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人生哲思录，周国平人生哲思录

周国平人生哲思录篇1

　　这是一部生命的挽歌，这是一部哲学的巨著，这更是一个父亲对女儿浓烈的爱的结晶。我自知以我浅薄的阅历来评价这样一本满是伤痕满是眼泪满是沉思的作品是种亵渎，但内心的澎湃终需用文字来记录一下，来祭奠此刻刚刚经受了洗涤的心灵。

　　或许是由于之前种种的偶然，造就了妞妞一出世就患了绝症的必然。在她生命的五百多天里，周国平真切的记录了妞妞诞生时的喜悦，看着她成长又知道她必将很快离世的绝望无助，妞妞离世时的悲伤。然而，周国平是一位哲学家，书中没有那种呼天抢地的大悲大痛，没有那种无休止的抱怨，作者在娓娓道来中，带给了我们最直击人心的苦与笑，书中更多的是对生命的追问，对死亡的思考，对自我的反省。

　　关于亲情：

　　有一千个理由让你早走，只有一个理由把你挽留，这条理由胜过那一千条理由，这就是我对你的爱——周国平。

　　周国平是一个哲学家，更是一个父亲，一个视他的孩子胜过一切哲学的父亲，“宁可做平庸的父亲，不做杰出的哲学家”，只要他的孩子活着，随便什么哲学死去都好。然而再伟大的哲学家抑或父亲在生命面前都是脆弱的，他和雨儿亲眼目睹了那可怕的眼疾携带着死神是怎样一步步逼近并吞噬这个弱小的生命。他和雨儿给了妞妞最伟大最无私的爱。但是爱是痛苦之源，爱的越深，痛苦也越烈。所以他们经受着常人难以想象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在眼泪中高歌，在梦境中祈祷。他们为了给妞妞一份完整的爱，一直和死神做着殊死搏斗，但人类终究是卑微和渺小的，在死神的面前，这个伟大的哲学家怀抱他的小女儿低声啜泣，不肯松手却始终无能为力。妞妞在来到这个世上五百多天后，还是静静地离开了。

　　关于妞妞：

　　周国平悉数记录下妞妞讲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句话。因为妞妞无法用眼光与人交流，所以言语是她表达自己对这个人世间依恋和好奇的唯一方式。她在世上只存在了一年多，她甚至不会用“疼痛”这个词来表达眼疾发作时的痛苦，她只会一遍遍地重复着“磕着了！”妞妞幼小的心灵还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叫做“癌”的绝症，更不会知道癌在发病时会如此这般无可名状地疼痛、但是，她的聪明，她的懂事，她对人世间的好奇，她对音乐的热爱，

　　无一不让人感慨这个如此美丽的小生命。

　　但是，妞妞的意义不仅在此。

　　因为有爱，所以有家；因为有孩子，所以家才有实质的形式和内容。回了家，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妞妞。每一个妞妞来到世上，都是爱的奇迹，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理由。

　　关于生命：

　　此刻，“活着”无疑成了最有分量的词。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狂傲不羁的呐喊，也不是来自于凶残猛烈的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忍受所能忍受的，忍受所不能忍受的，在绝望与痛苦的边缘继续活着，而且骄傲而坚强的活着。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绝望和希望，在我们的命运里比比皆是，更如朋友那般亲密无间。正如没有绝对的苦难，也没有永久的幸福，

　　我们活着了，在爱与痛的交织里和冰与火的缠绵中，我们活着了。我们站在苦难的边缘坚强的活着，因为我们活着是为了那与痛苦相交织的——爱。

　　生命中有太多美好的爱，它在我们活着的过程中轻轻的伴随在我们身旁。爱或许不是花开定会花落那样的伤感情怀；或许没有海誓就要山盟那样的激情澎湃，它只是静静的陪着我们，如夏日里的一阵微风，雪夜里的一根火柴，短暂却又美好，抚慰的，温暖的只是一颗小小的心。

　　余华曾经说过：“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去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人们的责任。”责任，是活着的意义。也许生命有些事你无法预料，无法改变，但是更多的是需要你去负责，去担当。因此不论活着多么痛苦，你都要活下去，因为死者不能回头理解的惨痛就成了生者的全部悲剧体验，为了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活着这件事本身也是你的责任。

　　关于苦难：

　　自古都有“苦难净化心灵，悲剧使人崇高”的说法，默默之中，苦难磨钝了多少敏感的心灵，悲剧摧毁了多少失意的英雄，所以，作者说，不要对我说这些，何必用舞台上的绘声绘色来掩盖生活中的无声无息，欢乐比忧愁更有益于身体的保养，幸福比苦难更有益于精神的健康。

　　面对社会的悲剧，我们有理想、信念、正义感、崇高感支撑着，可是面对自然悲剧，我们有什么呢？任何人间理想都抚慰不了生老病死的悲哀，在天灾人祸面前也谈不上什么正义感。身处灾难之中，乐观者会尽量朝前看，看到灾难的暂时性，从而怀抱一种希望；悲观者会把它放在人生虚无的背景下来看，看破人间福祸的无畏，从而产生一种超脱的心境。但是，当灾难沉重的无法逃避，怎么办？雨儿的的一句“受着呗”让我大悟，忍受可以忍受的，忍受不可忍受的，其实只要咬牙忍受，世上并无不可忍受的灾难。以从容平静的心态忍受人生最悲惨的厄运，是处事做人的基本功夫。

