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概念，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概念篇1

　　[关键词]良渚文化；齐家文化；夏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8-0035-04

　　齐家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玉器文化、青铜文化、陶器文化三个方面，其中玉器文化最为光辉灿烂，出现了璧、琮、环、圭、璋、刀、小型斧嗟却罅康睦衿鳎令人叹为观止。其文化内涵深奥难测，玉质品种丰富多样，琢磨工艺精湛、粗犷、大气，被誉为西北史前文化末期最辉煌耀眼的成就之一。

　　一、良渚文化的消失和良渚人的迁移

　　良渚文化，是分布在中国东南地区长江下游环太湖和钱塘江流域的新石器晚期文化，距今约5200～4000年。太湖地区是人类最早培植稻谷的地方之一，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良渚文化的陶器、玉器制作和丝麻纺织等手工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玉器器型丰富，造型美观，制作精巧，技法复杂，尤其是璧、琮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良渚文化拥有充满东方民族深邃的宇宙观、自然观、宗族观和价值观的史前玉文化，独特的玉文化是良渚文化的灵魂，大量的玉器以及由玉器所反映出的宗教现象，构成了其文化的特殊性，是良渚文化综合体的最高代表。研究表明，良渚人属于古史记载中的东夷集团，即蚩尤部落集团中的九黎部落联盟，良渚人就是九黎族中的羽人或羽民。

　　高度发达的良渚文化，在距今约4000年前衰落消失。周昆叔《环境考古》一书研究提出，“长江三角洲的新石器遗址中往往可以看到洪泛沉积物，造成文化断层，分别发生在距今8200、7800、7600、7500、6500～6200、6100、5600～5500、5100～4800、4200～4000、3700～3600和2200年。其中尤以良渚文化晚期明显，这种多洪灾是由于东西向水系格局和与其平行分布的降水带移动造成的。发达的良渚文化突然消失，从沉积状况分析应是洪水所致”。正是这种气候的巨变，导致长江三角洲、环太湖和钱塘江流域一带特大洪水持续泛滥，甚至多次发生海浸灾害。日益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良渚人开始了多次大规模迁徙，不断向内陆和南方长途跋涉，辗转寻找新的生存家园。

　　一支南下的良渚人进入岭南，到达现在的广东北部韶关一带，逐渐融入当地原有的史前文化，进而形成了石峡文化。石峡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曲江石峡遗址而得名，分布于广东北江、东江流域，距今约5000～4000年。遗址出土有较丰富的粳、籼稻遗存，有石锄、有段石锛等劳作效率相对较高的先进农具，表明其经济形态以稻作农业为主。考古发掘的大型墓葬，出土随葬品除了成批的石器，还有璧、琮、瑗等玉器多达数十件至百余件，往往还有伴放稻谷米粒的现象。对比石峡文化与岭南地区其他史前文化，可以发现两者具有明显的差别，石峡文化除了玉器，少数陶器也具有良渚文化特征。

　　一支西行的良渚人溯长江而上，来到了现在的湖北天门石家河，融入了当地的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因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河南西南部和湖南北部的长江中游一带，距今约4600～4000年。考古发现有陶器、玉器、祭祀遗迹、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址等遗存。其文化琢玉工艺势如崛起，玉器有玉人头、玉兽头、玉蝉、玉鸟、i、璜形器等，都属于小型器。小型精致的玉器正是石家河文化的一大特色，其玉器体积小、重量轻，纹饰简洁，做工却很精细，大多出土于成人瓮棺之中。有座成人瓮棺中有玉器56件，大多数瓮棺内随葬有玉石器和玉石料，表明石家河人具有特殊的原始。玉器中的玉人头基本都具有头戴冠帽、菱形眼、宽鼻、戴耳环和表情庄重的特征，造型富于变化，代表着石家河人尊奉的神或巫师的形象。

　　一支更大的良渚族群则渡过长江，一路北上，来到现在山西襄汾陶寺一带，形成了当地的陶寺文化。陶寺文化，属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距今约4500～3900年。出土石礼器、玉礼器和装饰品主要有磬、唷㈣ァ⒒返龋以及嵌有绿松石和蚌片的头饰、项饰、臂饰等。在居住址中发现很多小型房址，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和较密集的灰坑。房址分地面、半地穴式和窑洞三种，以后两种居多。半地穴式房基平面多作圆角方形，少数呈圆形，长宽一般在2～3米之间，室内地面涂草拌泥，经压实或焙烧，大部分再涂一层白灰面，并用白灰涂墙裙。这种白灰的广泛应用，与齐家文化极其相似。

　　宋建忠在《良渚与陶寺》一文研究提出：“陶寺文化范围主要以陶寺遗址为中心，分布在临汾盆地一带……晚期已进入夏。陶寺文化的内涵也包括独具特色的陶器群、玉礼器、漆礼器，高等级墓地、祭坛和城址。”而“良渚文化的内涵包括独具特色的陶器群、玉礼器、漆礼器，高等级墓地、祭坛和城址”。不可避免地，来到陶寺文化区的良渚人与原有先民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发生了多次战争。宋建忠认为，两者是否发生过对峙和战争，现在无从得知，但在陶寺文化中确实发现了良渚文化因素的玉琮和角形石刀，这至少表明外来的良渚文化对陶寺文化产生过影响。在《山西临汾下靳墓地玉石器分析》一文中，宋建忠分析研究了陶寺文化玉器与齐家文化玉器的关系，提出陶寺文化与齐家文化在玉器方面十分接近。因此，陶寺文化极有可能是良渚人在西迁过程中，有一部分人留在当地，融合了当地及周边史前文化而留下的遗存，其他更多的良渚人则继续往西迁移。

　　二、齐家文化的形成及其与夏文化的关系

　　继续西迁的良渚人，应该是一支数量庞大的部族。经过辗转迁移，他们来到了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以陇山两侧为基地，生活逐渐安定，生产逐步发展，人口随之增长，慢慢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文化中心区域，并不断发展成为齐家文化早期类型。目前，经由发掘证实的齐家文化早期遗存，主要有宁夏海原菜园文化、甘肃庆阳镇原常山下层文化、平凉灵台桥村文化等。

　　菜园文化以菜园遗址为代表，位于宁夏海原菜园村周边，距今约4200～3900年。出土有细腰葫芦形玉坠和玉饰件等器物。菜园文化石器以细石器为主，骨器多用来穿刺和切割行为，没有发现典型的磨制农业工具，这表明菜园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差别很大。

　　常山下层文化也称为大地湾五期文化，以常山遗址为代表，位于庆阳镇原茹河南岸，距今约4800年。其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石斧、石刀和陶刀是最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泥坯烧制的陶刀的使用，表明其农业发达，刀的需用量较大。遗址发现的房址形制特殊，由住室、门洞和坑道组成，住室为一个口小底大圆袋形土坑，门洞为拱形顶，坑道为通往屋外的斜坡竖井。屋内环筑白灰面式草拌泥，地坪经过火烤。

　　桥村文化以桥村遗址为代表，位于平凉灵台西屯。出土玉器有璧、璜、环、钏、唷⒏、残玉板等，还有绿松石质的琮、项饰等，卜骨有羊、猪的肩胛骨，有灼无钻。遗迹主要有袋状灰坑、不规则灰层、白灰面半地穴住室、夯土基址、祭祀坑、墓葬等。

　　与灵台同属平凉的静宁则是“齐家文化最优秀的玉璧和玉琮”的出土地。齐家文化早期，璧琮组合较为普遍，著名的“静宁七宝”是璧琮组合在齐家文化区的典型代表。据易华《齐家华夏说》一书，“静宁七宝并不是正式考古发掘品，偶然发现于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河村一窖藏或祭祀点，实际上是四对璧琮，有一璧已损坏被忽略不计。”三璧尺幅较大，直径27.3～32.1厘米，近和田青玉质，色泽青碧，边缘有沁，表面光洁，厚薄不匀，器体有切割痕，中孔单面钻成。四琮高12.8～16.7厘米，宽7.2～8.3厘米，近和田青绿玉质，均外呈方柱体，内穿双面对钻，射口平齐而圆。此七件璧琮组合明显具有良渚玉器的工艺特征和文化内涵。

　　东来的拥有玉礼器的齐家文化早期类型，不断向周边扩散，不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而此时的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正是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时期。马厂类型，因最早发现于青海民和马厂塬而得名，距今约4300～4000年。其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在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和骨制生产工具，包括纺轮和骨针，表明其纺织业较为发达。房址有方形、长方形和圆形，有单间和套间等形式，有半地穴式和平地式建筑，房址中间有圆形灶坑。

　　东来的良渚人，在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遇到马厂人，两者在此犬牙交错地杂居，共同生存，相互影响，伴随着不断发生的残酷战争和彼此渗透的持续融合，并存时间长达100余年。裴文中在《中国西北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的考古调查》中提出：“或许不久我们可以看到齐家文化是中国西部分布很广的文化，它同彩陶和原始中国文化进行着斗争。”叶舒宪在《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一书中提出：“掌握着新兴玉礼器体系的齐家文化势如破竹，在一两个世纪里慢慢吞并着只有陶礼器体系的马家窑文化。”李水城在《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一书中提出：“随着齐家文化不断西进，到了马厂晚期后段，兰州―湟水中下游一带的马厂居民只能委曲求全，与齐家文化的居民杂处一地，最终也未能摆脱被齐家文化吞并的结局，而远走河西的马厂类型居民，则偏安一隅。”关于马厂文化的衰落和齐家文化的崛起，叶舒宪做了这样的分析：“父权制社会特征明显的齐家文化，在向西推进的过程中引发了一种‘骨牌效应’，迫使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原有地盘被侵蚀，而且被迫不断西移，逐渐深入到河西走廊的纵深处。”有研究表明，新疆哈密的史前文化中也存有马厂文化的遗绪。东来的似乎弱小的良渚人拥有玉礼器（璧、琮等）、祭祀（祭坛、祭坑等）、朱砂或赭石墓底土层（贵族大墓形制）等先进的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逐渐成为齐家文化统治阶层，而作为土著的曾经强大的马厂人，则逐渐成为齐家文化的群众基础。有人说战争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外来的良渚人和当地的马厂人肯定发生过不止一次的激烈战争，齐家文化早期墓葬中残缺的人骨即是明证。良渚人为何能够在长期的生存空间争夺战中不断获胜，进而发展壮大到全面统治了曾经盛极一时的马厂文化区，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良渚人拥有的宗教性的玉文化，或者说玉教文化，即玉礼器体系和葬玉制度――这种新的宗教文化，是他们能够战胜当地旧有的土著文化，并最终取得绝对性胜利的关键因素。由此，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一带逐渐成为齐家文化的核心区，为齐家文化鼎盛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良渚文化繁复精制的玉器，在齐家文化中已经呈现为素面无纹、返璞归真，但其基本的文化内涵与良渚文化一脉相承。以玉器文化和青铜文化为最主要特征的齐家文化，出现在以甘肃临夏为中心区域的宁夏南部、甘肃东南部和中西部、青海东部以及河西走廊东端等广大的范围之内，绝不是偶然的。在这一区域的黄河及其一级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银川河、湟水、庄浪河和二级支流葫芦河、藉河、广通河、牛津河、大通河等河流奔腾流淌了数千年的山川附近，在几乎每条河流的沿岸台地上，曾经临水而居的齐家文化先民们留下了密集丰富、灿若星辰的文化遗存，以及不计其数未知无名的遗址。目前，经过考古发掘的齐家文化主要遗址有：甘肃永靖张家嘴、姬家川、大何庄、秦魏家、广河齐家坪、秦安寺嘴坪、天水师赵村、西山坪、武威皇娘娘台、海藏寺、武山傅家门、青海民和喇家、大通上孙家寨、乐都柳湾、贵南尕马台、互助总寨、大通黄家寨、西宁沈那、同德宗日等。通过研究这些遗存，可以清楚地看到齐家文化以旱作农业为主，渔猎、畜牧、养殖为辅的经济形态。通过研究大量出土的璧、琮以及为数不少的玉嗟扔衿鳎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宗教形态。值得一提的是，与良渚文化的石嘞啾龋齐家文化的玉嘁丫小型化，甚至演变为嘈蔚挠癫。同时，在以上众多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也可以清晰地发现齐家文化的西来元素。

