒家的“杰作”之一。对冲（套利）基金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要慎重，同时主张加强对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流入资本的管理，尤其要限制对冲基金的活动，以保证国际资本自由有序流动，保证发展中国家免受或少受国际炒家的冲击。他们的主张不仅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而且得到发达国家不少专家学者的赞同。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实体外汇管制将为亚洲经济提供呼吸空间，使经济恢复增长”。但是，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美国政府，反对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他们一再强调资本自由化的好处，否认其负面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克服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还得从投资自由化入手，反对采取任何投资管制的措施。有人甚至要求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内容，即赋予成员国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主权，同时要求将资本项目自由化写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章程。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从以上各个领域对IMF援助活动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当今国际货体系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和不足。

　　第一，缺乏对投机资本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利率风险，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开始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80年代，金融衍生工具成为最重要的金融创新内容，并将新产品的开发逐步演化为一种“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投机交易，并由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变成了最具风险的金融工具。国际金融创新的兴起为投机资本的活跃创造了条件，而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每天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数以万亿计的庞大投机资本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使得一些国际投机资本能够无所顾忌地进行金融投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第二，缺乏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使得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具有突发性，当问题引起普遍重视时往往为时已晚，错过了抑制金融危机的最佳时机。从亚洲金融危机看，在危机爆发前，很少有人料到这些国家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从传统的检测手段看，即便是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也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经济运行状况。

　　第三，缺乏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筹备阶段，IMF主要发起者美英就决意要在新成立的IMF舍弃一国一票制，而代之以一种“豪绅主义”的决策制度。由于当时美英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小国基本没有发言权，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加权投票制，并将其作为基金决策规则。按照这一规则，在IMF中，每一会员国投票权的分配主要由各成员国所缴纳的基金份额决定，投票权与其基金的份额成正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投票权的分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

　　第四，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多边支付体系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但是，除非国际收支失衡即将导致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危及以上两个目标，基金组织不会轻易出手。所以，目前庞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往往还要依靠国际货币体系以外的力量来进行调节，并且，目前国际收支的调节主要依靠逆差国来完成。由于近年来发生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的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如果不想发生债务危机就只能紧缩国内经济，但这样又会使刚刚起步的经济陷于停滞，不得已又要举借外债，从而难逃重债国的厄运。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许多学者提出了改革建议。例如，托宾(Tobin，1982)建议对所有的货币兑换交易，包括远期交易，征收一个较低的税收，如0.25%。因为这个税收比较低，所以对商品和服务贸易、长期资本流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对短期货币兑换的交易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成本，以此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计划围绕三种货币，即世界经济中三个主要贸易集团的关键货币：美元（北美集团）、德国马克（欧洲共同体集团）和日元（亚洲集团）来进行。该计划打算在固定汇率基础上，至少在长期，建立新的国际货币本位。其最终目标是使这三个货币集团的国际贸易物品价格以三种货币中任何一种来表示都相同，即某种形式的绝对购买力平价是该体系的长期稳定器。威廉姆森和米勒(1987)建议主要国家的货币建立汇率目标区。该扩展的目标区建议与麦金农建议尽管目标不同，但都强调在稳定汇率方面进行多边合作。麦金农主张汇率固定，允许其在波幅(band)内自由浮动。克鲁格曼所赞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回到一种固定但是可以调整的汇率体系。在走向这个最终目标时，人们应允许货币在一个很宽的区域内运动。他认为，这会缓和疯狂的投机性运动，同时并没有把汇率固定在一个狭窄的不可维持的波幅之内。

　　由上述不同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理论界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过程。在现实条件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克服分歧、达成共识，应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遵循以下的原则：

　　第一，以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任何国家和集团都想建立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由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能否成功，新秩序能否建立，关键是能否找到共同利益。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认识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在经济高度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任何国家都不利。因此，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都要以此为准绳。

　　第二，以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为主要内容。要保证国际资本流动自由而有序，除了规范国际金融运行的一般行为外，还要制定监督国际资本投机的规则。这一职能可以赋予IMF，由其负责监控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以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且帮助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及时解决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构筑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金融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只有这样，国际资本的流动才能既是自由的，又是有序的。

　　第三，要体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离开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国际金融规则也难以制定和实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只是一句空话。因此，改革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废除一切歧视性规则，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有的地位和权利。

　　第四，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改革要以稳定为前提条件，先易后难，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当前，矛盾的焦点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和过度投机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监控和防范，以保证国际短期资本的自由和有序流动。其他改革可以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逐步展开。

　　【参考文献】

　　1.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纳。国际货币与金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姜波克，陆前进。汇率理论和政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3.萨奇。有关国际金融体系改造的若干困惑。国际经济评论，1999(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篇篇2

　　最后的结果是，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毫无悬念地胜出了，并于7月5日走马上任，任期5年，这也是IMF自1944年成立以来，诞生的首位女总裁。

　　至此，这位满头银发、身着香奈儿套装、总是面带微笑的法国现任女财长才真正地走进了人们的视线。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入到这位精明干练的女强人身上，她究竟具有怎样的能量、生活中的她是何种姿态而她又将如何面对质疑与挑战，所有这些，都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三级跳”炼就政坛女强人

　　现年55岁的拉加德出生于法国西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为大学教授，母亲亦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为拉加德今后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根基。作为家中四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且又是女孩，拉加德自小便养成了独立又包容的个性，她曾这样形容过自己的童年时代：“基督教的、宽容的同时又是左翼的”。

　　17岁那年，拉加德的父亲去世，但意外带来的悲痛并未在这个家庭持续多久，母亲的坚强与独立使拉加德得以继续求学。18岁那年她获得了一笔数量不菲的奖学金留学美国，这段经历为她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她由此接触并了解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文化，既丰富了知识，也开阔了眼界，为其日后的多元化思维奠定了基础。从美国马里兰州的女子学校毕业后，拉加德重回法国，入读巴黎第十大学法学院和法国政治研究学院，获得法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1973年，是拉加德事业的第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她进入了当时的美国共和党议员、后成为美国国防部长的威廉・科恩办公室实习，负责为科恩在缅因州的法语选区回信，解答有关水门事件的问题。

　　如果说这段经历只是拉加德职业生涯的一个起点，那么八年后的这次转折可以说是奠定了拉加德事业发展的基调。1981年，25岁的拉加德加入了大名鼎鼎的贝克・麦肯西国际律师事务所，从此开始了长达25年的职业律师生涯。其间，因在处理劳工、反垄断与企业收购等一系列法律事务上的突出成就，她一路升迁， 并于2004年成为该事务所全球战略委员会主席。

