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公车上书，公车上书

康有为公车上书篇1

　　历史上所说的公车上书，是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背景

　　其背景源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根据传统的历史学教材所载：反对者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上书被清政府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史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虽然，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事件起因

　　200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茅海建先生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其观点是：“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为组织的18省联名上书，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由此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并且对“公车上书”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视和研究。

　　历史记载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乙未科进士正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突然消息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四月二十二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五月二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因为过去的举人都坐公车，所以这次上书请愿就被称作是“公车上书”。这次上书，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经签定，无法挽回为理由，拒绝接受。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

　　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后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公车上书”被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解决办法

　　“公车上书”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

　　一、下诏鼓天下之气；

　　二、迁都定天下之本；

　　三、练兵强天下之势；

　　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

　　“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

　　公车上书

　　1894 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给国人以巨大的震惊，人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败在了一个曾经向中国学习的东亚小国手中？他们探寻原因，认为日本迅速强大的原因是实行“明治维新”变法的结果，中国要富强，也应该学习日本进行变法。因此，变法维新的舆论日渐高涨。

　　1895 年 4 月，清政府与日本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当时正有一批举人在北京参加会试，消息传来，群情激愤，纷纷谴责李鸿章，呼吁清政府拒绝和约，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挽救当时的危局。

　　当时康有为和梁启超均在北京参加会试。康有为得知条约签定，五内如焚，立即要梁启超等弟子分头鼓动各省举人，上书呼吁清廷拒绝和约。梁启超即联合在京会师的广东举人 81 人上书 都察院（中国古代主管监督、弹劾的中央机关，最初设立于明朝，清代沿设。以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为主官，又按地区分道，设监察御史）。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福建、四川、江西、河南等省的举人也纷纷上书。台湾省的举人罗秀惠等人更是捶胸顿足地“垂泪而请命”，痛陈台湾人民正在向着北京痛哭，强烈的反对割让台湾。月 1 日，康有为联合 18 省举人在 松筠庵（位于 北京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里，是明代杨继盛的故宅。杨继盛号椒山，河北容城人，明朝嘉靖进士，当过南京兵部右侍郎等官职，也是明朝有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杨继盛因反对奸佞权贵严嵩，被捕下狱，受到严刑拷打。《明史》记载他受刑前，有人送他蚺蛇胆，他不要，还说：“椒山自有胆，何蚺蛇为？”行刑后受重伤，夜半醒来自己动手用碎瓷片割掉身上的腐肉和筋络，为他掌灯的狱卒看了都发抖，差点掉下灯来。杨继盛于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年）被严嵩处死，押赴刑场时，沿路人民叹 息不止。）会议，与会者一千余人，在大家的共举下，他连夜奋笔疾书，起草了一份 14000 多字的上皇帝书，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应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

　　康有为在书中情词慷慨，气势磅礴，极力陈述救国的方法和自强的道路。他首先陈述了签定《马关条约》将造成可怕的后果，认为如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就会是中国人心涣散，列强必然会接踵而至，中国将再次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国会面临亡国的危险。康有为提出了自己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即：拒和、迁都、变法。他要求皇帝当机立断，立志于改革富强，使国家能够免遭被侵略的命运。

　　具体的内容是：

　　一、“下诏鼓天下之气”，皇帝首先放下尊严，下罪己诏，带头进行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振奋士气，鼓舞人心。而且还要下诏惩罚那些主张求和、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大臣，奖赏那些有功之臣，并且提拔那些有做为的人才。

　　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主张迁都西安。他认为京师近海，容易受到外国的威胁，而且在当前旅顺和威海卫失陷的情况下，困守京师，失败的可能性极大。迁都以后，可以凭借西安天然的地理优势，来抵抗日本可能的侵略。同时可以把对日的赔款用于军费。

　　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康有为认为近代中国屡战屡败的原因在于将衰兵弱。一方面他建议光绪帝责令各州县推举精兵良才，以取代那些老弱病残之兵。另一方面建议从英国购进像 黎姆斯枪（音译）、毒气之炮等精良的武器。

　　康有为指出，前面所说的种种策略仅仅是解决当前危机的权益之计，要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必须进行变法，这才是“立国自强之策”。他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之所以一直没能摆脱被侵略的命运，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在进行变法的时候，我们却墨守成规，止足不前，所以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因此他提出了振兴国家的富国之法、养民之法和教民之法。