　　在齐家文化时期，西来的文明因素仍在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西北地区。位于新疆以北的贯通欧洲和亚洲的草原带，就是被称为史前丝绸之路的欧亚草原大通道。数千年来，在这条大通道上，不断上演着西亚、中亚和东亚文明因素交互、激发、更新的历史剧。齐家文化中西来的文明因素，其技术层面主要为青铜制品，精神层面主要为权杖头，物质层面为马、羊、小麦、和田玉等。通过游牧迁移、贸易交换、战争掠夺、宗教传播等方式，这些文明因素不断从欧亚草原大通道南下，进入没有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再传播到齐家文化核心区。一浪接一浪的中亚、西亚文明潮流持续向东亚传输文明因子，经过与东亚文明的碰撞融合，催生了齐家文化的鼎盛期，也就是人类伟大的金属革命――青铜文化在中国的出现，而作为中国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的齐家文化，正是夏文化。

　　三、夏禹的东归和齐家文化的传播

　　历史地理学研究表明，西北地区是古羌人的居住活动区。据《新语・术事》记载：“大禹出于西羌。”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故禹兴于西羌。”齐家文化区着广泛流传着大禹治水的传说，遍布着相关的历史古迹。易华研究提出，大禹传说的座标原点，应该就是齐家文化分布核心区的临夏积石山。叶舒宪提出，史书文献上重复许多次的“大禹出西羌”和“禹学于西王国”等说法，其实已经不仅揭示了夏文化的一支主体来自西的方位，而且也揭示了其族属――“羌”。这不是同考古学界所确认的齐家文化族属为古羌人完全吻合对应了吗？易华在《夏与西北》一文中研究认为：“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均与西北密不可分：夏文化是上古三代先进的青铜游牧文化，夏民族是先进文化的引进者，夏王朝是在东亚定居农业基础上建立的王朝。”他认为上古时代，中国西北地区就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而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正是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

　　夏民族最著名的一个首领是禹，又名夏禹，大禹。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马志勇提出，《尚书・禹贡》所指的积石就是指小积石山，系祁连山延伸部分，在临夏州西界中南段自南而北走向。至今在积石峡等地留有许多大禹导河传说的遗迹，如禹王石、大禹斩蛟崖、骆驼石、天下第一石崖。广河县古城村有大禹庙，临夏县的北塬三角有大禹庙、禹王庄，积石山有大禹庙。这些遗迹遗存说明，大禹和这块土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远古大洪水的传说，大禹治水的踪迹在齐家文化区有稽可查。距今约3950年前，位于青海民和喇家的齐家先民聚落，曾被一场大地震及其引发的大洪水无情摧毁。地震在其附近的黄河上形成了两个堰塞湖，随着堰塞湖的溃决，又形成了二次大洪水。诸如此类，洪水的长期泛滥，严重威胁着夏王朝齐家先民的生命安全和生存空间。随着夏王朝齐家文化的鼎盛发达，人口持续急剧增长，耕地压力不断增加，在距今约3600年前气候开始变冷的大背景下，齐家文化开始衰落。为改造生存环境，寻找更适宜的生存空间，夏王朝多任禹王带领夏民族齐家先民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治水和迁移活动。数代禹王率众治水的过程，也就是夏王朝首领带领夏民族齐家先民不断寻找新的生存之地的过程。带着族群基因中祖先的记忆，禹王率领着夏王朝齐家文化的重要部族向东而行，大致沿黄河治水迁移，一路传播先进的夏文化，沿途留下了诸多文化遗址，其中以陕西神木石峁文化、新华文化、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等最为典型。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石峁村，距今约4000年，出土有大量制作十分精细的玉器，器类有刀、镰、斧、唷⒉、璜、牙璋、璇玑等。石峁文化玉器与齐家文化玉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亲缘关系，从其部分玉器出土于城墙遗存之内分析，明显晚于齐家文化。

　　新华遗址位于神木大保当新华村，距今约4150～3900年。其遗址发现的玉器祭祀坑最具特色，坑平面略呈长方形，坑口长1.4米，宽0.5米，坑残深0.12～0.22米，坑底部竖立排列着各种玉器30余件，整齐有序。器类计有唷⒌丁⒐纭i、铲、斧等，除个别有使用痕可能为实用器外，大部分为礼器。从附近灰坑中发现的大量卜骨判断，此玉器坑应是祭祀场所。新华文化玉器与齐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

　　二里头文化属于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主要分布于山西南部、河南西部，距今约3750～3400年，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文化遗存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被初步确认为夏代晚期都城遗址。值得注意的是，其出土陶器中4种陶B的器型，全部见与齐家文化的12种陶B。其出土单翼铜铃属该文化较早阶段唯一铜器，年代远迟于齐家文化铜璧。该文化的铜器、玉器、陶器和齐家文化存在着一脉相承的亲缘关系。

　　某代禹王和他率领的重要部族，最终来到了他们的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约600年后的良渚文化区。此时的环太湖和钱塘江流域，气候已经转为干凉，洪水退却，早已不是水泽之地。受到先进的夏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革，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已经出现。据《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一夏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有迹可循，研究表明，1992年发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与国家礼制密切相关。

　　留在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的夏文化即齐家文化并没有随着夏禹东迁而消失，而是继续向周边辐射传播，影响了其后兴起的四坝、辛店、寺洼、卡约等文化，留下了甘肃玉门火烧沟、甘南迭部然闹、陕西延安寨关山、四川广汉三星堆等文化遗存。但是，随着齐家文化主体族群的东迁，礼玉文化宗教的控制力逐渐减弱、消失，玉器文化在这些后起的文化中已经消失不见。由于气候、植被和地貌的不断变迁，这些后起的文化发生了以农为主向以牧为主的经济社会转变，其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陶器上彩绘的恢复或回归，即是证明。齐家文化留在当地的族群，经过数千年融合演化，逐渐形成了羌、戎、氐以及今天的羌、藏、纳西等民族。

　　易华在其专著《夷夏先后说》一书中提出：“自从秦汉以来，褒夏贬夷成为了风气，致使几千年来作为后代的我们逐渐忘记了夷、夏转变的历史。”宫本一夫在其《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一书中提出：“我们不能用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的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形的中华的概念或者说是中国的概念来看待其后的中国史。接触地带才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所在。”齐家文化不仅是华夏文明之源，而且是中国或东亚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标志，随着盛极一时的夏文化即齐家文化中心往中原和东南地区迁移，齐家文化在本土由盛转衰，继之而起的四坝、辛店、寺洼、卡约等文化，完成了中国西北地区从农耕文化到农牧混合文化的转变。徐江伟在《文化交汇之地》中提出：“成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汇之地，或者说成为两种文化的重叠区域时，人类文明就会在交汇与重叠之中孕育起来。”因此，“远离”中原的中国西北齐家文化区，正是华夏文明数千年来孕育发展、成熟璀璨的源头。

良渚文化概念篇2

　　1 文化感知与历史文化公园景观塑造

　　1.1 文化感知

　　文化感知指的是在某些特定文化氛围中，人们基于自身的文化理解与思维模式，对环境物质元素的感官体验和感性认知这一过程。将文化作为主体的感知方向，经过感知器官对非物质文化元素信息的获取，产生对环境场地元素的感知与文化印象。场地所处地域特色文化需融入景观设计中，着重反映人文气质，注重地域文化的继承。基于这点，文章中所涉及的文化感知是指在满足旅游者欣赏风景、追求精神体验的文化氛围下感知文化的过程。

　　1.2 历史文化公园景观塑造

　　历史文化公园是承载人类文明、文化的场所，是传递地域文化的关键所在。公园实体景观中表达情景、文化的片段，应当展露出某种既定性的文化，通过景观塑造的方式表达场地文化，打造出其地域独具一格的文化特色景观。文化公园景观塑造应思考如何将无形、内涵丰富的文化与有形的五感体验联系起来，通过景观具象与抽象的造型手法予以展现[1]。历史文化公园设计应立足于场地的历史、记忆、人文、景观等，选取几种较为突出的地域文化进行主题性延伸，采用现代性建造技术与景观材料，为使用者创立一种情景重构与空间感官上的新体验，使他们在游憩中了解历史文化并得到启迪。

　　1.3 文化感知与历史文化公园景观塑造的关系

　　1.3.1 历史文化公园景观塑造需要以文化为内涵公共空间作为人们沟通的开放性场所，其功能不单指向多元的景观空间、周边聚集的具体活力场所，需以文化感知为理论辅导，文化场景是传统对现代的一种心灵寄托，负有传递文化精神的历史责任。如纽约911 纪念碑巨大的水池，由水流冲泄到池底的方型孔洞，周而复始寓意生命。文化在场景表达中以一种不可置换的方式沉于内核，设计者应当致力于当代语境下的景观设计实践，以场地文化特性为出发点，倡导设计的在地性，使人们的生活场景获得文化上的认同。1.3.2 文化感知需要借助造景手法得以体现文化感知即是把文化作为感知对象，以场地文化特性为出发点，通过营造手法介入景观，对文化以艺术转换的方式表达、融合，使人们在景观场景中获得文化上的认同。场景体验连系着个体和想象力，使景观空间获得了被无限放大的可能[2]。如在美国华盛顿市宪法公园的地面上有一处V字形纪念碑――越战纪念碑，黑色的墙面就像一道揭示了美国历史黑暗一页的伤疤。当空间场景文化特性与群体在自我感知体验同一基调，参与者感知与场景相互契合，便会促使人们获得景观场所认同下的自信，解读景观意蕴，使场景获得深层面的意义。