　　关于作者：

　　通过妞妞，我看到了一个伟大的父亲，我看到了一个充满爱心充满责任感的父亲，我看到了一个父亲面对苦难时的痛苦挣扎，我看到了一个父亲面对抉择时的艰难纠结，我看到了一个父亲最深刻的反省。

　　但是，周国平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他更是一个哲学家，虽然他说只要有了妞妞，随便什么哲学死去都好。但他终究是会用带有哲学的眼光来看待思考面对的一切。而雨儿是一个普通的母亲，所以雨儿说“人家都说共同受难的经历会加深感情，才不是呢。痛苦是不能分担的，说到底，每人都只能承担自己的那一份。你对妞妞的思念和哀伤，我不能帮你缓解，反过来也一样”；“那会儿你躲起来写作，我真的觉得很孤单，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你毕竟还有一个文字的祭奠，我什么也没有”，最终，他们在共同经历了失去妞妞这一遭遇后还是分手了。或许，无论是周国平还是雨儿，他们都需要自己的方式来祭奠，来更好地面对以后的生活。

　　我很欣喜的看到若干年后周国平能再次出版《宝贝，宝贝》这本书，来记录一个完全不同于妞妞的小女孩健康快乐的生活，可是，我所未知的雨儿呢？

周国平人生哲思录篇2

　　理，，突出其伦理的层面，把认识自然与认识社会紧密联系起来，使《周易》的认知视点宏观化，从而形成了《周易》第二个思维特点——整体思维方式。

　　什么是“象”？《周易》又是通过怎么一套办法来完成它的思维过程的呢？请看魏王弼的这样一段话：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易略例》)

　　王弼所说的“象”是《易传》作者所赋予“意”的，通过爻辞所立的“言”以明其象，再由明“象”而严尽意”。从这个思维过程中，我们明显看到“象”在其中的重要地位：立文字不是为了直接说事理而只是去说明“象”的。如乾卦以“龙”为象，借此来讲述乾卦变化的道理。所用“取象之辞乃采取一种事物以为人事之象征，而指示休咎也，其内容较简单者，近于诗歌中之比兴。”(《周易古经今注》第49页，高亨著，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即通过外物，景物来抒发、寄托、象征、表达观念(“情”、“志”)，使外物不再是自在事物的自身，而成为融合一定理解和想象后的客观形象——“象”。这种思维形式以其理性的特点为中国传统哲学与艺术的思维方式开出了先河。独树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书画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走了几千年之久。这里，我引用一段我们中国书画家常说的一段话：“可以刚柔赅其情，动静括其态。象之刚者，如龙威虎振’，松耸峰危是也。象之柔者，如鸟散萍开，柳舒花於是也。象之动者，如飘风忽起，惊鸟乍飞是也。象之静者，如叶里红花，云中白日是也。……掘绝俗念，凝神静思，刚柔之情，动静之态，得于心、应于手、发于毫、著于纸。”话中所说的“象”，它既不是外界事物的直接模拟，也不是主观情绪的任意发挥。这种既非概念所能穷尽又非认识所能囊括的取象思维方式明显是《周易》思维方式的继承和发展，其本身具有很大联想余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周易》的内涵不确定的带有模糊性的思维方式对艺术的发展较之哲学发展要显得更有意义。

　　二

　　中国绘画在世界绘画史中，之所以与众不同地独立发展，其主客交融、主客合一的艺术主张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之一。以《周易》所建立起来的天人合一思想成了影响中国绘画发展的哲学理论依据。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系辞》)

　　作为世界观的理论形式——哲学来讲，大部分哲学派别对宇宙研究上，一般都是从整体出发的。然而在研究中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个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并在这个整体中确定人的位置则不见于其它学派，即所谓六爻寓三才之道(天、人、地)是中国哲学，也就是《周易》所独有的；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其思想广为中国务家学振吸收发展，孟子、庄子从不同角度发展了这种观点。到宋明时期这种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

　　人在考虑自身于天地之间的位置时，怎样来校正自己‘的实践呢？“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系辞》)“不违”、“不过”、“不流”是我们置身天地间行动约束的尺度。也只有顺天‘应时，使人的思想和行为与自然界固有的规律同步发展，才能获得人的真实存在。‘在这里我想重复一下，1957年8月间在墨西哥召开的《禅学与精神分析研讨会》上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发言中所举的一个生动有趣的例子(文另录)。庄子在《秋水》中说：

　　“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

　　按庄子的理解，天(客观世界)是“牛马四足”的自然生成的形态；而“人”则是“落马首，穿牛鼻”的强加于自然的行为。这种有意识的活动、思虑、打算是对“道”的损害。《易传》中提出“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为生活在天地间的“绝对自由”、“独立自足”的“人”塑造了最初的原型，这也正是中国哲学家、艺术家在几千年中所逐渐完善的中国理想的人格最初的外在化。由魏晋兴起至宋明完成的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的中国文人画，其所标榜的“简”、“雅”、“拙”、“淡”、“奇”。“淡”的绘画轨范的中心，就是出于这种哲学基础。在中国画“形”与“神”，“情”与“理”，“法”与“化”、“笔”与“墨”长期的讨论中，“淡”是画家、理论家所共同遵循的原则。“淡”就是顺其自然，达到人与物化，物我为一的境界；正如清代胡琪在评明末中国山水画大师石涛时说的：“世之知清湘(石涛)者，见其笔墨之高之古之离奇之创获，以为新辟蚕丛，而不知其萧然之极，无思也，无为也。”