　　富国之法是：统一中国的金融市场，由国家发行钞票；修建铁路，制造机器、轮舟、开采矿产；撤除旧时的驿站，开设邮政局。

　　养民之法是：发展农业，设立农学会，丝茶学会；设立考工院；各省设立商会、商学；实行移民垦殖。

　　教民之法是：分立学堂、开艺学书院，学习西学；开设报馆。

　　他还建议国家裁撤冗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以及改革官制。提出以府县为单位，每十万户公举一名“议郎”，给皇帝提供建议和供皇帝咨询，使全国的政令上通下达。

　　举人们约定在《马关条约》批准之前，即 5 月 4 日 递交都察院代递。当时 松筠庵摩肩接踵，有 1300 多 举人在上书上签字。举人们的这一行动遭到了把持朝政的主和派的阻挠，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举人们的爱国活动，并向光绪帝施加压力，抢在公车上书之前，迫使光绪盖用御玺，并发布谕旨。因此，当上书递到都察院时，都察院推说条约已经被批准，拒绝接受。虽然举人们的爱国目的最终没有实现。但它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它打破了清政府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不能干政的禁令，这本身就是一个创举，同时这一事件也推动了维新变法的思潮逐渐转变为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

康有为公车上书篇2

　　公车：汉代负责接待臣民上书和征召的官署名，后也代指举人进京应试。原指入京请愿或上书言事，也特指入京会试的人上书言事

　　其背景源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平考完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 [1]，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根据传统的历史学教材所载：反对者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上书被清政府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史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四、变法成天下之治。

　　 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

　　公车上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政治运动的开端。

　　

　　上书被清政府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史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公车上书一事，严格上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方面是各地举人自发上书，这些上书的具体记录目前仍然可以查阅；另一方面则就是康有为所领导的联省上书，这次上书也是确实发生的，《上清帝第二书》也是真实存在的，但对于上书的规模以及失败的原因，则仍然是有争议的。

　　关于“戊戌变法”的所有“定论”中，“公车上书”都是一个重要情节。随手翻出《中国近代史辞典》（上海辞书82年版）说：“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派李鸿章赴日本签定《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

　　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会议，联名上书光绪皇帝……上书虽被都察院拒绝，但在全国广泛流传，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史称公车上书。”对于这样一件教科书中言之凿凿的事情，史学家姜鸣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语对枯棋》中断然质疑：“这说法大可怀疑。”

　　姜先生用自证、它证、反证的方法，论证这件事其实相当可疑。史称“公车上书”的这件事，大多是根据康自己的《公车上书记》一文为本的，但当年5月24日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中说，5月2日那天，公车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作者又考出翁同龢当日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证明那天肯定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再据宫廷档案证明“被拒”之不存在。当时上书反对签定条约的远不止公车们，先是大批现职官员从4月14日就开始接连上奏，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举人上书，仅5月2日那天，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42人；这样转奏到5月8日才结束，上书总量31件，签名者1555人，其中梁启超领衔广东举人80人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因此，作者认为，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

　　历史在细节中！有时候，“证实”不厌其烦，“伪证”一条足矣！人家把日子一天天翻着篇的给你看，你才发现，那几个条件都不对，时间、地点、人物和人数都合不上那篇要闻播报，所以它基本上是个假新闻！接着，又从心性、品性、目标、手段、官场制度、入仕之途、宣传包装、历史作用等等分析康有为其人，揭示出这一道“假新闻”的生发原因。

　　近代史，咱们都是读过的。有人告诉你迥异于以往的细节，让你不得不重新审视过去的“知识”；而且，作者使用的是优美的散文文笔，让你在舒适的阅读状态下感受一种获得的惊怵。书要弄成这样，还不值得读吗？