　　也正是那一年，拉加德获得《华尔街日报》“欧洲商业女强人”称号。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拉加德无疑会以一个优秀律师的身份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就在她年近半百之际，命运又赋予了她新的使命。2005年，拉加德的才干引起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的注意。德维尔潘延请她入阁，担任法国政府部长级外贸代表，从此拉加德正式告别律师身份步入政坛。

　　2007年 6月，萨科齐改组内阁，拉加德成为法国首任女财长，一举打破G8 经济体内无女性经济部长的历史。接掌法国财政事务之后，她有惊无险地处理了全球几次重大金融危机的袭击，2009年她被《金融时报》推为“欧元区最佳财长”。

　　香奈儿情结：铁娘子亦有柔情

　　“她就像是金融世界里的可可・香奈尔，”英国《每日电讯》报曾这样评价过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因为她们拥有一样的勇气、坚定和优雅。”

　　如果你以为拉加德和我们想象中的女强人一样，在政坛上叱咤风云、冲锋陷阵，总是一脸严肃随时准备征战沙场而对自身形象毫不顾忌，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拉加德具有不俗的审美水准，对时尚颇有自己的心得。作为香奈儿的拥噱者，每次出现在公共场合，她总是身着考究的香奈儿套装，同时又能别出心裁的搭配一条围巾，处处展现着女性的柔美。甚至有法国媒体戏称，如果不是法国总统夫人布吕尼帮忙抢镜，分散了摄影记者们的注意力，他们很可能将目光从法国总统萨科奇转移到财长拉加德身上。

　　除了穿着品位不俗之外，拉加德在生活中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乐活族。她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喜欢游泳、瑜伽，爱侍弄花草，同时又是坚定的素食主义者，不抽烟喝酒，秉承简单而有质量的生活原则，没有公务的时候，她喜欢和孩子们待在一起，侍弄侍弄花草，为家人做饭，制作杏子酱和柑橘酱，然而对于现在的她来说，这看似简单的一切似乎都是奢侈。

　　未来：在质疑与期望中坚定出走

　　在没有涉足金融界之前，作为律师的拉加德几乎从未想过有一天她会成为法国财长，更勿论执掌IMF，甚至在此之前，她还对银行家这一职位颇多微词。在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的办公室里，有一幅有趣的漫画。画中，这位总是衣着优雅的法国财政部长，穿着细高跟鞋和渔网丝袜，正手握鞭子要抽打一个银行家。

　　成为IMF的掌门人后，拉加德要做的不仅是将这幅画从墙上拿下，更要努力地实现着这种身份转变所带来的一切变化。然而，这条转变之路似乎没有那么顺畅。

　　从竞选之初，拉加德便面临着一系列质疑。

　　包括《经济学人》在内的媒体，都曾经专门撰文反对她的继任。《经济学人》杂志强烈反对提名拉加德的原因，是指责她作为欧元区应对债务危机的规划者之一，完全是在试图阻挡不可阻挡的趋势。

　　而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则反对欧洲人继续掌控IMF，并称拉加德并不适合这一职位。“她的经济学识有限，如果她成为该组织的新总裁，那么她将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身边的智囊。”

　　即使是其昔日的政坛好友，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甚至也对其恶语相向。再加上拉加德做事方式直接，颇不计后果，“蠢话夫人”的称号风行一时。

　　面对质疑，拉加德对自己始终有清醒的认识，“我受人认可的诸多特点之一，就是有能力与人接触并努力达成共识。”她坚定地认为，虽然她目前不具备充分的经济学知识，但多年的职业积累使她对各种政策有着清晰地判断力和把握力，且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用包容的姿态使各方达成共识，而这些素质对于一个政策制定者来说至关重要。

　　曾陪同拉加德参与多次国际会议的同僚，形容她总是能为意见不同的各方，寻找到共同的利益诉求。西方智库查塔姆社主管朱利亚斯说：“她对各种实质性问题了如指掌，政治直觉良好、谈判技巧高超。”

　　的确，无论是家庭环境的影响还是早期留学美国时期的经历，都使拉加德在面对不同声音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包容与清醒的姿态，自信与包容，使她能从容地化解因文化与利益的不同而带来的一系列冲突。二十几年的职业生涯，拉加德给人的一贯印象便是清醒、有主见和不轻易认输。

　　早在她还是律师的时候，拉加德便拒绝外界给职业女性贴上的标签。出席酒会时，她拒绝身着华丽的晚礼服、佩戴价格不菲的首饰，而是一身皮衣皮裤、旁若无人的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恣意游走，一副舍我其谁的姿态；而在今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拉加德再度显露其雷厉风行的作风，当坐在拉加德一侧的巴克莱银行总裁罗伯特・戴姆德，向银行监管机构和财长们致谢，感谢他们在金融危机后重构良好金融环境所做的努力时。话音刚落，时任法国财长拉加德挂在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了，她直视着这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银行家，毫不犹豫地指出其应用具体而有效的财政政策来表达谢意而不是空洞的言辞，一时令这位银行总裁下不了台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篇篇3

　　关键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监督职能

　　中图分类号：13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3-0063-6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基金组织)通过履行三项主要职能来促进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稳定：监督、贷款、技术援助…。其中，对国际货币体系和成员国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的监督，是基金组织的一项基本责任与核心职能。本文旨在考察基金组织的监督职能如何随着时间而演变，分析基金组织的监督政策与实践针对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而做出的调整，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些基本特点和趋势。

　　一、基金组织的监督职能

　　基金组织的监督(Surveillance)涉及对各国、各地区和全球经济的监控，以评估有关政策是否既符合各国自身利益，又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在监督过程中，基金组织指出经济稳定可能面临的风险，并就所需政策调整提供咨询，从而帮助国际货币体系履行其促进货币合作和金融稳定的根本功能，促进贸易的扩张和平衡增长，以此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心]。基金组织通过双边监督、多边监督和地区监督履行监督职能。