　　中国绘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从色彩丰富的青绿山水画到否定色彩的水墨画；从重视“形似”的院体画到“似与不似之间”的文人画；从效法天地阴阳的笔墨追求到“运墨如已成，操笔如无为”(《石涛画语录》)的笔不笔，墨不墨的自由挥洒境界，无一不是在追求着一个“淡”字。洗心退藏的，心态，将自我纳入天地运行自然合顺中，不带任何后天“物欲”的心境在中国书画作品中充分体现出来。难怪有人说：“中国书画家多长寿者。”这种“寂然不动”的静的心境是近代科学所证实为人生长寿的主要秘诀，中国书画和中国书画家皆得益于此，这也是当今世界由于物质发达而带来的烦躁、不安的西方朋友，更多的人开始倾心于中国哲学和中国书画的原因所在。

　　三

　　受着中国哲学深刻影响的中国艺术，所重视的“不是认识的模拟，而是情感的感受，……中国美学的着眼点更多的不是对象、实质、实体，而是功能、关系、韵律。从‘阴阳’、‘和同’到气势、韵味，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规律和原则大都是功能性的。它们作为矛盾结构，强调得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作为反映，强调得更多的是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而不在模拟的忠实、再现的可信”。(李泽厚《美的历程》)使得中国绘画走着与西方绘画迥然不伺的实践道路；因为中国确实存在独立“内在生命意

　　兴的表达”的特有的形式一书法。宋元以后，由于身兼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的文人涉足于绘画，中国画也为之一变，书画合一，图字兼重使独特的中国绘画更具风采。

　　对艺术创作来说，在“如何表现”和“表现什么”这两者当中，前者似乎显得更为重要，它的美学价值不在于它所表达的“内容”，而在于它的表达“方式”。中国画正是这样舶。“松”、“竹”、“梅”、“兰”是中国画家喜欢选用的题材，而且历久不衰，这在世界美术史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其中主要原因可能要归结前面所提到的“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上了。这正是中国画家借用某种内容(松、竹、梅、兰)来发挥其独立表现手段(书法》来完成自己的艺术创作。如元代画家赵孟頫所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中国画家在完成自己作品时多不称之谓“画”，而称之为“写”，其道理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论述笔法的著作汗牛充栋，不能尽述，这里可举汉代书家蔡邕一段话：

　　“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气立矣。”

　　这段话说书法始于自然，取自然之象，效仿阴阳之性，刚柔之态，交错变化以生无穷之形。明确地讲出所说的“笔法”正是《周易》阴阳变化亦即矛盾变化的道理在书法中的运用。

　　《说卦》云：

　　“观变于阴陌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致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故《易》六画而成卦，分刚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刚柔变化之理是中国书画中笔墨的主要依据，我们常说：“书法有二，一曰疾，二曰涩。得疾涩二法，书妙尽矣。”

　　上面这些话中，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笔法中要阴阳(刚、柔)；二是迭柔刚而成章。常听有人说：“书法、绘画要有笔力，要做到‘力能扛鼎’，‘力透纸背”等等。这里所说的“力”，其实只是一种阳刚之力，它和我们所说“迭用刚柔”之“力”有着根本不同。中国书画一向反对只有刚力的“火气”、“霸气”。独阴不长，独阳不生，於是中国书画中提出“棉里针”的柔中带刚的最高要求，我们在较成熟的画家作品中处处可以看到这种笔墨体现的。刚柔迭用的第二个意思，是每一幅成功的中国书画作品中，大从满幅小至一笔都要求有阴阳对比和阴阳的统一和谐，这往往是通过刚、柔，虚、实，方、圆，浓、淡，枯’、湿，开、合，平、奇等等诸因素，在满幅画中多层次“迭用”来完成的。简单到可以用“阴”、“阳”二字；复杂到不可能尽述。历代画家以此获得成功者实不乏其人。说小到一笔中也要讲“阴、阳”，这也是西方所没有的。我们中国书画在最基础单位的一个“点”时，也要有“落、起、走、住、叠、圆、回、藏”

　　八种刚柔不同的运笔之法，不可轻率一点了事。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迭用刚柔而成章的问题(即《说卦》中“故易之六位而成章”)，知道笔墨分刚柔是书画家最基础的知识，不是最终的目的；通过刚柔变化取得笔墨和谐将“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得以陈述才是艺术家的使命。石涛在他的《画语录》中说：“夫画，天地变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势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阴阳气度之流行也，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周易》古经中以爻画的形式组成八卦及其六十四。卦，在排列的结构不同中所出现的形与质的变异，来揭示宇宙万物的变化。王弼说：“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易略例》)

周国平人生哲思录篇3

　　关键词：周国平；哲学散文；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GO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2-0208-02

　　1　探究生命和人生的真谛

　　周国平说：“人生最重要的是充实，不管你感到的是痛苦还是幸福，人生应该是有内容的、充实的人生。”于是，他用文字记录了自己一段段人生经历。

　　周国平的散文中满溢着对生命的敬畏感，他鼓励人们要积极地面对人生，要饱含热情地好好活着。他认为人生或许是徒劳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以改变的只是我们对生命的态度。正因为这样，回过头我们再来看《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时，生命的悲欢离合，借助周国平的哲学散文，以妞妞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凄美娇艳的生命得以深刻地表现了出来，这不仅仅是痛苦，实际上是对生命的一种永恒的渴望。

　　周国平不过是用文学的方式在谈哲学，在周国平的哲学散文中，所表达的感悟仍是围绕着那些古老的哲学问题，例如生命的真谛、人生的意义、死亡、性与爱、自我、灵魂和超越等等。