　　姜明先生的名字，十多年前就听说的——一个上海人，沉溺于清末北京掌故，而且是关于北洋水师的——那时候我跟着钱钢先生筹办《三联生活周刊》，知道他和姜明踏访胡同名人旧迹的事情，而且还以此作为“作业”布置给正在培训的记者们。以后，看到那本《龙旗飘扬的舰队》的小册子，说北洋水师历史的，知道就是这个“姜明”了，再以后，那部充实、扩大了的同名著作又由三联书店“再”版，于是一见倾囊，毫不含糊。读书时，那种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材料坚实故事生动再加上观念新锐的写法，让我们这种历史的半吊子沾上就放不下。买书人经常是就认某个作者甚至就认某个编辑，这大概就是“品牌”了。我对黄仁宇、吴思、茅海建，以及编辑潘振平的“信从”就是这样——包括姜明。

　　历史就是历史。当那些事情发生、演进的时候，有的是某种利益或价值的遵从，原是没有什么革命、反革命，进步、倒退，爱国、卖国，好人、坏人的界说的。那些标签是后人按彼时的遵从制作的，即使采信，也该先读一遍那些标签的分类手册，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历史学家姜明在书中告诉我们，签了《马关条约》的李鸿章是明知道要担千古污名而自去肩承苦涩的；甚至名满天下的变法第一烈士谭嗣同，当年也曾开出过一份向英、俄出卖蒙古、新疆、青海国土，以筹款变法的策论呐！

　　常识上，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标签与内里时常是两回事。比如康有为编造的关于“公车上书”的假新闻，作者就有观照历史的通达之判：“在他身上，既有关心国家命运，希望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和奋不顾身地投入现实运动的实践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虚荣自负、狭隘偏激的性格缺陷，这就是历史给予中国的不成熟的改良维新运动的领袖形象。”

康有为公车上书篇3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人1300余人为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而联名上书请愿事件(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以“公车”为入京应试举人之代称)。

　　1895年3月18日，康有为偕弟子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正当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李鸿章赴日乞和之时。三月二十一日，即《马关条约》签订前二日，空前丧权辱国的条约内容已传到北京。当时云集京师的举人义愤填膺，奔走相告，强烈要求清廷拒绝批准条约，继续抗战。起初各省举人自为单位，分别向都察院提出要求。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广东、湖南领先，别省继之。数日之内，书呈纷飞，“章满察院，衣冠塞途”，举人们甚至“围其长官之车”，情绪激昂。台湾省举人更是捶胸顿足，垂泪请命，强烈反对割让台湾。而清政府竟毫不理睬。于是，康有为又倡仪18省举人联名共上一书，向清廷提出强烈要求。众人即推举康起草。康有为壮怀激烈，热血沸腾，用一昼两夜时间，起草了一份长达1.8万余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亦为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

　　《公车上书》情词慷慨，气势磅礴，极言救时之方，详陈自强之道，引经据典，文贯中西，可以说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一篇宣言书。上书首先强烈反对割让台湾，指出割台湾给日本是“弃台民”、“散天下”，会造成“民心先离”，中国将有土崩瓦解之患。又反对议和，认为言和是“解散民体，鼓舞夷心，更速其亡”，故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并提出了他的全部变法维新主张：

　　一、下诏鼓天下之气。要求光绪帝速下三诏：一下“罪己之诏”，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惨败于日本，皇上应特下明诏，深刻反省，承担责任，以便激励国人，同雪国耻，鼓舞将士，慷慨效死。二下“明罚之诏”，对那些主和辱国、大僚尸位、无补时艰的昏庸大臣；阵战不力、闻风溃逃、克扣军饷的贪鄙将帅；擅许割地、辱国通款的卖国使臣；守御无备、调度非人的大小疆吏，应区别情况，给以处罚，重者处死，轻者革职，以蔽其辜。而对那些有功绩的将帅疆吏，则予以奖赏。三下“求才之诏”，建议光绪帝应悬赏求贤，破格提拔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参与决策国家大事，应令中央、地方各级官吏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均可引见擢用。三诏一下，赏罚既明，天下士气必大受鼓舞，则可上下一心，以赴国家之急。

　　二、迁都定天下之本。康有为认为，京师近海，容易为外国侵略者所胁制，而今旅顺、威海卫已为日军攻占，京师屏障全失，建议迅速迁都西安，使日本失其胁制之术，则不必割地，也能达成和议，即使和议不成，我大军云集都畿，扼守潼关、函谷关之险，亦可言战。