　　1　双边监督

　　双边监督也叫国别监督。当一国加入基金组织时，按照《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条，该成员国须承诺奉行促进经济有序增长和物价稳定的经济和金融政策，避免通过操纵汇率取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该成员国还须承诺向基金组织提供准确及时的本国经济数据。《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条授权基金组织监督各成员国履行这些义务的情况，为此需对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进行持续监督。除位于华盛顿的基金组织总部与成员国当局保持联系外，基金组织还委派工作人员代表团访问各成员国，通常是每年一次，这被称作第四条磋商(Article IVConsultations)。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代表团收集成员国的经济和金融数据，并与成员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官员讨论自上次磋商以来的各项经济发展，该国实行的汇率、货币、财政、金融和结构性政策。代表团还经常与其他团体，例如立法机构、商界代表、劳工联盟和学术界举行会谈。回到总部后，工作人员小组向执董会提交一份关于其调查结果和政策建议的报告供审议和讨论，随后执董会的观点将被转达给该国当局。经该成员国同意，根据基金组织的透明度政策，基金组织将在其网站上公布第四条磋商报告全文和概述执董会讨论情况的“公共信息通告”(PINs)。

　　2　多边监督

　　多边监督也叫全球监督。鉴于成员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基金组织对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各种发展及前景进行监测，识别那些可能有损其稳定的脆弱性，以帮助确保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平稳运作。多边监督的主要工具是每半年发表一期经过执董会审查的出版物：《世界经济展望》(WEO)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FSR)。《世界经济展望》展示工作人员对全球经济前景的分析及不同国家应采取的适当政策的建议，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则侧重国际金融市场的各种发展及面临的风险。

　　3　地区监督

　　除双边监督和多边监督外，基金组织还检查那些根据地区安排实行的政策，例如欧元区、东加勒比货币联盟、中非货币与经济联盟和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实行的政策。另外，基金组织目前还关注某些地区的国家(如中美洲、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或太平洋岛国)共同关心的问题。通过讨论工作人员就这些专题编写的报告，不仅能审议在地区层面上制定的政策，而且能对地区内各国的情况和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并对金融冲击在地区内的传播进行分析。在过去几年里，基金组织还开始在一年两期的《地区经济展望》报告中公布其地区监督的主要结果。

　　二、基金组织监督职能的历史发展

　　基金组织的监督职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范围、程序、方式、重点都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进行不断的调整。

　　1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监督实践：对外汇管制的双边监督

　　二战刚结束时，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除了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汇率安排平价制外，还鼓励成员国实现经常账户可兑换性。《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要求成员国最终取消不利于世界贸易发展的外汇管制，实现经常账户的可兑换性。对于尚不能接受第八条义务的成员，则采用第十四条的过渡办法。第十四条授权成员国维持一定程度的外汇管制，条件是他们必须定期与基金组织就继续保留这种管制而进行磋商。因此，基金组织可根据《协定》第十四条检查各成员国的经济状况。这是基金组织最早的监督实践。

　　1958年至1961年间，大多数欧洲工业化国家实现了货币可兑换性，也就是说接受了《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的义务，因而不再需要与基金组织举行定期磋商。然而，美国不希望基金组织就此失去提供欧洲经济信息和分析的能力。而欧洲也希望基金组织继续检查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状况。于是它们在一致同意基金组织对所有成员引入自愿磋商，并于1961年首先开始了与英国的磋商。自愿磋商涉及各国的总体经济状况，磋商的范围比外汇管制所牵涉的问题要广泛得多。但自愿磋商并没有正式的法律地位，它在布雷顿森林平价体系下的意义也有限。因为在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下，成员国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需要调整汇率。对于固定汇率的维持以及在不得不对汇率进行调整时与基金组织进行的磋商，都属于强制性义务，不会在自愿磋商中讨论。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基金组织也存在多边监督实践，因为当某个成员国发生“根本性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基金组织需要决定由哪个国家进行双边汇率调整。不过，除了对国际流动性需要的评估以外，基金组织在1960年代的工作几乎完全是基于国别分析”j。

　　2　固定汇率制崩溃后监督职能的正式引入：对汇率政策的监督

　　1971年8月美国停止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从而瓦解了布雷顿森林平价体系。然而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直到1976年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筹建的“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建立。新的体系接受了浮动汇率，并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防止汇率过度波动”的重要作用。于1976年4月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并于1978年4月生效的《基金组织协定》第二次修正案中的第四条规定：“基金组织内组织应当对成员国的汇率政策实施严格的监督，并采用特定的原则来指导所有成员的汇率政策。”1977年4月，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通过了《汇率政策监督决定》，要求成员国避免出于特定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对其他成员国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操纵汇率。

　　可见，将监督作为基金组织受权范围的明确组成部分，是基金组织职能适应后布雷顿森林货币秩序而进行调整的产物。由于固定汇率制崩溃，成员国汇率水平的决定进入了国内政

　　策的领域，国际货币体系由规则转向自主，基金组织的责任从汇率规则的守护者角色转变为成员国汇率政策的监督者。监督的引入是在缺少强制性规则的货币体系中确保国际社会继续遵守汇率纪律的一种尝试，旨在提供一个政策对话、劝说、施加压力的工具，促使各国的经济政策既符合自身利益，又有助于国际稳定和繁荣。

　　3　墨西哥金融危机后：提高透明度的努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基金组织的监督工作没有能够对欧洲(1992)和墨西哥(1994―95)发生的危机或者危机对系统的潜在影响做出预先警告。特别是墨西哥遭受的严重金融困境，暴露出基金组织监督工作的重大缺陷。G7于1995年6月在哈利法克斯举行峰会后公报，强调有效监督的基础是获得及时和广泛的信息，要求基金组织制订具体的程序来改善成员的透明度标准，并要求基金组织自身在评估过程和政策建议方面更加开放和透明。

　　1996年4月，执董会正式建立了“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适用于那些已经进入或正在寻求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国家(包括多数工业化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接受国承诺在数据范围、频率和及时性方面达到国际普遍接受的标准，并就数据编制和数据诠释提供信息，在基金组织的数据公布标准布告栏(DSBB)上公布。1997年12月，执董会又建立了“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DDS)，适用于那些尚不能达到SDDS要求、需要进一步发展数据系统的成员国，以协助这些成员国改进统计体系。这些数据公布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向公众提供关于成员国的可靠、及时、全面的统计数据，协助市场参与者在充分了解情况后作出投资决定，减少出现可能会引发危机的冲击。

　　此外，执董会还在1997年初决定每次结束与成员国的第四条磋商之后信息通告，以提高基金组织工作的透明度。

　　4　亚洲金融危机后：各项标准和准则的制定与评估

　　1998年初，执董会考察了正在发展的亚洲金融危机，以理解它的根源和后果以及基金组织为何未能预测到它们。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份关于基金组织在监督方面缺陷的分析报告，并提供了据此调整监督职能的建议。该报告认为，墨西哥金融危机显示，缺乏透明度是最关键的因素，而亚洲金融危机则着重表明了需要在国家层次上追求关于健全政策和良好经济行为的国际标准。报告建议在多个领域制定标准以协助监督的实施，基金组织应在促进和监督这些标准的实施方面起领导作用，作为其监督职责的延伸。