　　人生的意义、生命的真谛与哲学的关系，这是周国平一生所追求的；而生与死，正是这两种思想的终极命题，让周国平更加深刻地看到了人生和生命过程中的哲学意义。把情感升华至哲学的高度，把哲学融入情感世界之中以文学散文的形式阐释出来，如果用泡一壶茶来做比喻的话，哲学散文是那沸腾的水，其间所包含的思想就是那浓郁的茶香。这样的表现方式，使得哲学思想增强了理趣，哲学也将变的深入浅出，人生的意义得到升华，生命也因此得到人们的重视和珍惜。

　　2　生活化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周国平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等书对改变读者的精神结构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不过，使周国平的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他以诗和哲理一样的文笔，深入生活的哲理散文：充满了对生活的悲欢离合的哲学思考，荡涤着人们的心灵。

　　我们只要留意那个时代处的周国平对哲学的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周国平的哲学散文所具有的独特艺术特色――生活化。

　　“哲学的写作可以分为多种，其中一种写作是学院式的，喜欢资料的收集和堆砌。这里不需要感性语言和形象思维，不需要与当下的结台，而更在意哲学的历史性，文章的抽象程度越高、术语的密度越大，这个人的思想就越坚实和丰富。还有一种写作，这种写作文风活泼，并融人了鲜活的生活场景，它常化艰深为乎易，如细雨滋润万物一样，发生得悄然而广泛”。

　　他的散文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的哲学散文是众多写作方式的融合与升华，形成了他独特的写作特色，他的哲学散文和纯学院不同，更侧重于把哲学生活化或者应用化，然而并不是刻意去生活化。他的哲学散文也包含了哲学学术，因为哲学是一个知识积累和整理的过程，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也需要知识的搜集和整理，但是哲学如果仅仅是以学术的方式出现，这就是离开哲学的根本了，所以周国平的哲学散文就采取另一种表达方式，把哲学学术和现实生活相联系，脱离了哲学家和散文家的界限，把对生活中的欢乐、痛苦、还有坚强和执着等等生活感悟通过哲学散文的形式表达出来。

　　周国平说：“研究哲学，其实有两个方面的要求。首先要对哲学有种领悟的能力，没有领悟的能力也可以做学术，但我可以肯定你不会有大成就；另外一个就是学者的功夫了。你首先要选择你的问题，哲学的看法必须是以问题为主，问题是核心，你要找出哲学中什么问题是一个重要却多年来没能弄清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能让你产生兴趣，然后你要发挥你作为学者的功夫，把古今中外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都找出来，去收集整理资料，看看这个问题有哪几种论述方式，然后你要进行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

　　不难发现，周国平可以让他的哲学散文深入生活，做到哲学的生活化，和他亲身去收集哲学资料，认真的学习，刻苦的钻研，系统的分析是分不开的。然而，这些只是基本条件罢了，最关键的是在这些基本前提的基础上，周国平在平时日常生活中，对所遇到的人，所碰见的事，所观察到的现象，所听到的话中，都加入了哲学的思考，透过现象，认清事物、现象等等的本质，并加以理论化的总结，从而，得到生活的真谛，这些哲学认识都是和日常的生活密不可分的。

　　3　展现真性情

　　他的散文或平实或素雅或优美或哲理的文字中所透露出的个人的思维光辉的东西，或者个人魅力，让人着迷。特别是他在散文中流露出的真性情。可以说，在人心灵最微妙的地方，大都是注重性情的。不管你是有名的文人，还是无名的老百姓。性情，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思想；性情，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性情，最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形象。

　　“我没有任何办法留住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我只能把它转换成所谓的文本，用文本来证明我们曾经的拥有，同时也证明我们已经永远的失去”。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的智性与情感生活，是一部完完全全的真性情的表露。这本自传包括两条主线，一是智性生活，一是情感生活，二者大致体现了周国平的个性面貌，也表现了作者的性情。

　　文人大都是性情中人，周国平也不例外。做一个性情中人不难，但做一个诚实的性情中人却很难。“我唯一可以自许的是，我的态度是认真的，我的确在认真地要求自己做到诚实，我至少敢说，在这个名人作秀成风的时代，我没有作秀”。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周国平先生，作为一个清醒的学者，一个敢于面对自己的哲学家，他不回避，不隐藏，而是在不伤害别人的同时，坦然用哲学散文这一形式记述着全部的经历。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说：“我们的家庭关系，从表面看是稳定的，其实像大海一样变幻莫测。因此，多少对看起来情投意合的夫妇，一时间离婚的传说满天飞，可是不久，当妻子讲起丈夫或丈夫谈起妻子时，又变得那样柔情似水”。在周国平的文字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由于周国平是客观地公正地看待这一切，所以我们读到这些内容时，感受到最多的是温情，是默默的温情，充满感激之情。

　　在周国平哲学散文中有这样的观点“人生有许多出于自然的享受，如爱情，友谊，欣赏大自然、艺术创造等等，其快乐远非虚名浮利可比，而享受它们也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条件。在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他就会和世俗的竞争拉开距离，借此为保存他的真性情赢得了适当的空间。而一个人只要依照真性情生活，就自然会努力去享受生命本身的种种快乐”。

　　性情，则是一个人的性格的外在表现。在周国平哲学散文中，看重的是生活的意义、内心的感受，这就叫“真性情”。不管是为人还是为文，这都是他最看重的。穿梭于周国平语言与文字上，在素面朝天的文字里面，我们能缅怀到