　　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康有为认为，中国所以屡战屡败，将衰兵弱、武器落后是重要原因，所以主张训练重兵，尤其强调选将和购械。选将应注意挑选年少力壮、出身卑贱者，肯为国家效力；而不用那些精力衰竭、暮气沉沉的老将。建议令各地绅士举办团练，并令州县各荐一位慷慨知兵之士，十中挑一，则必能选拔出优秀将才，为国家所用。购械则需选拔精于制造技术、又能廉洁奉公的人，向外国购买近代化枪炮，使“器械精利，有恃无恐”。康认为只要有精兵猛将，再配以精锐武器，即可强天下之势，对外能稳操胜券。

　　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认为以上三者，还只是“权宜应敌之谋”；而惟有“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策”。他发挥变易的哲学思想，指出清朝制度沿袭明制，已经数百年之久，而“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他向光绪帝建议说：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清朝应更新百度，再不能率由旧章了。如何变法？他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三项建议。富国之法有六：一“曰钞法”，即成立国家银行，由国家发行户部以精工制造之钞票。钞票通行后，可扩商务，可筹军饷，可致国富民强。二“曰铁路”，即允许私人资本修筑铁路。使民间自筹资金，“无使外国，收我利权”，政府既可向修路者征收一定的费用，增加财政收入；铁路四通八达后，又可裁掉漕运，废除驿站，为国家节省大量开支。三“曰机器、轮舟”。康有为指出，现各省严厉禁止民间设厂制造兵器，致使我国工艺制造不能日精，所生产的兵器极端落后，只得花钱进口洋枪洋炮。这种做法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他主张应允许民办机器工厂和轮船公司，政府应加以保护。四“曰开矿”，建议设立矿学，聘请矿学最发达的比利时专家来传授知识，指导勘探，“则吾金银煤铁之富，可甲地球”。五“曰铸银”。鉴于大量外币流入国内市场，造成金融混乱，致使我国“亏折滋多”的情况，建议令各省依照广东做法，开铸银局，统一银元成色、形状，以利流通；同时随着矿产的开发，逐步增铸金钱，抵禁洋圆，以塞漏卮，以收利权。六“曰邮政”，即撤除旧时驿站，开设邮政局。养民之法有四：一曰“务农”，建议在城镇遍设农学会，提倡科学方法种田；开设丝茶局和丝茶学会，以振兴中国传统的丝茶业。其他如东南种棉、蔗；西北讲畜牧；沙漠地区开河种树；海滨开网取鱼，全面改造和发展中国农业。二曰“劝工”，即奖励科学创造发明，建议各州县设立考工院，翻译外国制造之书，培养制造机器的人才，凡有发明创造者，均给以执照，授以奖章，许其专利。三曰“惠商”，即减免重税，保护商业。在此，康有为提出了“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的思想。他认为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而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现在洋货充斥国内市场，国货入内地有厘捐盘剥，出口又克以重税，怎能与洋货竞争？他建议中央设立通商院，各省设立商会，集结商人团体，如合公股，设立公司，由国家奖励，使“力量易厚”；奖励商学，翻译外国商学书籍，培养商业人才；设立“比较厂”，比较商品之优劣，目的是“广纺织以敌洋布，造用物以敌洋货”，与“洋货比较”，以夺其利。同时免除厘金之害，减少出口重税，定能货畅其流。四曰“恤穷”。康有为指出，中国人口众多，但民穷财尽，乞丐遍地，不予收恤，不足以“固结人心”。他提出三种恤穷之法：一是移民垦荒；二是在各州县设立警惰院，凡无业游民收入其中，教以工艺，使自食其力；三是将鳏寡孤独或各种残疾之人由各州县设院收养。教民之法有四：一曰普及教育，建议令各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乡村一律设立学塾，使儿童皆得入学。二曰改革科举，即改革文、武科取士方法。建议改武科为艺科，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测量、绘图、语言、文字都要学习。各级考试内容除经学外，主要考核历史、时事和策论，量才录用。殿试策问不问楷法，而选拔那些敢于“直言极谏”，有真才实学的人入翰林；另凡有创著一书，发明新义，切实有用者，皆可入翰林。这样，天下之士，才智大开，奔走鼓舞，中国人才将辈出。三曰开设报馆，出版报纸，“可通时务”，“开拓心思”，移风易俗。四曰设立道学，即提倡孔教，建议将乡村淫祠一律改为孔子庙，并在南洋有华侨聚居的地方也建立孔子庙，弘扬中国文化。此外，康有为还指出当时法制的多种弊端，建议裁撤冗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改革官制等等。他又特别着重指出中国贫弱的最大根源在于“壅塞”，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上下不通，不能集思广益，故请求皇帝颁行特诏，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每10万户推举一人，名曰“议郎”。议郎的职责是备皇帝咨询，且可“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和筹款事宜，皆令议郎会议讨论，经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后，交由政府各部执行。“议郎”每年更换一次。康有为这里所说的议郎会议，虽然与典型的西方资产阶级议会还有若干差距，但这却是康在上皇帝书中明确要求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代议制理想的第一次表述。他认为实行这种制度，即可出现“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的政治局面。最后，康有为满怀信心地说：今若百度更新，力图自强，就可以使中国收复失地，摆脱含耻忍诟、割地赔款的屈辱地位。总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提出的资产阶级维新改革的政治纲领，企图在不推翻清朝旧政权的前提下，救亡图存，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此后康有为历次上书大抵不出《公车上书》的范围。