　　1999年，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发起了标准与准则倡议，呼吁制定和实施国际公认的最佳做法标准和准则，以增强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和国际金融稳定性。基金组织和世行决定按照三大领域(即政府透明开展业务和进行决策、金融部门标准以及公司内外诚信标准)的国际良好做法标准，评估成员国的政策，并发表《标准与准则遵守情况报告》(ROSCs)。报告将评估该国在12个领域中的任一领域遵守标准与准则的情况，这12个领域是：会计；审计；反洗钱和打击为恐怖主义融资；银行监管；公司治理；数据公布；财政透明度；破产和债权人权利；保险监管；货币和金融政策透明度；支付体系；证券监管。基金组织执董会认为，健全政策的标准和良好经济行为的准则将在成员国中培育更好的经济表现(尤其在那些经济制度不健全而具有系统性影响的经济体中)，帮助它们防御危机，从而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各国对标准和准则的采用将是自愿的，但却将受到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公众监督、可能还有市场纪律产生的激励。

　　1998年4月，基金组织执董会制定了《财政透明度良好做法准则》，1999年制定了《货币和金融政策透明度方面的良好行为准则》。基金组织还与世界银行在1999年联合发起了金融部门评估项目，在成员国自愿参加的基础上，全面评估成员国的金融体系。鉴于经济环境不断演变和对经济分析需求的不断变化，基金组织还通过与各成员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密切合作，修订某些国际标准，为评估工作提供支持。

　　不过，尽管在标准的制定和评估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在执董会会议上时常发生的激烈辩论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警觉和不满。来自发展中国家选区的董事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标准和准则的制定中的参与度太有限，担心这些规范将被非对称地执行且包含着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义务。他们还认为标准和准则所覆盖的领域太广泛，不应当延伸到基金组织责任的核心领域之外，并且不应当被过早地整合到第四条款下的磋商过程中，同时对标准和准则的遵守也不应当被纳入到贷款项目的条件性中。

　　5　应对全球经济失衡：引入多边磋商程序和外部稳定原则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全球经济失衡，它指的是美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赤字日益庞大，而日本、产油国和包括中国在内亚洲新兴经济体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认为亚洲诸国货币汇率低估甚至汇率操纵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不同场合要求亚洲诸国调整汇率政策，并致力于推动基金组织在汇率监督方面的改革。

　　2005年9月，基金组织总裁罗德里戈-拉托提出了《关于基金组织中期战略的报告》，将基金组织监督的现代化改革作为中期战略的核心内容。拉托2006年4月提交的《关于实施基金组织中期战略的报告》中，建议引入多边磋商程序以提高监督的效率，并要求审议《1977年关于汇率政策监督的决议》，把关于监督最佳实践的共同看法具体化，为基金组织提供更可操作的、更实用的和更透明的方法来满足成员的需要。

　　2006年6月5日，基金组织启动首次多边磋商，为五个参与方(中国、欧元区、日本、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提供了一个论坛，供其探讨如何在维持全球强劲增长的同时减少全球经济失衡现象。2007年4月，首次多边磋商的参与者向IMFC提交了一份联合文件，一致认为减少全球经济失衡是一项多边挑战和共同的责任，并拟定了与该目标相一致的政策计划。执董会认为，多边磋商是加强和深化基金组织多边监督的有用工具，使基金组织能够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成员国共同处理有关问题。多边磋商将为分析和寻求共识提供重要手段，使基金组织及其成员国能够采取有效行动，克服那些影响成员国和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问题。

　　2007年6月15日，执董会在经过为期一年的对《1977年关于汇率政策监督的决议》的审议之后，通过了一个新的更为全面的双边监督框架，即《2007年关于对成员国政策进行双边监督的决定》，以之取代了1977年的决议。新决定最突出的部分，是引入了外部稳定的概念，作为双边监督最重要的组织原则。“外部稳定”指不会或不太可能导致破坏性汇率变动的国际收支状况。新决定认为，最有效地实现系统性稳定的途径是，每个成员国实施能够促进本国“外部稳定”的政策。因此，基金组织在双边监督中的重点将是成员国采取的那些对目前或未来的外部稳定可能产生显著影响的政策。基于此项原则，新决定建议成员国避免采取导致外部不稳定的汇率政策，无论这些政策的目的如何。

　　需要指出，新决定是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持保留或反对态度的情况下通过的。在讨论管理

　　层提供的草案时，执董会内部的分歧很严重。一些工业化国家成员支持改善汇率政策监督的努力，其理由是基金组织的监督工作没有实现对其成员汇率政策的有力监督这一职责。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执董会成员则担心该计划将给予基金组织对他们所在国的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产生新的限制，同时却没有触及事情的真正核心，即基金组织没有能力对那些不需要基金组织资源和建议的发达经济体发挥影响力。在新决定正式面世之前，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对其中的许多内容安排提出了十分明确的异议，但由于基金组织投票权结构的特性，新决定仍在执董会上得以顺利通过。

　　6　面临新的全球金融危机：首次发表《监督重点声明》

　　2007年8月以来的金融市场危机的严重性、爆发的速度及其蔓延和影响的普遍性使人们再次对基金组织监督的有效性产生担忧。2008年10月，执董会在结束了三年一度的对监督工作的检查后，首次发表了一份《监督重点声明》，确定了2008至2011年基金组织监督的四项经济重点和业务重点，用以促进多边协作并指导基金组织管理层和工作人员开展监督工作。四项经济重点分别为：解决金融市场危机，加强全球金融体系，根据初级商品价格的急剧变化进行调整，促使有序地减少全球经济失衡。四项业务重点分别为：风险评估，金融部门监督与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之间的联系，多边视角，分析汇率风险和外部稳定性风险。这些重点事项的确定将指导基金组织在《基金组织协定》和《2007年关于对成员国政策进行双边监督的决定》所规定的监督框架内进行工作，有助于突出监督重点，为与成员国对话奠定基础并加强问责制。

　　三、基金组织监督职能发展的基本特点

　　通过考察基金组织成立以来监督政策与实践的发展，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解体后基金组织正式引入监督职能以后在监督工作方面的调整和变化，可以发现基金组织监督职能的发展呈现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1　监督的范围不断扩大