　　2 文化感知视角下历史文化公园景观设计方法

　　2.1 具象场景隐喻文化内涵

　　文化场景应该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文化公园景观塑造以文化为内涵，文化感知通过造景手法得以体现。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在建设过程中对遗址保持了最小干预，居址与作坊展示区（图1 ）中利用网格虚化人物故事，构建前人的生活场景。情景重构和感官上的体验，让参与者在欣赏景观、参与互动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此处场景中文化所隐喻的内涵。通过身体参与到本土文化的这一作坊情境，会形成独特的环境体验。景观作为文化的载体，这种赋意方式使参与者的感知与场景相契合，解读场景文化内涵。

　　2.2 互动体验加深文化理解

　　体验是人与景观之间最直接的认知方式，景观体验是一个通过参与互动，进而解读场景，逐步渗透到最终自我感知的过程，互动体验可以加深对文化的理解。置身于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河道与作坊，感受先民平淡充实的生活，体验一回独具匠心的手工艺制作，考古区的沙坑里埋藏了一些“宝藏”（仿制的良渚玉器）。亲历挖掘的过程，激发了人们对场景、时空、文化的想象力，引发了人们与文化场景主题的共鸣。个体在景观中的体验通过直觉认知、参与互动和意义解读的体验模式，生成不同的体验结果，加深对文化的理解。

　　2.3 特色材质彰显文化特性

　　以艺术表现内容为基础的特色材料情感表现，结合不同文化背景下所惯用的象征与隐喻手法，让人产生情感触动与时空联想，类似于文化传达彰显文化特性。良渚遗址公园作坊的屋顶通过艺术化处理成茅草类特色材质，加强艺术属性的表现，传达材料的文化属性，触动参观者的感官享受，强化体验与历史文化的共鸣，以表现地域性乡土材料的文化属性为手段，承载良渚文化，以此搭建文化与公园环境之间的多维度关联。

　　3 谭纶墓历史文化公园景观设计案例

　　3.1 项目概况

　　3.1.1 选题来源本课题为导师指导下的设计项目，基于文化感知视角下的历史文化公园景观叙事研究，以江西宜黄谭纶墓文化公园景观设计为例。3.1.2 背景介绍谭纶墓位于宜黄县二都镇帘前村鹿塘村庞家畲，整座墓园背山面水，前对宜黄主要河流之一黄水河，北高南低，依山就势，距山脚下水田相对高程约25 米。墓西为陡峭丹霞地貌的狮子山石崖，墓后为天子驼印山，墓东侧为石王山，山地丛林连绵屏护。3.1.3 遗址现状场地周边无基本配套服务设施，公园景观环境适中，场地内水位丰足，植物覆盖率高，场地极具野趣。规划区域地势较为平缓，功能单一、风貌匮乏、墓地感过强，与公园环境功能氛围不符，整个场地由一条主干道以及一条神道贯通。

　　3.2 项目设计理念

　　3.2.1 设计定位（1 ）规划定位：以谭纶墓遗址为依托，融合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生态旅游等多维度为一体的遗址文化公园；（2 ）形象定位：力求打造具有乡土农耕风貌、历史人文风貌、运动生态风貌的文化公园；（3 ）功能定位：通过景观设计，打造谭纶墓遗址公园特色功能带，具有古迹遗址保护、研究、展示、教育、运动、休闲等功能。3.2.2 规划布局根据场地现状并结合对谭纶这一历史人物的故事解读，对景区场景塑造提出合理的设计思路，概括为“一核、两轴、四区、十点”。“一核”是指谭纶墓历史文化公园的核心理念，通过叙事性景观设计手法，述说谭纶故事，塑造公园场景文化内涵。“两轴”的轴线是指依据文化教育、军事成就两方面，策划文、武两条时空关系轴线。“四区”包括名将陵墓观瞻区、田园景观区、谭纶生平展示区和入口服务区。“十点”是指景观各功能结点，包括主题雕塑、武曲擂台、文曲星路、荷塘戏影、曲上书苑、折野矩车阵、沙场战船阵、观物寓武阵、石像生保护棚、观景休闲凉亭。3.2.3 景观空间营造对谭纶墓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应结合谭纶生平，通过连续叙事性手法对景区场景塑造，形成公园特色景观场所。通过对谭纶文化梳理，以其文化著作和军事成就两条轴线为主要景观营造方向，以文、武展示渲染景观氛围，形成谭纶墓历史文化公园特色场景。武曲兵一角（图2 ）整合谭纶典故以及军事思想，引入“体验式”创新展览模式，展示“强健体魄”这一呆板的平面文字，将其转变为更具趣味性、互动性的景观空间。青砖与木材为主要空间基调，从建筑小品、植物配置、公共设施等方面，围绕这一“武主题”进行展开实施，建成独具特色和吸引力的擂台场景。折野矩车阵运动广场（图3 ）利用场地中土壤的堆积高差关系，在广场高地用白色感应装置构建交互性景观，运用景观树的围合，形成对比与呼应的空间尺度关系。在这一互动体验装置中，当参与人数达到设定数量，会触发整个灯柱的灯光和声音变换，每个装置都会发出不同的自然声和光感，引导公众进行探索体验。石像生保护大棚与运动广场隔水相望（图4 ），建筑用以展示遗址文物，通过艺术化处理特色材质，加强艺术属性的表现，场景化建筑空间，加深大众文化解读力。场地周边田园、河流、山体兼备，生态环境极佳。对植物进行设计可以达到自然的烘托作用，突出历史文化的深邃意境，如在入口门楼处，对入口空间进行抬升，使用微地形的介入，丰富场地竖向设计，且在地面植物的选择上，选用比较具有乡土野趣的茅草、芦苇等以及本土花卉加以点缀，丰富参观者的感官体验。文曲星路区（图5 ）以谭纶生平故事为依托，结合其学习晋升之路，形成9 个独立的围院式半开放空间和一个休闲趣味景观带。通过砖的拼贴、围合，塑造出一条文化晋升之路。在尊重场地现状的基础上运用圆形元素配置每个专属空间，沿用青砖作为建造的主材料来整合空间氛围，增加其趣味性和体验性。把谭纶文化典故和历史故事以艺术设计的手段展现在景观场景中，使文化景观具有历史性、参与性、情景化等特征。

　　结语

　　历史文化公园景观塑造需要以文化为内涵，文化感知需要借助造景手法得以体现。通过具体场景隐喻文化内涵，增设互动体验加深文化理解，保留特色材质彰显文化特性，构建以景观为载体的地域文化，促进旅游景区文化发展。案例设计把文武区理念贯彻到景观场所中，以场地文化特性为出发点，使人们在景观场景中获得文化上的共鸣，唤起人们对公共生活的热情。这既是对谭纶文化的研究学习与交流，同时也是普及谭纶文化的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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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孙睿。观念与视野：当代艺术设计中的身体[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9.

　　[3]金凰。文化感知视角下铜官窑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利用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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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杜小平，耿文东，赵继广，等。空间态势感知基础[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7.

良渚文化概念篇3

　　马鹏：好，就从线条工艺特征方面来谈谈古玉的鉴定？

　　吴树：可以。

　　马鹏：古玉的线条表现手法在商周之前一直比较单一。从西周开始，线条出现了多变性，而且线条的加工工具大量出现砣具加工。

　　吴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砣具的运用，将中国远古的制玉工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马鹏：可以这样讲，这里说明一点：砣具的出现可能会早于周代。

　　西周一期的工艺表现以周穆王时期为分水岭，穆王之前的传统细阴线的表现方法承袭了夏商时期的阴线表现方法，但此时期线条的规整程度比之前更具完备性，还有就是两条细阴线来刻画纹饰图样（我们常说的“双阴挤阳”），穆王之后出现了一面坡，又结合一面坡线条和一条细阴线来表现纹饰，即一条细阴线和一面坡工艺。

　　吴树：我看所谓细阴线表现手法，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中也很多见，而且十分精美。

　　马鹏：对，传统的细阴线表现手法，追溯起来比较早，在良渚纹饰上比较突出。比如：图1-1良渚兽面神徽（浙江余杭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琮王）神兽冠上就出现了很多细阴线，还有草结纹的表现也是运用传统细阴线，这儿的草结纹细阴线有点特殊，属于短刀相接，即每一条细阴线长度较短，多条短细阴线相接组成一条长阴线（注：研究古玉，这件兽面纹饰应该印在脑子里面）。

　　吴树：精美的细阴线是良渚玉器的基本特征之一，表现方式也多种多样，怎样从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中窥探当时制玉的真谛，应该对于区分后代仿制品有重要意义。

　　马鹏：没错。比如图2那件三岔神器上的细阴线，大量出现折角、弯角特征，是使用短刀相接的办法形成，有利于表现出弧度。细如毫发的曲线是断续连接的，松紧有序，断续有度，前一刀收刀接后一刀，在高倍放大镜下可以看到槽沟内光滑细腻。而图3（为良渚玉器细观图放大200倍）应该是使用了一些硬度较高的尖型工具加工的0，线条手工痕迹相当明显。

　　吴树：在讨论古玉时，大家经常会提起一个词汇――“跳刀痕”。什么是“跳刀痕”？怎么识别？

　　马鹏：图1-2是一件良渚玉器的线条放大200倍后所看到的结果，这就是良渚玉器工艺里表现出来的跳刀痕，如果收藏者手中有良渚玉器，放大200倍看看，那些线条扭在一起，有如麻花绞着一般。出现这样的跳刀，虽然从工艺上解释目前尚有困难，但出现这种“跳刀痕”的器物一定正确无疑。现在有些人对跳刀不肯承认，但我想说：您用现代蛇皮麻花钻给我做一个肉眼看着是线条，放大200倍成麻花状的纹饰来看看？

　　吴树：从您提供的图片2、图片4里，似乎有一个冲线的概念，在图4上部有很多呈倒“丁”字形的交叉直线和弧线，其中竖线的顶端会冲出与其相交的横线，形成“倒伞形”的痕迹。这种现象也是良渚玉器的工艺特征吗？