　　一些欢乐或疼痛，我们能得到一些启示和收获，我想这也只有周国平的真性情文字才能做到吧。

　　4　哲学思想的自我消费性

　　在周国平的哲学散文中有着类似的观点：思想，是具有“自我消费”性质的东西。

　　在周国平的哲学散文里，哲学思想首先是他的爱好，也是他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学者周国平本人就是一本书，那么他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就是周国平。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哲学家，开始都不是为了一定要弄出一个经天纬地的理论而进行研究的，而是为了让自己更明白些生活或人生，是缘于对思想和理论本身的兴趣和魅力，而全身心投入到某个领域的。可以说，人类历史上很多有价值的思想，是思想家在不经意间发现的。尼采的《看哪这人》，卢梭的《忏悔录》，再到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与其说是写给世人看的，倒不如说是写给自己的。文学艺术领域里有这样一句话：思想也是是自己的，然后才可能是大众的。

　　哲学家和思想家，并不一定都有系统的理论和著作，甚至“不一定要拿出作品来，哲学家本人的生活和生命，就是哲学本身”。

　　尼采就是一个典型，他被许多人列为20世纪哲学巨匠之首，可尼采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家，他几乎没有一本专门的哲学著作，其大量作品是一些警句、格言、随笔、杂感等，可以说既无体系又无范畴，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理论形态作品的人，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哲学家，在20世纪，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一个主要哲学流派，跟尼采的名字没有关系；也可以说，在20世纪，几乎没有哪一个重要人文科学领域，没有尼采思想的影响。

　　孔子，一位影响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思想家。我们也找不到他的系统的哲学著作和理论文章，几乎家喻户晓的《论语》，还是其弟子们整理的一些他的“只言片语”和对话，可是却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力量和影响，没有一部哲学书能与孔子的这些“只言片语”相比，没有一位哲学家或思想家对人们的思想，对一个国家甚至对世界的影响，能超过孔子的。

　　在思想的自我消费、享受上，周国平和希腊的尼采，古代的孔子是一致的，周国平的生活岁月形成了他独特的性情，这种性情本身就是哲学，比那些所谓的貌似高深的哲学要深刻的多。他是站在上帝面前，讲出自己的所思所想的，他那种“倒着活”的思想很让人震撼。

　　对于周国平哲学散文来说，哲学思想永存，精神不死，思维比存在更长命！

周国平人生哲思录篇4

　　中国哲学的开端，在中国哲学史通史著作中，一般都会论及。人们或从中国先民思维由低至高之发展而引出中国哲学，或从宗教天命观念之衰落而讲哲学之产生。

　　有学者，分别借“巫史说”，申论中国哲学之开端，别开生面。深受启发之余，尚不免有惑：此两种说法如何折衷？何者更能圆融地解释问题？由于从事中国哲学通史教学和参加编撰相关教材缘故，不免就此问题反复思之，今结合学界一些已有成果，更引申之，冀求一解自安。

　　一、西方哲学的开端

　　《公孙龙子指物论》：“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若将前一“指”称为“物指”，亦可反向言之，“指”非“物指”。后现代哲学舶入中国，中国哲学史学界所着意者，有其对于颠覆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中的西方哲学中心主义的资源性价值。重新审视所谓“哲学”，忽然省悟“指”非“物指”，“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并不是一回事儿。换言之，只有在“离坚白”之“离”的方法论下，才能从实存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及其他哲学这些可以借用维特根斯坦“语言家族”说来把握，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哲学家族成员中DD“离”出一个作为 “共名”的所谓“哲学”来。相应地，所谓“哲学”的开端，只能是就西方哲学之开端、印度哲学之开端、中国哲学之开端等具体而言。在此并非自明性地存在一个所谓“哲学”的开端在以往，正如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所树立的“典范”，将印度和中国排除在哲学之外，从而所谓“哲学”的开端直接就等同于西方哲学的开端DD而是需要在探求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等诸种实存哲学之开端后，来归纳“哲学”的开端，由“物指”而达于“指”。另一方面，探求中国哲学之开端，无论论者有无自觉，在当前的知识背景下，它都无可避免地属于比较哲学研究，即以西方哲学开端为参照，提出中国哲学开端之假说，并从中国古代文献史料中去验证假说。

　　希腊哲学是如何起源的？亚里士多德在总结早期哲学家的历史时认为，哲学产生的一个条件是“惊异”－－“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哲学产生的另一个条件是“闲暇”“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由于哲学起源于“惊异”，人们探索哲学的目的在于求知；由于哲学产生于闲暇，人们探索哲学除了求知外，没有任何其他外在的目的，因而哲学“是惟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因为它只是为了它自己而存在。”学者们还会引证西文中“school”一词导源于古希腊语的“闲暇”，来支持亚氏的说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这就如同美国记者和作家房龙在那幅名为《希腊社会》的漫画里所画的，古希腊“自由人”的宗教、法律、科学、艺术、戏剧等杰出成就，是在由底层的奴隶辛勤劳作所搭建的舞台上演出的。看来，哲学是满足生活基本需要之后“精神空虚”的产物，人们精神“空虚”了，才会去思考哪些脱离开生活日用的玄远的事物，例如康德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并不能让人们完全满意。说哲学起源于惊异，那么在哲学起源之前，前哲学时期的人们，难道就从来就没有惊异吗？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惊异吗？有人说在宗教里，惊异产生的是“敬畏”，对令人惊异的神奇事物的敬畏。那么，我们又有必要追问，为什么在此前人们产生的是敬畏，而在此时产生的却是哲学？对于哲学起源的另一个条件闲暇也一样存在着疑问：如果闲暇产生了哲学，那么古代宗教生活中的祭司们，难道就从未有过一些闲暇，使他们思考一点问题吗？为什么他们在闲暇时思考出来的却不是哲学，而是神启？由此来看，我们可以肯定惊异与闲暇是哲学产生的条件，但只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要条件，它们还不能够圆满地说明，哲学为什么一定要产生。