　　鉴于一国汇率政策的决定及其可持续性受到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1977年关于汇率政策监督的决议》规定基金组织“应当在对成员的总体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战略进行综合分析的框架内评估汇率政策”。然而，任何国内政策都可以被认为以某种方式影响外部状况，所以监督职能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划定监督的界限，即确认哪些国内政策领域会对外部状况产生主要影响，从而将这些领域置于监督的范围之中。根据《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条规定而进行的磋商通常集中于货币和财政政策。即便如此，仍然存在一种差别，即仅仅为了确定它们是否与汇率政策相一致而检查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是更综合地报告这些政策的绩效。在实践中，基金组织通常采取后一种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督的范围逐步扩展到结构性政策、金融部门和其它领域，范围早已远远超出对汇率的监督。《2007年关于对成员国政策进行双边监督的决定》正式引入了外部稳定原则，明确规定双边监督应当集中在评估国家政策是否促进外部稳定，这意味着需要基金组织深入考察并与成员国展开讨论的情况既包括汇率政策，也包括导致经常项目不均衡的其它各项国内政策。新决定实质上降低了基金组织发起与成员国磋商的门槛，从制度上确认了基金组织监督范围的扩大。

　　推动基金组织监督范围扩大的因素主要有：1)过渡型经济体进行的结构性改革(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和私有化)对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这种效应的评估遂被纳入到基金组织的监督；2)经济学界日益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即包括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经济变量能在短期内受到需求管理政策的影响，但在长期内主要受供给因素的决定，这对基金组织监督的范围也产生了重要影响；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国际债务危机和九十年代以来的几次金融危机，使基金组织的注意力开始兼顾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缺陷和金融部门中的结构性弱点。

　　2，监督工作重点的变化

　　过去二十多年来，跨国资本流动剧增。国家要想充分利用跨国资本流动的好处，其金融部门必须稳固且监管职能。随着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日趋一体化，加上从9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基金组织的监督工作日益重视对金融部门的监督。目前的金融危机更是表明了需要深入分析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

　　1999年基金组织与世行联合启动的金融部门评估项目，是为监督工作提供的一项重要投入，目的是对成员国的金融体系进行全面评估，旨在提醒各国当局其金融部门可能存在的脆弱性，并帮助它们设计能够减轻这种脆弱性的措施。该项目建立后，金融部门的监督问题受到更高重视。截至2009年4月，已有140多个国家参加了金融部门评估项目，完成了487项金融部门评估及其更新。

　　近年来，不管在双边、多边层次，还是在地区层次上，基金组织都采取措施加强了金融部门监督，例如在第四条磋商中更加重视金融部门分析和强调纳入金融部门评估项目，在《世界经济展望》的跨领域章节中更为强调宏观经济与金融之间的联系，在货币联盟下实施地区性金融部门评估项目，以及致力于开发将金融部门和资本市场分析整合到宏观经济评估中的分析工具等等。

　　3　监督的有效性受到基金组织治理模式弱点的制约

　　自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对系统风险、国际政策溢出效应、经济和金融震荡的跨国传染的担忧在增加。一个受一体化市场支配、由许多处于不同的经济和制度发展水平的国家组成的世界经济，需要一个全球性的、非强制性的行为规则体系在国际层面上公布并在国家层面上得到履行。基金组织已经成为在全球传播新的规范和法则、推动它们被采用并监督各国遵守状况的主要机构，基金组织的监督职能已被看作在成员国中传播新规则并促进其实施的工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篇篇4

　　[关键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 法律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是为了促进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竞争机制的建立，实现国际货币合作和多边贸易，提供一个便利国际商品、劳务和资本的交流并保持经济健康增长和充分就业的体制，避免采取会损害各国利益和国际繁荣的贸易限制和支付限制，进而促进公平的世界自由贸易，促进全球的经济增长[1]。

　　基于以上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很严格的一系列规章、法条，来制约和管理组织的内部流程和各项工作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遵从的法律规章是《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基本宗旨，从根本上规定了组织的职能和业务，使其工作有了明确的目的性。此外，《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还规定了会员及其基金份额、基金的业务范围、组织的管理等。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在既定的规章制度之下开展活动，所有的工作都是有章可循、科学和严谨的，但是在舆论上所遭受的批评声仍然不断，在有了各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项活动仍然暴露出种种不足。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1.1 援助制度方面

　　许多国家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苛刻的援助条件怨声载道[2]。有些经济专家就认为，由于IMF提出的条件和改革政策偏离实际，造成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IMF要求的政策包括：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消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等，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勒令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则会导致失业率上升，造成社会动荡。2005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声明：没有必要成立一个单独的援助基金来补偿贫穷国家为贸易自由化所付出的代价。这引起了各界的担心。如果没有了经济援助，发展中国家可能不愿在多哈谈判中同意削减关税。这么一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本没有达到促进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目的。

　　正是因为IMF导致的恶果，使得人们怀疑起国际组织的立场性、公正性和法律性。

　　1.2 收支调节制度方面

　　由于一国的力量有限，因而在收支失衡时，国内政府常处于被动无力的状态，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

　　IMF提供资金支持时常要求成员国采取对国内经济的调整，主要有紧缩的货币政策、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及货币贬值，但这样又会使刚刚起步的经济陷于停滞，不得已又要举借外债，从而难逃重债国的厄运[3]。

　　1.3 参与和决策权方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缺乏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国际货币基金使用的是加权表决制，每个成员国都有250票基本投票权，此外，每缴纳10万美元份额就增加一票投票权。

　　而根据1997年12月的IMF《国际金融统计》显示，IMF的总份额中，美国占18.25%，德国占 5.67%，日本占5.67%，法国占5.10%，而中国只占2.3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大问题须经总投票权的85%通过才能生效。而实际操作中，投票权约半数控制发达国家手中，美国就约占18%[4]。因此，美国在基金组织内拥有绝对的否决权。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投票权的分配已经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无法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无法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作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上的改进

　　IMF的一些规章在有效性和公平性上还值得商榷，需要改进和完善其各项协定和规章，修改与当前社会不相符的规章和法规，使之真正与社会发展趋势相迎合，这样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2.1 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

　　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需要考虑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在调整能力上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经济的不一定十分了解，就必须向需要援助的国家增派金融专家，进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问题，帮助其制定相关的调节方案。国际收支逆差的外部根源在调整规划中往往被忽视，而造成收支失衡的根源主要在于外部。因此基金不能只要求发展中国家调整，而让发达国家袖手旁观。实际上全球性国际收支不平衡很大程度上是由发展中国家不能支配的力量引起的，但贷款国却被迫承担调整的绝大部分责任。