　　马鹏：您可以将图4冲线的局部放大图片与图2上部的线条刻画做比较，这种现象只是良渚玉器在制作纹饰时刀法运用上产生的痕迹，还不算是良渚玉器的工艺特征。

　　吴树：现在市场上出现的良渚玉器仿制品很多，有没有办法借助某种线条特征一票否决？

　　马鹏：我有一些心得可以讲出来供大家参考。前不久，朋友发来几张良渚玉器图片，图5是在一件鸡骨白的大玉蚕身上出现了三岔神器上常见的草结纹，图2上部和图4出现上面讲述的带冲线纹饰，从表象看似乎符合工艺特点，但仔细分辨，该带冲线的纹饰里面没有发现冲线的存在，而不该出现冲线的地方却出现了冲线。加上器物中的“草结纹”做得比较松散，刻画痕迹也不明显，甚至看不到有“毛刀”（图2中看到线条两边的毛边一样的细微线条）痕迹，三岔神器上的纹饰没有见过出现在玉蚕上。综上所述，通过这些线条工艺特征，便可判断这件玉蚕是仿品。

　　吴树：各种工艺特征适用于不同样式的纹饰与器型，其中很有规律可行，您刚才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马鹏：对的。早期文化的古玉一般都有比较严格的纹饰划分，特定的器型配特定的纹饰，虽然不绝对化，但仍然有规律可循，所以收藏者必须多看馆藏典型器，并记住相应的纹饰特征，留意与市场上的赝品作对比。收藏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对比的技术，任何凭想象而妄为者，势必会跌跟斗吃大亏。

　　吴树：据我所知，不同时期的玉器，在刻划纹饰线条时，使用的工具有很大差异，这也为玉器断代进一步提供了新的方向，对吗？

　　马鹏：对。比方说吧，在仰韶文化晚期已出现了小型的铜制工具，在公元前1000年到2000年之间的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后期的区域青铜文化）、中游（殷墟期商文化）、下游（殷墟期商文化），长江上游（三星堆、十二桥文化）、中游（二里岗商文化后的区域青铜文化）、下游（马桥文化等以后的区域青铜文化），这些时期的青铜冶炼技术逐渐成熟，所以在这一段时期里面出现青铜加工工具的可能性也极大。

　　吴树：能具体举例谈谈吗？

　　马鹏：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图6这件出土于河南新郑市望京楼新村的牙璋吧，这件玉璋长39.2cm，宽10.2cm，下部孔上方有几道阴刻线，它的制造和使用时间大约在夏商一段时间范围内。

　　1.这件牙璋上的阴刻线，长度至少在5cm以上，从细观图（6-2）中可以看出，这些细阴线比较规整，同一线条上基本上见不到接刀痕迹，若没有使用金属工具加工，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接刀：即为一条长线条由若干短小的线条组成）

　　2.同图我们还可以看出，其中的线条是使用长片状带刃的刀具在器物表面反复刻划而成。这样的线条虽然规整，但每一根线条都有宽窄，线条宽窄的原因也可能是片状工具在不断的磨削的过程中不断的消耗，消耗得多磨削出现的线槽就细窄，消耗得少，磨削线条就宽些。这种低速加工线条两边没有出现崩茬痕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软磨硬，虽然比较费时，但在没有高速茎加工可用的时代，做出来的东西比单一的砸、磨、凿等手段更具有规整性。

　　3.结合图7和图6-2分析一下崩茬，线条两端的崩茬也是在鉴定古玉时的一个角度，先看一下图7，每条阴刻线两端的壁端都出现崩茬，而且比较严重，崩茬状态多是呈三角形或者斜三角形，这样的崩茬状态，非常类似现代机械工艺在中速以上硬性接触玉件质料时出现的崩茬状，有些为了掩盖机械工痕，再用手工刀具（比如玛瑙一类宝石刀）在上面继续做手工刻画痕迹来掩饰机械痕迹。但如若要求线条的细度，又要避免崩茬，难度必然很大。所以鉴定古玉遇到这种严重呈斜三角形，并且有很多崩茬的时候，需要多加注意。

　　吴树：一言以蔽之，线条两端的崩茬现象也是鉴定古玉的参考依据，对吗？

　　马鹏：是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看线条的时候，工艺特征始终只是一个鉴定角度，不能达到完全正确的效果，所以还要看线槽内部的皮壳以及老化程度，是否与玉器表面有一致性，这点虽不在工艺鉴定的范围，但对于古玉鉴定是很重要的。

良渚文化概念篇4

　　[关键词]六朝 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5-0099-06

　　一、六朝概念辨正

　　六朝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六朝概念，特指定都于建康的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偏安政权。广义的六朝概念，泛指三国两晋南北朝，即包含秦汉与隋唐两大统一时期之间的动荡分裂时期。许辉、李天石两位教授在详细论列海内外理解和运用六朝概念的基础上指出：“近代以来，‘六朝’实际上仍存在着两个层次上的概念。一种概念专指孙吴、东晋、宋、齐、梁、陈，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六朝。另外一些学者仍使用广义上的大‘六朝’概念，即将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史时期笼统称为‘六朝’，特别是日本学者多用此概念。”该书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六朝”，实即本文所谓狭义的六朝概念；该书所说的“大‘六朝’概念”，正是本文所谓广义的六朝概念。

　　相比而言，狭义的六朝概念既准确又具体；广义的六朝概念则因较为含混而容易产生理解上的歧义，所以前者较后者更为流行。不过，狭义的六朝概念并非没有缺陷。较为明显的是，在东吴和东晋之间存在着建都于洛阳的西晋统治长江以南的37年，狭义的六朝概念将这37年排除出去了，因此在时间上并不是连贯的。东吴与东晋之间，在文化方面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西晋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横亘，而将二者人为地割裂开来进行考察，在研究上是欠科学的，在表述上也会欠完整。所以，广义的六朝概念也一直具有存在的理由。

　　要深入具体地理解六朝，就必须对相关的社会状况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又必须是连绵不断的。因此，狭义的六朝概念和广义的六朝概念，都不可以轻易地摈弃。然而，在论述问题的时候，如果随心所欲，忽而运用狭义的概念，忽而运用广义的概念，必然会造成文意的混乱。笔者以为，若将上述两种概念折衷起来去理解六朝，可能会方便于我们的考察。那就是，在空间上，将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作为研究的对象；在时间上，则并不一定要清清楚楚地将东吴与东晋之间的37年切割出来，而应毫不间断地将东吴政权建立的公元229年至陈灭于隋的589年之间的历史过程作整体性的描述。简而言之，就是将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自229年至589年的历史过程定义为六朝。当然，这样折衷而成的概念是否妥当，还有待于验证。

　　二、六朝的经济领先地位

　　六朝偏踞江南半壁河山，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在不足400年中经历了六个朝代的更迭，但是除东晋末年的五斗米道起事和梁朝末年的侯景之难这两次席卷江南主要地区的动乱之外，总体上看江南社会还是安定的时间多于动荡的时间。江南诸朝的国运均甚短促，而且在与北方诸朝的对峙中大多处于劣势。在王朝交替之时，不乏大小规模的战争；在政权嬗让之间，不乏大小规模的。不过，战争大多是局部的，多数发生于上层，它们未能从根本上阻挡住六朝社会的总体发展。因此，当黄河流域长期动荡不安之际，六朝的社会却每隔三五十年便会间断性地出现一番安定繁荣的局面。其间，战乱暂时平息，民族矛盾相对缓和，成为中原士族与广大民众投奔与向往的境地。

　　六朝不足400年，却能够在7000余年的江南地方文明史上凸显出来。原因在于，在此期间江南的社会经济实力长足增长，甚至跃进至全国最领先的地位。六朝以前，中国社会经济的重心位于中原，江南的地方经济是相对后进的。六朝期间，江南的社会经济蒸蒸日上，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六朝以后，历经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各个时期，江南的地方经济继续领先发展，并成为中国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江南社会经济的这些历史性变化。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这个变化究竟发生在什么时间，也就是说，从何时起中国社会的经济重心从中原南移到达江南，对此学术界历来的看法是不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江南何时成为新的经济重心所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探索发生于汉唐之间社会经济巨大质变的精确时间。回答这样的问题，在统计数字充足的现代经济学中，能够做得相当准确。但是，对于古代社会经济的研究，由于记载的模糊性和数据的粗略性，其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各家的看法也就很难一致了。

　　一般认为，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发生在唐朝的中后期，持此观点的代表是王仲荦先生。王先生在其著中评述说：“江南的地方经济，在两汉以前是不算十分发展的。历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北方南下流民和江南土著农民经过长期辛勤劳动，江南的农业和手工业才有了巨大的发展。侯景乱梁和隋文帝灭陈，江南地方经济一度出现停滞迹象，到了唐代中后期，全国经济的布局，又数‘扬一益二’了。”他还阐述了江南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而指出，“南贫北富”的局面在东晋建国至陈亡期间逐渐转变，“到了唐朝，数全国财富，就以扬州为第一，所谓‘扬一益二’，……它简直成为全国的谷仓和衣料的取给地，中国的经济重心，从此由北方移到南方了。”王仲荦先生不仅对历史上江南社会经济发生过的重大变化给予充分的估价，而且认识到这样的变化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深远意义。这是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但是，近年蒋福亚教授通过对《南齐书》、《通典》、《册府元龟》、《资治通鉴》中所载史料的比勘，获得了新颖的见解，他将江南成为中国社会经济重心所在的时间用来界定六朝。并在其新著中指出：“三吴在宋齐之交就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新生的经济重心。”蒋福亚的研究结果是十分重要的，其意义在于，将中国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发生的时间较一般的认识提前了大约300年。如此崭新的认识，不仅使得学术界在中国经济史的认识上迈进了可喜的一步；而且对于六朝社会的认识也随而改观，令人们不得不从更新的高度去评价六朝的历史地位。

　　三、六朝所处江南地

　　不过，在六朝之前江南却长期被误认为是未开化之地。《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由于这番话出自太史公司马迁之笔，而“丈夫早天”等词句又十分形象生动，所以很有感染力，但是它给早期江南的形象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在司马迁的这段话之下，裴驷《集解》就曾引应劭之语注释道：“堇，少也。更，偿也。言金少少耳，取之不足用，顾费用也。”在裴驷、应劭看来，豫章与长沙虽然出产黄金等贵重矿物，但是产量极少，因此产出不能抵偿投入。所以，后世读到此处，便会误以为早期的江南均系贫瘠之地。

　　其实，上引“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等语中的“江南”，系指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汉代属于南楚