　　据此，我们不免会推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哲学不得不产生，使得具有闲暇的奴隶主贵族在面临“好奇”或“惊异”的时候，不得不以哲学的方式去思考一些问题。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哲学史家们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第一，一定是人类理智得到足够的发展，发展到足够使人们尝试运用自己的理性，可以摆脱对宗教的依赖，可以独立地进行思考；第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人们不得不摆脱对宗教的依赖，独立地进行思考。有的哲学史家强调前者，有的哲学史家强调后者，但从逻辑上说，似乎只有将这两个方面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圆满地解释哲学是如何在希腊文化中开端的。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哲学史家们是从古希腊的宗教、政治、法律、制度、神话等文化样式和文化生活内容中，去找寻哲学的胚胎和种子，试图把它们作为孕育着哲学的土壤。哲学就是在其中被培植起来的，一旦哲学成为一种需要时，便水到渠成般从中破土而出。黑格尔在肯定了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惊异”和“闲暇”后，就补充了理智的增长这个必要条件。他说：“哲学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出发：即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从原始自然生活的蒙昧浑沌境界中挣扎出来了，并同样当它超出了欲望自利的观点，离开了追求个人目的的时候。” 哲学史家们对被公认为是西方哲学创始人的泰勒斯之前的哲学先驱们的研究，表明了希腊神话对希腊哲学的培育是多么的重要，用他们的话说，泰勒斯不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哲学史家们重视神谱的作用，认为“神谱虽然不是哲学，却为哲学做了准备。”理由是“在神话的观念中已经出现哲学思想的胚胎。”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在第一个方面，哲学家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哲学史家们的看法有些不同。有的哲学史家意识到促进从宗教到哲学转变的那些要素。例如德国的E策勒尔在《古希腊哲学史纲》中，分析了宗教中群众性的祭祀到作为个人的祭司和预言家的出现、来自于小亚细亚甚至来自于印度的异质宗教思想对希腊人原有宗教的冲击、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及希腊城邦的出现等因素，对哲学产生的意义。从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来看，宗教是文化的母体，哲学是从宗教中孕育出来的，但哲学又是对于宗教的突破，是对宗教的反叛，哲学与宗教有着鲜明的区别。梯利明确地把哲学与此前的神话和神谱学加以区分，认为神谱学和创世说比神话前进了一步，试图用理论来说明神秘的世界，解释被设想为掌管自然现象和人类生活事件的主宰者的起源。但是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能满足含有诗意的想象，仍然求助于超自然的原因，而不能满足进行推理的理智的要求。“只有以理性代替幻想，用智慧代替想象，摈弃超自然的动因作为解释的原则，而以经验的事实作为探究和解说的基础，这时才产生哲学。”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非常精辟地指出：“我们可以说，当一个民族脱离了它的具体生活，当阶级地位发生了分化和区别，而整个民族快要接近于没落，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旧有宗教形式已不复令人满足，精神对它的现实生活表示漠不关心，或表示厌烦与不满，共同的伦理生活因而解体时，哲学思想就会开始出现。”近代以后的西方，科学异军突起，成为宗教、哲学之外最重要的一种意识形态。在原有的宗教与哲学关系的思考之外，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成了思考的一个重心。到了现代，随着科学确立在意识形态中一超独霸地位，哲学与科学的反宗教联盟开始出现裂缝，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则成为思考重心。罗素就曾用三者的关系来说明什么是哲学介于宗教与科学之间而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诉诸理性，而非诉诸神启，抑或诉诸实证，是哲学相对于宗教与科学的本质特征。

　　哲学在宗教中慢慢成长，并获得最终从宗教中突破所需要的必要能力，从神话、宗教文化中突破出来的哲学，仍不免带有宗教文化的某些色彩，但它在总体上是对宗教文化的否定。马克思在论说哲学与产生了它的宗教之间亦此亦彼的关系时，认为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消灭了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只是，这种否定的具体过程究竟是怎样的，特别是这一过程的必然性何在，所看到的一些哲学史著作中，对这些问题的说明仍然不够充分。如果把哲学从宗教分离的过程，比作一个成长中的幼儿开始断奶的过程，那么哲学史家们似乎更强调成长的一面，而对“断奶”则关注的不够。一些哲学史家们更愿意强调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在从宗教到哲学转变中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首先来源于希腊中的探索精神。这种探索精神，或采取一种文化追因的叙述策略，从古希腊的早期文化中去寻找母体，或从由地理环境影响的社会生活着眼，强调古希腊人面对海洋的冒险和求知精神。这种主动性还来源于古代希腊民族的理性精神，它同样可以从更早的文化中去寻找源头，或者干脆被认定为希腊民族的特有天赋，像策勒尔所认同的那样。的确，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思想展现的方式，惟独希腊人的思想采取了“哲学”的形式，它本身就是希腊民族特性的表现，也确实可以理解为希腊民族的天赋。

　　二、中国哲学的开端

　　从哲学史家们对于西方哲学起源的论说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哲学如何“孕育”并“突破”的假说。实际上，受西方哲学史研究成果，尤其是作为德国古代哲学代表人物的黑格尔影响的中国哲学史界来说，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及其他著作中所表达的对哲学起源的理解，已经作为主要参照物，渗透到对中国哲学开端的解释之中。