　　2.2 改善决策机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调整各个国家在基金组织中的决策能力，使这一套表决机制更加公平。加大发展中国家在基金中的份额，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对于工作中遇到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问题，需要站在一个实实在在的国际组织的地位上，不偏袒任何一方，给双方同等的话语权，做出最公正的决策[5]。实现这一步对于现在的IMF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毕竟发达国家的基金份额很大，但是还需要做出努力以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中的地位。

　　2.3 贷款

　　向会员国提供贷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职能之一。基金组织需要在一个国家急需资金的时候，及时地把资金注入该国的账户当中，这就要求最终决策的迅速有效。同时，怎样做才能够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贷款给某个国家时，既不增设苛刻的条件，又能让资金安全的收回[6]。这是基金组织在制定法律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另一方面。

　　2.4 其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法律法规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如会员国的确定条款、汇率的稳定机制、外汇的管制问题等等。基金组织在不断地发现缺陷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进行修订，使得该协定顺应社会的发展进步。

　　3 结语

　　随着全球一体化和金融产业不断发展，国际法律在金融界的作用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各种法律法规还需要逐步完善。经济上的竞争已是不可避免，然而只有在法律的基础和保证下，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才能够成为一种良性的竞争，世界的经济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1] Joseph Stiglitz。 The Insider： What I Learned at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The New Republic， April ， 2000.

　　[2] 宋鸿兵。 货币战争[M]。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07.

　　[3] 李任真。 国际金融法[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篇篇5

　　本次会议是在全球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背景下召开的。会议内容牵涉甚广，议题重大，因此受到各界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

　　在会议开幕式上，会议主办国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表示，在全球经济遭受危机冲击的背景下，此次会议应着力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呼吁将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投票权比例进一步增至50%，认为世行的改革必须适应正在变化的国际经济秩序。他说，发展中国家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是帮助世界经济实现更加平衡发展的关键。世行投票权的安排需反映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的新现状，体现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强的作用，增加其话语权。

　　IMF总裁卡恩在发言中表示，一年前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世界经济出现“自由落体”式的急速下滑。如今世界经济似已脱离崩溃边缘，踏上复苏之路。他呼吁各国共同应对挑战，为全球共同利益而努力。

　　本次会议主要讨论IMF和世界银行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应对方法、重建全球金融体系等问题。来自180多个经济体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以及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等一万多人与会。

　　各国央行行长和财长在会议期间表示，在全球经济出现复苏的同时，各国应加强合作，在复苏稳固之前继续保持经济刺激政策的角度，警惕失业、贫困和潜在的通胀风险对经济复苏带来的不利影响。代表们还呼吁IMF和世行成员履行承诺，加大对低收入国家的援助。

　　与会各方代表呼吁，加快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和世行中的话语权。世行行长佐利克在会上说，应将发展中国家在世行中的投票份额增加至50%，以反映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的现状。IMF总裁卡恩也在会议期间表示，各国应尽快就IMF份额分配达成共识，在2011年1月前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IMF的份额至少增加5%。

　　10月6日，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年会上呼吁世界银行为发展中国家中长期发展提供更多资金。

　　谢旭人说，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作为重要的多边开发机构的世界银行应坚持并强化减贫与发展宗旨，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资金和技术援助为核心职能。世行应确保资本充足，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力度。同时，中国反对将财务状况恶化或优惠信贷资金缺乏的压力通过提高硬贷款价格等方式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篇篇6

　　论文提要：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金融联系更为紧密，也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再次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篇篇7

　　从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最后，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1、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

　　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故意的，但却是制度性缺陷必然的。

　　2、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1）超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已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但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2）超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当一国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3、改革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

　　（1）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时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建立凯恩斯设想的国际货币单位更是人类的大胆设想，并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超凡的远见和勇气。在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基金组织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

　　（2）充分发挥SDR的作用。SDR具有超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因此，应当着力推动SDR的分配。SDR的使用范围需要拓宽，从而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

　　（3）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不仅有利于加强SDR的作用，还能有效减少因使用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4）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基金组织正在研究SDR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

　　4、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

　　由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将全球储备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管理，提供合理的回报率吸引各国参与，将比各国分散使用、各自为战更能有效地发挥储备资金的作用。对于参与国而言，也有利于减少所需储备，节省资金用于发展和增长。基金组织成员众多，同时也是全球唯一以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为职责，并能对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监督的国际机构，具备相应的专业特长，由其管理的成员国储备具有天然的优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篇篇8

　　SDR及其产生的原因

　　SDR即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又称为“纸黄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SDR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作为国际储备，但由于其只是一种记帐单位，不是真正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成员国拥有的特别提款权可以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用来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贷款。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最初发行时每一单位等于0.888671克黄金，与当时的美元等值。发行特别提款权旨在补充黄金及可自由兑换货币以保持外汇市场的稳定。（SDR）的主要特点如下：

　　首先，特别提款权是参加国（指参加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部的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账户下享有的对其自有储备资产的提款权。

　　其次，特别提款权是由基金组织根据国际清偿能力的需要而发行，并由基金成员国集体监督管理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

　　再次，特别提款权本质上是由基金组织为弥补国际储备手段不足而创制的补充性国际储备工具。

　　SDR是美元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遭受重大挫折的产物。众所周知，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最核心的是两个支柱：一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即各国确认1934年1月美国规定的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的官价，每一美元的含金量为0.888671克黄金。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按官价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为使黄金官价不受自由市场金价冲击，各国政府需协同美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维持这一黄金官价。二是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其他国家政府规定各自货币的含金量，通过含金量的比例确定同美元的汇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先后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致使美国国际收支多年出现大量逆差，财政赤字骤增，美元遂不断贬值。在不断爆发美元危机的情况，最终导致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

　　第一次美元危机的爆发就暴露了单一货币是难以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的。第一次美元危机发生在1960年10月，全世界出现大规模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

　　从20世纪60 年代中期起，改革“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危机导致美国不得不与一些国家领导人坐下来研究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问题。以美英为一方，为了挽救美元、英镑日益衰落的地位，防止黄金进一步流失，补偿美元、英镑、黄金的不足，适应世界贸易发展的需要。而以法国为首的西欧六国则认为，不是国际流通手段不足，而是“美元泛滥”，通货过剩。因此强调美国应消除它的国际收支逆差，并极力反对创设新的储备货币，主张建立一种以黄金为基础的储备货币单位，以代替美元与英镑。1964年4月，比利时提出了一种折中方案：增加各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动提款权，而不是另创新储备货币来解决可能出现的国际流通手段不足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十国集团”采纳了这一接近于美、英的比利时方案，并在1967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获得通过。1968 年3月，由 “十国集团”提出了SDR的正式方案，但由于法国拒绝签字而被搁置起来。但同年3月又爆发了第二次美元危机，即此时的美国黄金储备已降至121亿美元，而短期外债达331亿美元，市场上再次掀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金价迅速上涨，黄金总库大量抛售黄金。于是，各国转向美国兑换黄金以弥补损失。