　　《公车上书》脱稿后，于四月初

　　七、初

　　八、初九连续三天在北京宣武城南松筠庵之谏草堂，集18省1300名举人传观讨论，并预定抢在《马关条约》换约(四月十四日)前4天，即四月初十去都察院投递。清廷内力主和局之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恐人心汹汹，阻挠和局，暗中派出亲信，连夜到松筠庵和各省举人居住的会馆，造谣惑众，动摇人心，又在街上张贴匿名揭帖，虚声恫吓，阻人联衔上书。清廷亦连忙于四月初八在《马关条约》文本上盖用“御宝”，造成既成事实；并以此为借口，挡回爱国举人们的正义要求。初九，不少举人听到清政府已批准和约的消息，于是“群议涣散”，“取回知单者”凡数百人。所以，初参加松筠庵集会者虽有1300名举人，最后《公车上书记》附录的题名录里仅存603名，而上书亦未能送达都察院。《公车上书》的直接目的――阻签《马关条约》――虽未达到，但在封建专制时代，数以千计的爱国知识分子勇敢地冲破清政府“士人干政”的禁令，会集一堂，敲起祖国危亡的警钟，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这本身是一件了不起的创举，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伟业。而且，上书的内容经辗转传抄，在神州大地上引起了惊天动地的回响，它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已开始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幕，预示着以后更大规模的群众性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

康有为公车上书篇4

　　浅析康有为的政治思想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潮的著名代表人物，戊戌时期变法维新运动的领导者，是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的政治思想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政治思想可以概括为：1.抨击专制，颂扬民主：他在其重要的著作《大同书》中，构筑未来了大同社会的图景，并对现存的制度进行了有力地批判，尤其对封建专制制度展开了猛烈地抨击。2.坚持保皇立宪，反对革命共和 3.提出君主立宪的理论。他的君主立宪理论主要包括：（1）君主立宪是西方国家盛强的根本；（2）批判假立宪，要求真立宪；（3）以虚君共和抵制民主共和。

　　康有为的一系列政治思想和主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立宪思想启迪和影响了后来的宪法理论，对中国近代宪政建设及现代化建设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其次，他的“大同”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具有进步意义；最后，他大力宣扬自由平、平等、民主，明确提出要用民主政治取代专制，从根本上否定了专制制度，论述了资产阶级取代封建地主阶级是历史必然，是社会发展的趋势，这完全冲击了封建正统思想及当时中体西用思想的束缚。

　　但是，康有为的思想中却也存在许多保守主义的成份，主要表现在对君权的妥协以及对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以礼治国、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虽然他提出的保守主义的立宪观曾经在西方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康有为时代，保守主义的立宪思想却不能解决中国的危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矛盾都十分突出，同时存在着生存问题、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三重危机，而康有为的立宪观最关注的则是生存危机，即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无论是设制度局也好、满汉平等也好 ，都是富国强兵的手段。即使康有为的变法能够成功 ，也只能解决中国危机的一部分，即生存问题。因此，康有为的一系列政治思想固然具有其进步性，但是由于时代，阶级及其自身的局限性，他的政治主张在中国行不通。

　　专业：汉语国际教育

　　姓名：钱婷婷

　　学号：20132209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