　　人们或把哲学看作是人类思维由低到高的发展，由原始思维中去发现迈向哲学高台的级阶，例如万物有灵、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到一元神之出现，来说明古代中国人智力水平的成长。相较于西方的哲学史家，中国学者似乎更有文化追因的热情与执著，在甲骨、金文中寻找古代文化母体中所包含着的哲学胚胎，不断出土的考古发现为这种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和论据。在这个论证方向上花工夫是十分必要的，说世界本原是水的泰勒斯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哲学的早期代表也同样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

　　西方哲学产生的一个条件是“闲暇”，这在讨论中国哲学产生时，也不会遇到矛盾。最早的哲学先驱们，大多是天子或诸侯的大夫或史官，属于“劳心者”，不会有不暇思索的情况。

　　西方哲学产生的另一个条件是“惊异”，这在讨论中国哲学产生时，同样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历来被哲学史家们当作中国哲学开端标志性事件的一些事例，文献大多记载了它们源起于回答他人之发“问”：周大夫伯阳父论“地震”是答周幽王之问，周内史叔兴论“阴阳”是答宋襄公之问，周太史史伯论“和同”是答周宣王之问，晋太史史墨论“陪贰”是答赵简子之问。上述诸人之问，正是由“惊异”而有所问：周幽王惊异于“三川（泾水、渭水和洛水）皆震”，宋襄公惊异于天坠陨石及“六^退飞宋都”，周宣王和赵简子之问来自于对人事的疑问。正是在回答这些惊异或疑问时，这些大夫或史官，以哲学的方式回应了问题，使得这些事件成为中国哲学开端的标志性事件。

　　智力的发展固然为哲学的突破创造了条件，与西方哲学的产生相对照，也还应当有另外一些条件，促成中国哲学不得不从早期的宗教文化母体中产生出来。这些条件是什么呢？哲学史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提到了“天命神学”，天命神学即是中国哲学突破的对象，这不成问题。问题在于，中国哲学何以要从天命神学中突破出来？其必然性何在？

　　哲学史家们提到了“绝地天通”。《国语楚语》记载楚昭王问于楚大夫观射父：“《周书》所谓重、黎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观射父解释说，“古者民神不杂。……及少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A享无度，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根据哲学史家们的解释，这个事件的意义是多元的，也是重大的。帝颛顼或帝尧，都委派司天之官和司地之官，禁止“民神杂糅”，垄断了人神交通的权力。“绝地天通”的结果，自然是强化了巫史的作用和地位，只有他们才有与天神交通的权力。同时，它也打破了民神之间无有间隔的局面，在人神之间设立了中介，拉大了人神之间的距离，所以，它也被一些哲学史家们解释为产生人文性的一个事件。

　　从上述解释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哲学”的成长，但还不是突破。不过，如果我们把“绝地天通”和天命神学的衰落联系起来考虑，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哲学产生的意义将不止于上述解释。我们可以反问：如果没有“绝地天通”会怎样？如果仍是“民神杂糅”会怎样？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假设，但并不妨碍我们去做此遐想。天命神学的动摇与衰落，绝非来源于天命之自身。“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大雅文王》）“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自不言，巫史是天人的中介，故天以巫史之言为言。天命神学的动摇与衰落，只能是来自于对巫史之言的怀疑，即人们相信巫史，但不相信巫史所代言的天命。假若“民神杂糅”、“家为巫史”，那么导致的将是对天命的多元解释和理解，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意愿来解释天命，而不会因为对某一种解释的怀疑而导致整个天命观念的动摇，甚至崩溃。从这个意义上，“绝地天通”一方面是宗教自身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另一方面也为自身的崩溃埋下了种子。

　　另一个被认为导致天命神学衰落的重要事件是武王克商。商人笃信天命，以为天命在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以为自己可以无所不为。商纣王就曾慨叹：“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勘黎》）周人则与此有别。周乃小国，却能庞大的商王朝，革替天命，这给周之开国者带来无比强烈的震撼，迫使他们严肃地思考。“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 周人一方面强调自己承受天命，“不（丕）显文王，受天有（佑）大命”（《大盂鼎》），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天难忱（信）”（《尚书大诰》）、“天不可信”（《尚书君]》）、“天命靡常”（《大雅文王》）。他们总结商亡的教训，在于“惟不敬厥德，而早坠厥命”（《尚书召诰》），在于不能保民，故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周公制礼作乐，也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

　　周公的制礼作乐，是否是哲学的开端呢？是否是哲学对于宗教的突破呢？周人虽然认为“天难信”、“天不可信”、“天命靡常”，但周人并未怀疑和否定“天命”。他们只是怀疑对“天命”的商人式的理解，从武王克商的历史经验中，他们发现了“天命”与“敬德”“保民”之间的关系。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十五年引《周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换句通俗的话说，上天是要考核有国者的，考核的标准是“敬德”与“保民”。“天命靡常”，打破的是“终身制”和“铁饭碗”。故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天命观念的演变，并非是天命观念的衰落。周公的制礼作乐，包含有浓厚人文性的气息，但并非是对天命观念的否定或抛弃。它仍属于“成长”，而不属于“突破”。