　　美元危机迫使美国政府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后，美元再也不能独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而此时其他国家的货币又都不具备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而法国等国家又提不出更好的国际支付手段，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危机，即若不能增加国际储备货币或国际支付手段，就会影响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于是，提供补充的储备货币或支付手段就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在1969 年的年会上正式通过了“十国集团”提出的储备货币方案，也就是SDR的实施方案。

　　SDR运行的基本情况

　　基金组织规定，每5年为一个分配特别提款权的基本期。第24 届基金年会决定了第一次分配期，即自1970 年至1972 年，发行95亿特别提款单位，按会员国所摊付的基金份额的比例进行分配，份额越大，分配得越多。这次工业国共分得69.97 亿，占总额的74.05%。其中美国分得最多，为22.94亿，占总额的24.63%。这种分配方法主要是由各国在基金组织缴纳的份额多少决定的。

　　特别提款权的用途是：参加国分得特别提款权以后，即列为本国储备资产，如果发生国际收支逆差即可动用。使用特别提款权时需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它指定一个参加国接受特别提款权，并提供可自由使用的货币（当时主要是美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日元和英镑）。还可以直接用特别提款权偿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支付利息费用；参加国之间只要双方同意，也可直接使用特别提款权提供和偿还贷款，进行赠予，以及用于远期交易和借款担保等各项金融业务。

　　特别提款权的利息开始时较低，1970 年间仅为1.5%，1974 年6 月起提高到5%。以后，特别提款权利率的计算方法，大致是根据美、德、日、英、法5 国金融市场短期利率加权平均计算而得，每季度调整一次。

　　由于特别提款权不是一种有形的货币，它看不见摸不着，而只是一种账面资产。特别提款权创立初期，它的价值由含金量决定，当时规定35特别提款权单位等于1 盎司黄金，即与美元等值。1971 年12 月18 日，美元第一次贬值，而特别提款权的含金量未动，因此1个特别提款权就上升为1.08571美元。

　　1973 年2 月12 日美元第二次贬值，特别提款权含金量仍未变化，1个特别提款权再上升为1.20635 美元。1973 年西方主要国家的货币纷纷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以后，汇价不断发生变化，而特别提款权同美元的比价仍固定在每单位等于1.20635 美元的水平上，特别提款权对其他货币的比价，都是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来套算的，特别提款权完全失去了独立性，引起许多国家不满。于是20 国委员会主张用一篮子货币作为特别提款权的定值标准，1974年7 月，基金组织正式宣布特别提款权与黄金脱钩，改用“一篮子”16种货币作为定值标准。这16 种货币包括截至1972年的前5 年中在世界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中占1%以上的成员国的货币。除美元外，还有联邦德国马克、日元、英镑、法国法郎、加拿大元、意大利里拉、荷兰盾、比利时法郎、瑞典克朗、澳大利亚元、挪威克郎、丹麦克郎、西班牙比塞塔、南非兰特以及奥地利先令。每天依照外汇行市变化，公布特别提款权的牌价。1976 年7月基金组织对“一篮子”中的货币做了调整，去掉丹麦克郎和南非兰特，代之以沙特阿拉伯里亚尔和伊朗里亚尔，对“一篮子”中的货币所占比重也做了适当调整。

　　为了简化特别提款权的定值方法，增强特别提款权的吸引力，1980 年9 月18 日，基金组织又宣布将组成“一篮子”的货币，简化为5 种西方国家货币，即美元、联邦德国马克、日元、法国法郎和英镑，它们在特别提款权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2%、19%、13%、13%、13%。1987 年，货币篮子中5种货币权数依次调整为42%、19%、15%、12%、12%。

　　人民币为何能加入SDR

　　纳入SDR的资格是有标准的，早在2005年11月，IMF执行董事会就明确指出，SDR篮子的组成货币必须满足两个标准：一是货币篮子必须是IMF参加国或货币联盟所发行的货币，该经济体在篮子生效日前一年的前五年考察期内是全球四个最大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地之一；二是该货币为《基金协定》第30条第f款规定的“自由使用货币”。当时中国已满足了第一条标准：WTO数据显示中国在2014年占全球出口的比重为12.4%，高于美国（8.6%）、德国（8.0%）、日本（3.6%）和英国（2.7%）。人民币加入SDR主要的障碍来自第二条标准，这要求该货币在国际金融交易中“可自由使用”。

　　自由使用货币存在两条认定要求：一是在国际交易中广泛使用，包括该国在IMF参加国中出口所占份额、以该货币计价的资产作为官方储备资产的数量；二是在主要外汇市场上广泛交易，包括外汇交易量、是否存在远期外汇市场、以该货币计值的外汇交易的买价差等指标。

　　纳入SDR篮子货币要求不少于70%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投票支持，在按投票权衡量的前十大IMF成员国中，德国、法国、英国和加拿大已经成立了离岸人民币清算银行，而意大利和俄罗斯已经与中国订立了人民币双边互换协议。

　　加入SDR还要求央行对金融资产、外汇储备的公布非常详细和透明。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底最新的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情况是：外汇储备为3.69万亿美元，黄金储备规模为5332万盎司（折合1658吨）。值得关注的是，与2009年4月底数据相比，过去六年多来中国黄金储备规模增加了604吨。央行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也表示，公布黄金储备等数据正是为了符合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进一步提高我国涉外数据质量和透明度。

　　在2010年，IMF在五年一度的例行审查中，认为人民币尚未达到“自由使用货币”的标准，因此未将其纳入SDR货币篮子，而在2015年时中国人民币已达到此条件标准（尽管个别国家有争议）。

　　人民币加入SDR的重要意义和好处

　　人民币加入SDR，其重要意义和好处如下：

　　一是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认可。人民币加入SDR，是IMF首次将一个新兴经济体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在客观上使人民币在国际货币舞台上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这也充分肯定了中国为完善现代化市场经济制度做出的重要成就，也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利于今后增强中国的相关话语权，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以及下一步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其价值可比肩我国“入世”。