　　的一部分。因为，就在此语之前，司马迁写道：“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针对这段话，后来的学者有过争辨。裴驷《集解》引徐广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武帝改名丹阳。”但是，张守节《正义》却否定裴驷与徐广的看法，他指出：“徐说非。秦置鄣郡在湖州长城县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汉改为丹阳郡，徙郡宛陵，今宣州地也。上言吴有章山之铜，明是东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裴以为江南丹阳郡属南楚，误之甚矣。”按照张守节的说法，《货殖列传》中的“江南”，乃是“豫章、长沙”二郡的定语，意思为大江以南。但是，在行文中，由于“江南”被夹在“九江”和“豫章”中间，遂被裴驷与徐广曲解成为与衡山、九江、豫章、长沙并列的郡。为了证成其说，裴驷与徐广又有所谓“江南者，丹阳也”之论。然而，丹阳不在南楚，明是东楚之地，裴、徐之说不能自园，张守节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不过，裴、徐之说影响较大，一直贻误至今。甚至连中华书局的《史记》标点本也附和其说，而在《货殖列传》中，将“九江”与“江南”之间，“江南”与“豫章”之间，均标点成为顿号，从而误导读者将此“江南”理解成为郡级行政地区，而非“豫章、长沙”的定语。拙见以为，这一错误应该纠正过来。将现行中华书局《史记》标点本相应句子中的“九江”之下的顿号改成逗号，“江南”之下的顿号去除，可能才合乎司马迁的本意。

　　大江以南的豫章、长沙二郡，在司马迁的笔下是经济后进的地区。不过，这样的看法并不一定正确。上世纪70年代，位于今长沙市东郊五里牌的马王堆汉墓被发掘；上世纪90年代，位于今长沙市五一广场的走马楼吴简被发现。大量制作精美的文物和内涵丰富的简册出土问世，从而改变了过去以为古代长沙附近十分落后的陈旧观念。更何况，豫章、长沙二郡并不能代表整个长江以南地区。当人们注重“江南卑湿，丈夫早天”之语时，却忽略了司马迁在同卷中对于豫章、长沙二郡的东邻长江下游地区的赞美之词。《货殖列传》中记载道：“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对于这段记载，张守节《正义》注释道：“彭城。徐州治县也。东海郡，今海州也。吴，苏州也。广陵，扬州也。言从徐州彭城，历扬州至苏州，并东楚之地。”司马迁所谓的东楚，其南部近半之地在于长江下游以南；其中所说的“吴”，正是本文第二部分所引蒋福亚文中的“三吴”之一。与上述位于长江中游以南的南楚之地的物产、风俗不同，这里“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在当时相当富庶。

　　要之，司马迁并未将早期的江南全部视为贫瘠的地区。

　　四、江东文明

　　关于江南的概念，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江南是较为模糊的概念，一般泛指岭南以北、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狭义的江南则特指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其地相当于司马迁所谓的东楚的南部加南楚的东部，包括如今上海市的西部，江苏、安徽二省的南部，浙江省的北部，以及江西省的东部。

　　广义的江南地区，在远古时代就已经遍布人类活动的足迹。只是由于河流湖泊纵横，被分割成了若干个文明区域。这些文明区域中，最发达的就是上述狭义的江南地区。由于长江在九江至建康一段呈西南往东北流向，因此在六朝时期狭义的江南地区被称为江东。如《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答刘备有“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之语；《晋书》卷98《王敦传》记载，东晋明帝诏书中有“先帝以圣德应运创业江东”之语；《宋书》卷27《符瑞志上》记载，望气者有所谓“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气出于吴”之语；《南齐书》卷25《垣崇祖传》记载，南齐高帝敕垣崇祖日，“卿视吾是守江东而已邪”之语；《梁书》卷5《元帝本纪》记载，南梁高祖曾询问其第七子梁元帝日，“孙策昔在江东于时年几”之语；《陈书》卷29《毛喜传》之中，也有“由是十余年间江东狭小”之语。可见，自东吴至陈的六个朝代，均将狭义的江南称为江东。

　　江东早期的文明程度与中原地区相比是毫不逊色的。在如今的苏南、皖南、赣东、浙北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其总体特点是，遗址分布密集，遗物丰富多样。而且，最新的成果表明，早在十几万年以前江东就已经是古人类的生存之地了。降至新石器时代，江东的河姆渡与良渚文化更是举世闻名。河姆渡文化类型的遗迹分布广泛。其中多处发现大面积的木建筑遗存，并出土了丰富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艺术品以及大量的稻谷和动物骨骼。分析表明，7000年以前的江东就已经有了耜耕农业和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这在国内同时代的生产、生活水平中无疑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良渚文化的主要遗址距今约5000年，是内涵十分丰富的文化遗产。研究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并不比中原地区落后，已经实现了犁耕稻作；而良渚文化遗址中贵族大墓和平民小墓的明显分野，则表明当时社会的分化。如果说距今5000年是中国大地上生活的人类从野蛮往文明过渡的界限，那么良渚文化正是这条界限上的东方明珠。不仅如此，良渚文化还对其他地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近在江西、湖北，远达陕西、广东，都有良渚式文化器物出土，这令人不得不赞叹良渚文化扩散范围之广泛。良渚文化所以能向邻近的地区渗透，是因为它的发展程度高于周围的地区，能够成为周围地区学习的对象；良渚文化所以会向更远的地区扩散，是因为它有独具特色的魅力，能够引起更远地区的向往。当然，良渚文化的渗透与扩散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经此过程之后良渚文化自身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当良渚文化与其他文化接触、混合、交流、融汇时，就出现了升华，形成具有新兴特色的文化。所以，大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良渚文化似乎消逝了。

　　良渚文化消逝的结果，给后世造成了早期江东文化呈现空白的印象。如果没有大量考古成就的出现，早期江东荒蛮的看法确实是难以磨灭的。准确地说，良渚文化不是消逝了，而是消融了。在不断向外拓展与渗透的过程中，良渚文化消融在其他新兴的文化之中了。例如，作为良渚文化主要内涵的玉器的形制，就在中原的商周文化中存有或隐或现的影子。因此，安志敏先生曾指出：“以玉琮为特征的文化因素，也见于后来的龙山文化和商周文化。不过形制纹饰俱已简化，可作为接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一项证据。”陈剩勇教授也认为：“至于玉琮、玉璧、玉璜和玉圭，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面纹’为夏商周三代所沿袭，是三代青铜器主题纹饰‘饕餮纹’之原型；夏后即位，‘以玄璧宾于河’，‘以玄圭宾于河’。直至周代还是重要的礼器，……。虽然在良渚文化时代，琮、璧、圭、璜等玉器的用途是否与周代相同还可研究，但其作为礼仪重器，则是大多数学者一致公认的。”无疑，江东的先民早就创造了辉煌的文化。与中原一样，江东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如果说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那么江东的先民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元。

　　五、吴越文化的兴起

　　中华文明正是这样，由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诸如西北的仰韶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北方的龙山文化等，陆续地融汇其中，进而发展壮大起来。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从黄河中游发育起来的华夏文化的兼容性更强，更具备代表意义，因此，以其作基础，在吸收上述种种文化的精髓之后，形成为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形态。

　　华夏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成分，源生于上古时代活动在黄河中游的众多部落中。经过夏、商、周三代的经营，华夏文明逐渐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当中原华夏文明盛行的时候，周边的地方特色文化也依旧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篇末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这里说到的“吴”就是春秋之际位于江东的吴国。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中原与周边是平等的兄弟，其原因就在于江东的吴国等也有相当发展的文化。司马迁接着写道：“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在此文中，受到司马迁高度赞扬的延陵季子，名为季札，是吴国的贤明公子，因封地在延陵，故号日延陵季子。季札曾游历中原的诸侯国，与显赫于当时的齐国晏婴、郑国子产等政治家平等地对话。特别是，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受聘于鲁国，获得观赏周乐的礼遇。季札身为吴国的使者，又是江东文化的代表，能够受到中原先进诸侯国的高度尊重，说明春秋之际的中原并不敢轻视江东。而生长于南方的季札，能够深刻地理解当时公认的华夏文明的最高精华周乐，也反映了季札所代表的江东地方文化底蕴厚实。所以，《吴太伯世家》吴王夫差十四年(公元前482年)条称，吴国居然有能力“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这其实并不令人惊奇。此后，取代吴国而称强的越国，更是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史记》卷41《越王句践世家》记载：“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句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春秋后期，吴国和越国跃跃欲试地要与中原诸侯抗衡的事实，正是江东先民创造的文化基业仍然具有强劲势头的例证。

　　六、六朝文明兴起的外来影响

　　秦始皇统一中国，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置于关中，使华夏文明的影响显著扩大，从而奠定中华文明西胜过东、北强于南的局面。东汉以后长安的中心地位动摇，洛阳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程度渐渐接近乃至超过长安，于是形成以长安一洛阳为轴心的黄河中下游华夏文明覆盖区。相对而言，华夏文明覆盖区的文明程度高于其他地区，代表当时中华文明的最高水平。而黄河中下游以外的所谓周边，包括江东在内，则均被视为偏远的地区。

　　东汉以后，黄河中游发生一系列大的战乱，中小战争更是接连不断。动荡不安的政局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势如汹涌的波涛，摧决了经秦汉帝国垒筑而成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大堤，刷洗了华夏文明的发祥之地。昔日的良田美畴被无情的铁蹄践踏，长安、洛阳两大文明古都被夷为废墟，汉族王朝的版图被林立的少数民族邦国瓜分。长期的战乱使中原人口锐减，幸存的士族与民众纷纷流徙偏远地区。在这些徙民之中，以逃亡江东者居多。随着大批士族与民众的南下，包括秦汉魏晋的礼、乐、政、刑等典章和文物在内的华夏文明也被带到江东。在此基础上，东吴、东晋和宋、齐、梁、陈等政权相继建立起来。正是由于这些政权的主导来自北方，遂使上述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天”的看法更强化，进而形成长江以南的开化主要得力于中原华夏文明影响的观念。这种观念虽为时久长，影响面广，却是不全面的看法。

　　《资治通鉴》卷87《晋纪》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条下记载：“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西晋汉族中央集权统治崩溃以后，吸纳中原士族与民众最多的地区是江东。这说明江东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优越于其他地区，否则就不会成为中原徙民的首选目的地。在此之前，只是因为长期偏离中央集权统治的中心地区，所以在经济与文化交流方面江东处于相对冷落的地步。然而。当北方大批的士族与民众南下江东，带来了华夏文明的精华之时，一度沉寂的江东地方文化因受到了强烈的对比与冲击而被激活了。在江东的肥田沃土上，中原人民与当地人民并肩携手，同耕共织，促使江东的社会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正如《南齐书》卷53《良政传序》所记载的，江东出现了“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祛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的和谐富裕局面。与此相应，江东在文艺、教育与科技等方面都获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从而构筑成六朝繁荣发展的坚实基础。江东众多的文明成果与来自北方的传统华夏文明相融，进而升华成为新的地方文明，我们不妨称之为六朝文明。