　　直接导致天命神学动摇和衰落的历史事件，应当属西周末年的怨天尤人思潮。怨天的理由，恰好来自于周人对于天命的理解。既然“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为何选择无德之人禀受天命？既然“天命”在于“保民”，那么对于不保民的统治者，上天何以并不夺去他的天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昊天不佣”、“昊天不惠”、“昊天不平”（《小雅节南山》）、“浩浩昊天，不骏其德！”（《小雅雨无正》）可是，怨天骂天，毕竟对天还抱着期望，认为上天未尽到自己的责任，可谓恨铁不成钢。再往前走一步，人们会认识到上天根本不管用，根本决定不了人间的事情，“下民之孽，匪降自天。g沓背僧，职竞由人。”（《小雅十月之交》）到了这个时候，上天已不可信赖，人们失去了依靠，除了依靠自己的理性外，再也没有其它选择了。而此时，理智的成长，恰好为人们提供了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时，哲学就真正地破土而出了。

　　在一般中国哲学通史著作中，被当作中国哲学开端标志的事件，基本上都体现了哲学对于宗教的否定或突破，即往常被史官们采用天命神学解释的地方，现在则采用自然哲学DD阴阳、五行、和同DD的解释。例如，伯阳父论地震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伯阳父说“周将亡矣”时，他并不是把“三川皆震”当成一个体现上天意志的事件，而是先说明了地震对百姓生活的影响，继而解释了地震的自然成因。“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矣。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A，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其余与此同类，不再一一剖析。

　　以上所论，是以西方哲学开端为参照，形成一个哲学在宗教母体中成长与突破的假说，然后以此来验证中国哲学之开端。无论是从黑格尔，还是从梯利的哲学史中，我们都可以根据他们对哲学起源的观念，来形成这种假说，并用于探讨中国哲学的开端。帕森斯和雅斯贝尔斯关于“哲学突破”的说法，对中国哲学之意义，在于西方哲学史家突破长期以来固守于欧洲文化经验来理解哲学的局限性，看到在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几大文明中，不约而同地孕育出一种脱胎于宗教而又突破于宗教的人类哲学，肯定了人类文化的发生和思想的演进具有某种共同性。这对于理解中国哲学在人类思想中之重要地位，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中国哲学开端之特色

　　总结了中西哲学在开端问题上的共性之后，我们还有必要探求中西哲学在开端上有何不同之处？毕竟中西哲学有着如此之大的不同，以至于西方哲学史家长期坚持认为他们和我们所谈论的事物并不是一回事儿。有比较才有鉴别。中国哲学开端之特色，是在与其他哲学在此仅与西方哲学相比较DD的开端相比较而言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哲学的开端，对其后哲学的展开，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籍着中国哲学开端之特色，来把握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之特质。

　　在中国哲学起源、开端的过程中，哲学从宗教中突破的环节，相对而言是较为清楚的。通过“绝地天通”、“武王克商”及“怨天尤人”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整理出天命观念如何为自身准备了崩溃的条件。早期的中国人曾经是如此虔诚地笃信昊天上帝，当先民们第一次对“上天保佑”感到有疑问时，他们通过对人类自身的反省来维护上天的尊严；当昊天上帝再次令他们失望时，他们只是对它抱怨。正如爱的反义词不是恨，而是冷漠，报怨意味着期待。可是，最终他们明白了昊天上帝是无法依靠的，人只有靠自己。从这点看，宗教母体中虽然培植了人文的力量，但中国人走上哲学之路，是因为宗教神学之路再也走不通了，他们是被动的，是无可奈何的。在西方哲学史家那里，他们在理解和说明古希腊哲学开端时，他们更愿意把哲学的产生看作是一种主动性的过程，更强调希腊人的自由精神和探索精神，这种精神一直以来就弥漫在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中，即是在神话中也是一样。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凡爱好神话的人也就是爱好智慧的人”，他们都在探索“惊异”，只是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式。

　　古希腊的哲学是伴随着城邦发展起来的，哲学的最初创立者是一些能够消费得起哲学这种“奢侈品”的贵族，他们爱好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爱智”追求知识，没有什么实用目的。古希腊最初的哲学家，一般都归为自然哲学家，他们关注的对象首先是自然。在这一点上，早在亚里士多德就为此定了调：“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他们当作哲学家的原因也很简单，他们只不过说出了“世界的本原是水”，或者认为不是水而是火，或者说是原子，或者说是nous，或者说是logos。当然，在那个时代，提出并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绝不简单。他们喜欢把自己的著作称作《论自然》，无论是把宇宙还是人自身，都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

　　中国哲学的创立者不同，他们也有闲暇，但他们不是把哲学当作“奢侈品”，而是当作“日常消费品”。他们的身份是大夫或史官，他们探讨天人物我不是出于“爱好”，“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尚书洪范》），而是职责使然。他们是天子或国君的官员和顾问，是帮助出谋划策和执行政策的人。看看中国的哲人们，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和解释自然，例如地震、陨石，但他们关注的重心、关注的目的却在于人事。同时正是由于他们出身巫史的缘故，他们在解释人事时的特点，就总是联系到对天的理解，“即天道而言人事”，习惯于为日伦日用寻找形而上的天道依据。“礼崩乐坏”，更使“道术为天下裂”（《庄子天下》），“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 “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淮南子齐俗训》），至“百家争鸣”汉志所录“成一家之言”者达189家。诸子的旨趣在于“道术”，即“治道”，正如司马谈所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即使是离坚白、合同异的名家，也同样认为“论坚白异同，以为可以治天下。”（《汉书艺文志》注引刘向《别录》）总之，中国哲学之特质表现在始终以治道为核心，以天人为主线，这是可以由中国哲学开端之特色来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