　　二是在客观上使中国得到了一张超级信用卡。即等于拿了一张额度为305.76亿美元（2015年IMF的SDR总额2800亿美元，中国占10.92%）的超级信用卡。它虽然不是钱，但可以当钱花：可以充当国际储备，偿付国际收支逆差，偿还基金组织贷款。它同时也是国际驰名商标，将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提升了好几档，其他会员国也会通过SDR，自动增持部分人民币资产，使用人民币的人增多，也会促进人民币的流动性增强。

　　三是可促进中国的金融市场变得更加开放。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程度不断提高，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中国的资产价格将逐步与国际接轨。

　　四是为国人出国提供了方便。近年来人民币汇率水平相对于不少国家，诸如欧盟、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国不断上升，热点旅游国家和地区的利率水平一直持平甚至下降，使得国人出国玩的经济成本降低了不少，但是换汇这种手续繁杂的时间成本却丝毫未减。游客不仅要在出发前换算汇率、预约银行换汇；回国后还需要再把剩余的外币现金兑换成人民币，其中不仅有汇率损失，而且操作步骤相对复杂。而人民币加入SDR后中国人到国外旅游，买东西，甚至投资，可直接用人民币结算，再也不用人民币换美元、换欧元了，即使用人民币与外币兑换，也将变得更加便利。

　　五是可促进跨境交易收购效率的进一步提高。由于国际市场上对人民币需求的逐步上升，未来人民币汇率会得到支撑，也有利于企业跨境投资、交易、收购、兼并，购买资源、劳务、技术等。此外人民币纳入SDR将进一步扩大其在贸易结算中的作用，中国企业在向贸易对象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价格和融资，换取对方采用人民币结算，从而可消除自身的汇率风险。

　　六是可进一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家，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需要，人民币纳入SDR将在两个方面进一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一是示范的影响效应。即SDR是国际公认的“超储备货币”，加入SDR意味着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得到IMF正式承认，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188个成员国的官方候选储备货币。二是倒逼的影响效应。即人民币加入SDR前后，中国已采取、并将继续采取一系列有利于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的措施，包括在境外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央票、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机制、扩大银行间债券市场开放等，这反过来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加入SDR面临的国际金融挑战

　　人民币加入SDR在获得上述发展机遇和好处的同时，也面临如下一些挑战：

　　一是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仍面临着挑战。据了解，以往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特点是：以中国香港地区为窗口，以欧美为两翼，侧重于对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覆盖。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金融机构加强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布局，目前来看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主要以“跟随客户”为主，对境外当地市场渗透度不高，仍处于国际化经营的初级阶段；二是在境外的覆盖面不够宽，即金融机构主要以银行为主，其中主要是政策性银行和五大国有行，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金融租赁公司等到境外市场的发展则相对滞后；三是技术和人才储备不足，产品不够丰富，风险管理水平以及跨国经营经验不足。如果搞得不好，将影响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和人民币在SDR篮子中的地位之稳定。

　　二是在资源配置全球化、业务经营融合化、机构发展多元化方面尚有较大差距。从资源配置全球化来看，相比较国际普遍的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人民币仍属于世界主要货币中的高息货币，这对境外长期机构投资者和促进离岸人民币回流有较大的吸引力，但对人民币走出去实施海外贷款却会产生不利因素；从业务经营融合化方面来看，金融各行业之间的行业壁垒和市场壁垒将被打破，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产品大量涌现，竞争强度提高；从机构发展多元化方面来看，全球化下竞争加剧，尤其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给新兴的金融机构带来了发展契机，未来将需要更多的创新商业模式。这些都对国内金融机构的发展构成挑战。

　　三是面临更为频繁的国际资本流动和加强监管的压力问题。诸如人民币加入SDR 需要资本账户具备较高的开放程度，而这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对外汇管制可能要重新考量，由此带来的“热钱”流动的数量和频率将提高；人民币加入SDR，如果届时国内经济基本面和改革无法支撑人民币国际化，则会带来一定程度的风险；在推动人民币在SDR 框架下运行的过程中，需要对汇率和黄金储备等一系列信息披露和波动规则进行修改，可能面临一定的经济信息安全风险。不仅如此，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还面临着很多审批程序、外汇出境限制、融资困难等问题，相关决策和业务管理部门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制定与金融监管，那么央行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如何用全球视野来制定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办法，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四是国内金融市场相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开放度狭小。即由于离岸和在岸人民币资金不互动，交易是分开的，所以人民币纳入SDR后，人民币离完全自由兑换的国际化，以及与美元、欧元和英镑等国际储备货币比较仍有比较大的差距。这制约着人民币在境外的进一步广泛交易和使用。

　　正是由于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程度相对美元、欧元和英镑等国际储备货币有差距，而又被纳入了SDR，有学者分析说是西方某些国家想从另一个角度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货币篮子约束中国，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诚然，当年中国加入WTO时西方的某些发达国家也曾设置重重障碍，后来其改变策略，既然无法阻止，干脆允许你加入WTO，并用WTO来约束中国的国际经贸行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币加入SDR，将面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相关制度和规定的约束之压力，即人民币加入SDR，能否像当年中国加入WTO那样不仅没有被束缚而且更强了，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人民币加入SDR后是否面临“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难题也称“特里芬悖论”，是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其 《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因此而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核心货币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这一内在矛盾在国际经济学界称为“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正是这个“难题”决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稳定性和的必然性。

　　根据“特里芬难题”所阐述的原因，美国以外的国家持有的美元越多，由于“信心”问题，这些国家就越不愿意持有美元，就会抛售美元。

　　从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固定价格脱钩的“尼克松震荡”开始，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开始瓦解。直到今天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没有解决好“特里芬难题”。

　　人民币加入SDR后，是否也会面临人民币国际化的“特里芬难题”？即按照特里芬的道理，人民币加入SDR后成为重要的国际性货币，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就会用人民币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中国的人民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中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前提是必须保持人民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中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按照特里芬提出的逻辑，人民币加入SDR后似乎也会发生“特里芬难题”。经过研究后笔者认为有这个可能性，而没有必然性，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在人民币加入SDR后，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不会搞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人民币霸权，而且在国际收支中虽然多年保持顺差，但对某些国家是逆差，例如对东盟的一些国家就是逆差，特别是对东北亚的韩国拥有较大的逆差，这样人民币就逐步流向了这些国家并沉淀下来，而对其他国家形成顺差，这些国家往往会支付美元或欧元等国际储备货币，自然会形成中国的外汇储备，这样的货币交换会显得相对均衡，特别是中国不搞人民币霸权，不会强迫一些国家强行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因此，一般不会形成人民币的“特里芬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