　　六朝文明源于江东，其中心正在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境的建康。建康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在东吴时称为建业。不过，唐人许嵩著《建康实录》已将六朝都城笼统地称为建康了。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也均以建康概而称之。随着文明的渗透与扩散、交流与融汇，六朝文明覆盖的地域便从江东向四周日益扩展，影响遍及整个长江的中下游，即上文所言及的广义的江南地区。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在六朝后期，勃兴于珠江三角洲的陈朝的出现，密切了岭南与江东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从而不仅为六朝文明注入了新鲜的营养，而且促使岭南成为新兴的积极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地区。

　　七、结语

良渚文化概念篇5

　　这里主要介绍中国新石器时代重要原始文化的主要玉器类型，便于在鉴定新石器时代玉器时有一个全局观念。

　　东北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

　　东北地区土地肥沃，环境多样，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玉文化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出土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地点已经有一百多处，考古文化归属主要为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

　　兴隆洼文化玉器

　　兴隆洼文化玉器，目前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的敖汉旗、巴林右旗以及辽宁省阜新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出土玉器总数近百件，玉器主要类型有玉块、玉管、玉匕形器、玉斧、玉凿、玉蝉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兴隆洼文化的玉块，多成对出自墓主人的耳部周围，是墓主人生前佩挂的玉耳饰，开创了以玉饰耳的先河。这是目前所见世界上最早的玉耳饰，具有八千年的历史，其线切割切孔技艺达到了惊人的水平。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块、玉匕形器与辽宁省阜新县查海遗址出土的玉匕形器，成为中国最早的人工琢磨的具有完整形态特征的玉器。

　　红山文化玉器

　　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而得名，广泛分布于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红山文化遗址。通过对内蒙古三星他拉、阜新胡头沟、喀左东山嘴、朝阳牛河梁、三官甸子等墓葬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找回了尘封地下数千年的辽河流域史前文明，初步建立起比较系统的红山文化编年，基本划分出同黄河流域文化大体相应的发展阶段。红山文化以大规模祭坛、大量积石冢和大量玉器闻名遐迩，代表了东北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玉器的最高水平，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玉文化之一。

　　在东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遗址及墓葬中，曾出土一批具有鲜明文化特征、地域特色的红山文化玉器群，特点是既有小件饰玉及几何形礼玉，更多的是动物题材的玉器。其中有现实题材的动物玉雕，如玉鸟、玉燕、玉鸮、玉鹰、玉凤、玉蝉、玉鱼、玉龟、玉猪、玉人等，也有摹拟幻想中的神灵玉器，如C形玉龙、猪首形玉龙、兽面叉形玉器等，还有部分形制特别的勾云形玉佩、马蹄形玉箍、多孔联璧等。

　　红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玉器也有一定组合，兽形块、马蹄形玉箍、勾云纹玉佩、玉鸮、玉鸟、玉龟等，都是玉器组合中的主要形制，表明崇尚鸟兽动物、神兽动物是红山文化玉器的重要特色。

　　在众多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中，红山文化玉器艺术特色鲜明，玉匠能熟练地使用玉材，并最大限度地利用玉材形状特点，因材施艺，把握住玉器造型特点，仅寥寥数刀，略施技艺，就能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文化玉器的最大特色。红山文化玉器注重材质美，几何形玉器大多数光素无纹，玉龙、玉龟，玉鸟、玉人等动物形玉器，仅在主要部位加以形象的刻画，线条为浅凹槽纹，瓜棱纹，或隐或现。富于变化，具有特殊的装饰美。玉龙躯体呈C形环状，从琢玉技巧看难度不大，但实际效果反而好，蜷曲的龙更具动感，凝聚着力量。可谓事半功倍。玉龙躯体光洁无纹，头部精雕细刻，这样的艺术处理更能突出主题。玉人、玉凤、玉龟都注重神态的描绘，在关键处施以合适的工艺。红山文化玉器工艺简捷而又得体，器物不以大取胜，却以精巧见长。

　　红山文化玉器创造的龙、凤等艺术形象，对中国青铜时代艺术形象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的各种艺术形式或是对其加以收藏，或是加以模仿再创造，将龙、凤艺术形象不断发扬光大，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民族符号。

　　江淮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

　　江淮流域是指位于江苏、安徽两省的淮河以南、长江下游的冲积平原地区。这一地区水网交织，湖泊众多，在我国自然史、文化史上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既是生物、气候南北的重要分界线，也是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汇要冲，重要的文化走廊。南北文明与东西文化在这里会合，农业文明与江海文明在这里交融，由此孕育出来的文化，既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又兼有北方之雄南方之秀。

　　江淮流域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考古学界曾一度称作薛家岗文化、青莲岗文化。随着考古发现的日益增多，这一地区出土玉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又有新的变化。现在考古学界普遍认同的原始文化，早期的有凌家滩文化、北阴阳营文化，晚期的是一种混合文化。

　　凌家滩文化玉器

　　凌家滩文化玉器主要出土于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遗址位于太湖山正南的垄岗上。凌家滩遗址已出土玉器总数超过千件，数量既多，种类也丰富。从形态上分有动物形、几何形玉器，从功能上分有礼仪玉、装饰玉、瑞祥玉、实用玉等。主要玉器形态有玉龟、玉龙、玉鹰、玉人、玉兔、玉虎等动物、人物形玉器，有玉钺、玉板、玉璜、玉环、玉镯、玉珠、玉管等几何形玉器，有玉勺等实用玉器。更重要的是，凌家滩文化玉器还包含着大量的原始文化信息，对于研究原始八卦、天文数理的起源，以及江淮流域民间巫术、葬俗的源流，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需要一提的是，2007年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中，在23号墓填土上方出土了一件巨型玉猪，长72厘米，宽32厘米，高38厘米，重达88千克，是目前所见中国新石器时代体形最大、重量最重的玉器，堪称“中华第一玉猪”，这表明中国玉器工艺有雕刻大型玉器的传统、能力与水平。

　　北阴阳营文化玉器

　　北阴阳营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南京市鼓楼岗北阴阳营遗址而得名，其后在江淮地区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早期地层中陆续有出土，表明这是一支分布于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除红陶外，玉器工艺富有特色，数量较多的玉器有玉璜、玉块，还有玉管、玉珠、玉坠，甚至还有未经加工的雨花石。从玉器出土位置反映出玉器的基本用途，玉玦为耳饰，玉璜为项饰，往往长短不一的数件玉璜围成一组玉项饰。玉器材料有玛瑙、玉髓、蛇纹石软玉等。玉器装饰简洁，大多数光素无纹，表面仅作抛光处理。

　　江淮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面貌十分复杂，既有北方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玉器，又有南方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同时还一些自身特点的玉器，呈现出混合文化的性质，也说明在距今四千年左右，南北文化在江淮地区交流、融合、趋同的过程，也是中华远古文化多元一统的历史见证。长江下游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

　　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理概念和区域范围，相当于现在的“长三角”，包括苏北，浙南及上海市。这里通江达海，水网密布，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环境良好，物产丰富，气候宜人，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誉。通过近三十年的考古发掘，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系列已基本搞清楚，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新石器时代中期有崧泽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为良渚文化，而且这四支新石器时代文化均有较为发达的玉器工艺。

　　河姆渡文化玉器

　　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宁绍平原，距今七千多年，是这一地区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河姆渡文化具有非常精细的牙雕、骨雕、刻陶等雕刻工艺，包括玉石琢磨雕刻。河姆渡文化玉器种类有玉璜、玉块、玉管、玉珠、玉坠等，形态与用途较为简单，主要为装饰玉。材质有软玉与莹石。应是就地取材。河姆渡文化玉器是长江下游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玉器，与兴隆洼文化相当或稍晚。

　　马家浜文化玉器

　　在距今七千年左右与河姆渡文化几乎同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太湖流域发展起来了另一支原始文化——马家浜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浙江嘉兴马家浜而得名。马家浜文化玉器种类与河姆渡文化基本相似，多为玉玦、玉璜等装饰玉，但成形与琢磨工艺略有进步。玉玦大多数呈环状、管状，以线切割技法切开缺口，靠近缺口的首端略厚重，相对缺口的部位要薄一些。玉璜以半环形、条形居多，数量相对没有玉块多。

　　崧泽文化玉器

　　崧泽文化最早发现于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是马家浜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主要分布于太湖周围地区，分布地区有所扩大，影响直至江淮平原。崧泽文化玉器较马家浜文化有较大进步，不仅加工精，玉材好，玉器种类也有新的变化：玉块少见，玉环增加；玉璜称雄，形式多样，以倒梯形、半璧形玉璜居多，还有少量半环形玉璜、鱼鸟形玉璜。璜体宽且薄，两端平直，各穿一孔。便于系带。

　　良渚文化玉器

　　长江下游流域新石器时代最著名的文化是良渚文化，琢磨玉器是良渚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同时期的史前文化中，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良清文化玉器的数量、质量以及品种类型也是出类拔萃的，其他地区原始文化的出土玉器很难与之相提并论。

　　良渚文化玉器大多数出土于大中型墓葬，玉器的数量多寡取决于墓葬的规模，墓葬规模越大，等级越高，随葬的玉器也越多，品种也较为齐全。江苏武进寺墩3号墓随葬品达120余件，大部分为玉器，其中大件玉璧、玉琮就有57件之多。浙江余杭反山23号墓内大型玉璧也有52件。而浙江发掘的良渚文化小型墓葬，只陪葬劣质的陶石制品、猪下颚骨，没有玉饰品。这表明，随葬玉器的墓主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较为富裕。

　　良渚文化玉器品种较多，可分为礼仪、佩挂、镶嵌穿缀用玉三大类。礼仪玉器有形式众多的玉琮，大小不一的玉璧，配置成套的玉钺、玉斧。佩挂玉器中最诱人的是由玉珠、玉坠、玉管、玉璜等近百件玉器构成的成串玉项饰。还有数量不等的玉龟佩、玉鸟佩、玉鱼佩、玉艄、玉蝉、玉兽面纹佩、玉璜等，形式多样。玉带钩是新发现的服饰玉，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玉带钩实物。玉梳背是融礼仪与实用于一体的新确定用途的玉器。镶嵌玉主要是玉粒和玉泡，用于漆木器表面的镶嵌等。穿缀用玉形状略大，形式不一，共同特点是玉器背面钻有牛鼻状孔，应是穿缀在织物或皮革制品上的玉饰件。

　　从总体上看，良渚文化玉器多呈圆形或方形，有一定的程式，琢玉已从制石行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形成专业化生产，这是良渚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礼仪复杂、社会分化的重要体现。在良渚文化玉器高度发展的同时，玉文化、琢玉技艺（可能还包括琢玉专业工匠）大量输出，以至在四千多年前的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东南沿海地区的神州大地上，出现了许多良渚文化玉器或良渚式玉器。从近年发现的一些考古遗址看，拥有大量玉器的良渚显贵，生活在方国城中，拥有较大规模的房屋建筑。

　　长江中上游流域

　　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

　　大量考古发现越来越证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都是中国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长江流域除下游地区出土大量新石器时代玉器外，中上游地区也有新石器时代玉器出土，尽管目前考古发现的规模和类别还比较少，但同样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玉文化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目前考古发现的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主要有大溪文化玉器、石家河文化玉器。大溪文化玉器

　　大溪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四川巫山大溪以及川东鄂西地区，并且扩大到了湖北中部及湘北洞庭湖流域，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一支重要的文化，距今五千年左右。大溪文化发现了较为丰富的玉器，玉材、种类较多，功能比较单一，主要为装饰玉，可分为耳饰、项饰、臂饰和腰际间的佩饰。耳饰多为块形玉饰，琢磨较为规矩，还有环形、圆形、长条形等玉耳坠饰。项饰主要有玉璜、玉环，其中玉璜多为半璧形，亦有扁平桥形、半环形玉璜。一些半璧形玉璜外缘刻锯齿纹，是大溪文化独具特色的装饰技艺。具类似装饰纹样的半璧形玉璜，在江苏省南京市营盘山等长江下游崧泽文化时期遗址屡有发现，说明长江流域原始文化有密切交往的关系。臂饰主要为玉镯。在重庆巫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人面形玉佩、人形玉佩、龟形玉佩，表明大溪文化玉器工艺除掌握几何形琢磨技法外，开始尝试镂空、圆雕等玉器雕刻技艺，并为日后长江流域玉器雕刻艺术的跨越式发展积累了经验。

　　石家河文化玉器

　　长江中游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玉文化为石家河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湖北天门石家河乡而得名。据近年湖北、湖南地区发现的石家河文化的大量考古资料，石家河文化显示出重要的文化特点：一是受到中原龙山文化较大的影响，越往后发展，影响越明显，因此以往也有学者将石家河文化并入龙山文化；二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文明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出现了冶铜、治玉等手工业，制陶业也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三是出现了独特的瓮棺葬制度，绝大多数石家河文化玉器是瓮棺莽的随葬品。社会贫富分化加剧。

良渚文化概念篇6

　　关键词：滨水空间；地域文化；生态设计；新塘港东岸

　　Ecological design of regional culture inwaterfront space

　　——A Case Study in the east coast of Xingtang port， Huzhou city

　　Lou Xiaoyan1 Yan Lijiao2ChenZhiming3

　　(1.Institute of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Landscape Design，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 Zhejiang geotechnical instrument manufacturing co。， LTD。， shangyu， zhejiang 312368)

　　Abstract： Waterfront space is the most attractive area in the city。 To some extent， waterfront spac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 area and represents the figure of the city。 However， most waterfront scenes were only renovated in the aspect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have omitted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In the design of the east coast of Xingtang port， Huzhou city，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culture for waterfront space was fully considered。 regional culture of Huzhou was integrated into this design。 Meanwhile， multi-level spatial structure and diverse plants were also showed in the waterfront space。

　　Key Words： Waterfront；Region Culture；Nature design；East shore of Xintang Bay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城市滨水空间是河流、湖泊等毗邻的土地或建筑空间，是城市邻近水体部分，是城市中一个特定的空间地段。滨水空间对人的诱致距离可延伸至陆地的1-2km，即相当于人步行15-30min的距离范围。

　　从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水体孕育了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滨水区是城市最具生态和景观活力的区域之一。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滨水空间曾一度失去了往日的平静、生机和活力。而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活环境与品质的日渐提高与重视，滨水空间的开发与改造迎来了新的契机，成为城市改造与开发建设的热点和亮点。

　　然而，从目前所建设的滨水空间来看，更多的只是从物质环境角度对滨水区进行建设与改造，并不注重从文化和生态角度进行建设与改造，从而使滨水区缺乏了独特性与长远性。如何使滨水空间在充分发挥城市功能的前提下，更好的展现其地域文化特色，使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创造舒适的居住与游憩环境，形成一个亲水、近水，充满活力的城市滨水开敞空间，这对滨水空间的景观塑造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以湖州新塘港东岸为例，把地域文化作为滨水空间中生态设计的基础，深刻理解当地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滨水空间的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的特质，力求在提升人文、休闲、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向人们传达当地特有的传统文化，使滨水空间体现出他的独特性和时代性，提高滨水空间的社会认同感。

　　1设计区域

　　1.1新塘港东岸概况项目用地为湖州市新塘港东岸滨河带状地块，北至南太湖大桥，南抵城北水闸，东侧紧邻紫云路，全长2.3km。项目地块本身十分狭长，绝大多数区域宽度为10m，而最窄处仅2.5m。项目地块全段拥有良好的景观视野，地块外的北端区域稍显开阔，为旄儿港、机坊港、新塘港三条港交汇处；南端靠近古城门广场和大桥公园，水闸处用地范围略有增宽。对未来的湖州而言，它将成为独特的绿色门户和市民生活游憩的开放空间（图1）。

　　图1项目区位图图2基地位置与周边区块关系

　　1.2 基地周边性质

　　基地与长岛公园隔新塘港相望，位于太湖以南、古城中心以北，市政中心以东、新区中心以西，是几大中心区块的交接处，有着独特地理和城市区位(图2)。

　　2 新塘港东岸滨水空间的地域文化运用

　　滨水空间的建设应秉承与尊重历史的原则，建设之前应周密调研该地区的历史文化[2]。在建设与改造中运用当地文化使其成为发展当地文化的空间。通过对湖州及周边历史文化的考察后发现，长江中下游环太湖地区（36000km2）良渚文化中的玉文化对湖州新城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2.1文化的发掘

　　通过对湖州历史中“玉”文化的发掘与沿用，在景观设计中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符号”相结合的意境，尽可能从现代感的设计中表现出传统文化的传承。在新塘港的景观设计中以“湖州玉文化”为主题来划分景观结构，突出湖州良渚时期“玉器”文化特色，以“玉琮、玉璜、玉璧、玉冠”这四类具有代表性的玉器展示主题景区空间，力求达到“景观轴线与时间轴线相契合”的设计思路，使新塘港更具有景观与人文的双重意义。（图3）

　　图3. 玉琮玉瑝 玉璧 玉冠

　　2.2地域文化与生态相结合的设计构思

　　2.2.1抚今追昔提炼河道及湖州地域文化，以弘扬历史文化，彰显当代精神为理念。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历史文脉，并注重体现不同时代的时空感，对新塘港河岸进行以历史变迁为主题的保护性利用，使沿岸景观成为城市滨水区改造的经典之作。

　　2.2.2河城共兴运用“景观引导生活”的理念，引领市民健康文明生活。充分发挥滨水区改造最优化资源整合的优势，通过赋予河道新的功能和含义，实现河道复兴。并将获得新生的河道融入整个城市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中，使其成为一个能够体验的人文、历史、生态廊道。

　　2.3 地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体现

　　2.3.1人文性的四大景观节点展示

　　为了体现出滨水地区的人文性的鲜明特点，景观设计将新塘港划分为四个展示区（玉琮通天地、玉璜弧韵长、玉璧照华明、玉冠显尊崇），每个区各提炼四种较有寓意的玉器元素加以命名与运用，并通过步道将各节点串联，使其相互借景，相互融合，形成一条精密结合的文化景观链（图4）。

　　2.3.2人文性的城市家具系列展示

　　将文化展示的内容与城市家具设计相融合，通过“穿缀、雕刻、镶嵌、组配”等表现手法予以呈现，使其古朴中又透露出新潮的意味，提供了多种感官体验。

　　2.4 再现历史景观 图4 景观节点分析

　　由于玉文化在景观中文化含义的丰富性，我们对四大景观区进行了系统性命名，体现风土人情，又与区域功能息息相关。

　　主题一：玉琮通天地——图腾柱重现良渚风采

　　玉琮造型比例均称、文质大方，体现了典型的东方气度。良渚文化时期是玉琮的辉煌时期，其独特性和艺术性与规划范围区域正相契合（图5）。 图5

　　该区域位于规划用地最北端，区块内设置有观山广场、主题雕塑公园、亲水台阶、景观图腾柱、休闲广场等。景观以雕刻有玉琮图案为主的图腾柱序列为主要景观表现手段，图腾柱的形式是玉琮形状的抽象和变形，景观柱结合小型开放空间布置，为市民和游客提供理想的休憩、放松场所（图6）。

　　图6.区域效果图

　　主题二：玉璜弧韵长——滨水漫步体验自由与灵动

　　璜是一种弧形的玉制礼器。璜穿孔为配饰用，故有佩璜之称（图7）。

　　该区连接区块一的南端，区块内设置有：漫游步道、亲水平台、景观雕塑、景观廊架等。该地段地形狭长，其形态与玉璜相

　　似，鉴于场地自身特点，此处设计以漫步道为主，设计首先注重图7

　　地面铺装设置，通过地雕等来表现其文化性， 其次在保证通行顺

　　畅的同时，创造丰富高差，给人多变的亲水体验。（图8）。

　　图8. 夜景效果图

　　主题三：玉璧照华明——景观墙展示精美璧纹

　　玉璧是古代贵族所用的礼器，出现在新石器时代（距今10000多年），以良渚文化为代表（图9）。

　　该区连接区块二的南端，区块内设置有：特色廊道、观景平台等。该区域充分运用了玉璧元素来塑造景观使之具有独特性（图9）。丰富的灯光效果则增强了景观的特色与文化展示的渲染力。 图9

　　主题四：玉冠显尊崇——城市家具彰显历史湖州

　　玉冠造型状若象征良渚文化的“神徽像”上的羽冠，是象征主人身份地位的饰物（图10）。

　　图10

　　该区位于规划用地最南端，与项王庙相邻，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景观应具有珍贵的特质。区块内设置有：组合花坛、亲水木栈道、特色景观墙、休闲草坪等。该地段的设计意在充分体现印象中古老而悠远的湖州城，景观以组配的手法将玉冠形状与花坛、家具小品充分结合，体现古朴精致之美（图11）。

　　图11 景观节点效果图

　　3 新塘港东岸滨水空间的生态设计

　　生态设计是指任何与生态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3]。历史文化特色的景观设计不能脱离生态设计，生态设计不仅关注人在环境中的价值，而且也关注自然的价值，它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发展。生态设计的手法是指利用当地的景观材料，并运用现代技术，形成与自然环境相结合，富有历史文化特色的空间氛围[4]。新塘港的生态设计充分尊重场地原有自然环境的生态特征，尽可能将原有价值的自然生态要素保留下来，并合理的配置植物以丰富景观层次，突出生态特色。

　　3.1绿化系统的生态设计

　　从生态学理论来看，新的设计形式应尊重场地的自然过程为依据，注重生态景观塑造。设计的过程就是将这些带有场所特征的自然因素结合在设计中，如古树名木、造型树、地形等的保留。这样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成本，又能避免为了过分追求形式的美感，对原有的生态系统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

　　从植物种类上说，不求种类的新颖，但求生态作用良好[2]。。这里的植物主要考虑乡土植物为主，即滨水植物主要考虑净化水体水质的种类；在河岸两旁绿化带的植物主要考虑涵养水源，适应能力强的植物，在满足一定生态环境要求的同时，考虑层次、色彩和季相的景观元素。

　　通过梳理新塘港的生态机理，充分利用河岸沿线的水岸、坡地与台地等资源，在保留原有大树的基础上，种植大量本土植物，使滨水水岸原有的狭窄的带状结构得以补充与扩张，丰富绿化层次和空间关系，使此处的生态环境向有序化发展，成为城市的绿色生态廊道。

　　3.2 驳岸的生态景观

　　水体驳岸是水域和陆域的交界线，相对水而言也是陆域的前沿。人们观水时驳岸会自然地进入视野，驳岸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滨水空间的美观程度。

　　在新塘港的设计中，为保证滨水景观带的亲水性和空间特色，岸线的设计采用多种方式进行配合，形成丰富的空间层次与各具特色的滨水景观。在四大景观区不同程度的采用了退台的设计方式，形成不同水位的不同景色；采用挑台设计，形成不同高度，不同层次的亲水空间，打破硬质岸线呆板单一的界限（图12、13）。

　　图12.进退有秩的岸线 图13. 亲水空间

　　为了使河岸线更加生态化，在有些硬质驳岸的处理上，运用了一些植物进行软化，如有的岸基上种植迎春花，有的采用后退式双层河岸，下层种植上层观景，有的采用岸堤加筑突出空间栽植树木等。在有些区块也采用了自然和生态做法，采用软石与植物等形成软质岸线。使得滨水景观带与水体相连，创造宜人的自然生态景观，以不同形式提供人们多样性的亲水感受，提高滨水环境的品质（图14、15、16）。

　　图14.垂直硬质堤岸图15. 礁石堤岸图16.亲水堤岸

　　3.3无障碍系统的生态设计

　　对于无障碍设计而言，设计的真正对象是残障者，而不仅仅是残疾人[5] 。新塘港东岸的无障碍系统的设计包括：无障碍道路设计、指示牌设计、休闲座椅设计等。

　　4.3.1无障碍道路的设计

　　在新塘港东岸的整体道路系统中，考虑到残疾人、婴儿车的通行，在有高差的空间上，除了设置台阶处理高差外，还设计了无障碍坡道，使得整体路网更具人性化。

　　4.3.2指示牌设计

　　在节点、亲水平台区域设计指导性或是警示性的指示牌，在指示牌上刻上盲文，设置在正常人和乘轮椅者均易辩的高（100-150cm），并设在不影响正常通行的位置处。通过这些设计，实现信息无障碍。

　　4.4.3休闲座椅设计

　　座椅的设置贴近自然，体现人性关怀，以避免影响通行，并保障轮椅使用者的安全。座椅旁边有轮椅的位置，便于残疾人和婴儿车的使用，实现交流无障碍。

　　3.4基础设施的生态设计

　　新塘港东岸滨水空间的生态基础设计主要体现在材料上尊重自然，崇尚绿色。

　　在用材上尽可能使用当地的乡土材料、循环再生材料、节能环保型材料等，使设计具有生态性[6]，实现了园林基础建设的可持续性。

　　4.结语

　　滨水空间作为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与改造的主要目的在于展示一个城市独特的文化，形成特色生态廊道，提高城市品位。因而做景观设计时不仅要关注滨水空间应具有的观赏与游憩功能，更应充分挖掘当地的地域文化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使其滨水景观具有独特性与唯一性，使之成为城市中独具魅力和吸引力的公共活动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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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概念篇7

　　一、城市型旅游地产产品

　　城市型旅游地产相对容易操作，开发商或以旅游资源为核心，或以文化旅游的名义圈定城市内的土地，通过打造主题景区，改善生态环境，配建休闲娱乐配套设施，完善休闲旅游功能，开发城市CRD （中央游憩区）或RBD （游憩商业区），见表1.

　　典型案例：深圳华侨城

　　深圳华侨城是以提供第一居所为主要目的的综合型旅游休闲社区开发商，核心是“文化旅游+地产”的商业模式，简单说，便是旅游提升地产开发的价值，而地产开发反哺旅游项目，塑造了华侨城过去的成功。

　　从其旅游地产产品的角度来看，各地华侨城都偏向于打造城市型的产品，城市型主题公园（以欢乐谷为典型）、都市娱乐商业综合体以及城市社区，主要满足城市第一居所的需求。

　　二、城郊型旅游地产产品

　　依托城郊成熟的旅游资源是最容易进行的操作模式，因为其距离城市中心区较近，离尘不离城，有利于承接城市大量的周末休闲游市场，也有利于打造养生养老等主题地产，见表2.

　　典型案例：良渚文化村

　　良渚文化村，属于郊区资源型大盘，是万科集团“非标准”新市镇产品的实践，于2003年开始启动，利用先旅游、后地产的开发思路，提升地段价值，服务后期房地产产品。

　　作为距离市中心有一定距离的郊区型大盘，既有核心旅游项目，又有丰富的特色配套作为有力支撑，除了优良的生态环境之外，便利的生活配套以及以“文明、文青、交流”形成的生活方式是吸引小镇居民长期居住的理由。

　　1.区位：杭州西北部、余杭区中部，杭州市中心1小时生活圈内。

　　2.定位：集旅游、居住、创业三重功能为一体的自组织、自循环、自我平衡并不断生长的综合有机体。

　　3.建设理念：强调紧凑布局、适当密度、混合用地、步行街区、社交空间、弹性建筑为特征的都市村落概念。

　　4.规划布局：规划三个旅游中心区和多个居住村落组团，以风情大道作为主轴，所有的重点配套及居住组团分布道路两边。

　　三、乡野型旅游地产产品

　　乡野型旅游地产是目前种类最多，应用最广泛的旅游地产形式，特别强调与旅游区的互动和促进。乡野型旅游房地产必须促进旅游区的配套设施完善，同时应将娱乐、观光、接待、景观等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旅游区通过引入旅游房地产构建了更加稳固的旅游产业链。旅游小城镇建设、社会主义旅游新农村建设在全国各地兴起，反映了乡野型旅游房地产的良好前景，见表3.

　　典型案例：唐乡

　　唐乡位于承德市滦平县境内的两间房乡苇塘村，距北京150公里，是以新村庄缔造为基础的农业新村及村庄房地产开发。滦平县政府与北京世纪唐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开发，被称作是第四代乡村旅游“乡村生活”的先锋代表，是农民闲置宅基地、住宅资产化、市民度假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旨在打造北京地区“大健康消费目的地”。

　　1.利用“小项目”激活“大产业”：对村中的废弃果园、撂荒地和坡耕地进行整体打包流转，建设了有机果品采摘园、道地药材种植园。在充分挖掘生态之美，传承文化之韵，塑造产业之特，提升服务之优的基础上，唐乡成为了集相聚休闲、文化体验、果品采摘等多种业态为一身的乡村生活服务综合体。

　　2.产品打造：租赁村落中散落、闲置的古旧住宅，进行新的规划设计和改造，在尽可能保持村庄原有风貌的前提下，对院落实施主题式景观塑造，对房屋进行修旧如旧的除险加固，使之成为富有现代气息，能够满足都市人乡村生活体验、休闲度假、养生健身等多种需求的古民居客栈、院落式乡村主题酒店、乡村会所等。

良渚文化概念篇8

　　[关键词]洞庭湖 变迁 历史过程

　　关于洞庭湖的历史变迁过程问题，目前学术界还存在较严重的分歧，远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代表性的意见有二，一是张修桂先生的观点，一是卞鸿翔先生的观点。张修桂先生认为，从全新世初到公元3世纪，今洞庭湖地区属于河网交错的平原；4世纪至19世纪中叶，洞庭湖处于沉降扩展之中；19世纪中叶以来，洞庭湖则处于不断的淤塞萎缩之中①。张修桂的观点得到学术界大部分人的认同。而卞鸿翔经过研究，对洞庭湖的历史变迁过程提出了很不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全新世初期，洞庭湖区属于平原水网景观；全新世中期，洞庭湖重新扩大；先秦两汉时期(距今约4000年至公元3世纪)，洞庭湖已形成江湖连通的浩淼大湖；魏晋南朝时期(公元3世纪初至6世纪)，洞庭湖开始受到分割与缩小；唐宋时期(公元7世纪至13世纪)，洞庭湖水面积进一步缩小；元明时期(公元13世纪至17世纪中叶)，洞庭湖水面积不断扩大而湖盆日益淤浅；清代初、中期(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洞庭湖处于一个由大到小的逐渐萎缩阶段；晚清、民国时期(19世纪中叶至1949年)，洞庭湖有过多次缩小与短暂扩大；1949年以来，洞庭湖面进一步缩小②。卞鸿翔的观点也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同。笔者以为，张、卞二人对洞庭湖的开始阶段(全新世初)和最近阶段(19世纪中叶以来)的看法基本上接近，分歧主要产生在全新世中期至19世纪中叶的5000—6000年中。因此，笔者这里只就张、卞二人的分歧时段在二人的研究基础之上通过分析有关文献资料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以使洞庭湖历史时期的变迁过程能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轮廓。

　　————————————

　　①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按：下引张修桂观点皆出此文。不另注。

　　②卞鸿翔等：《洞庭湖的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第43—93页。按：下引卞鸿翔观点皆出此书，除少数必须注明处，不另注。

　　一 先秦两汉时期(距今6000年—公元2世纪)：河网沼泽平原阶段

　　建国以来，洞庭湖区范围内各县，尤其是位于湖区中心的沅江、南县、安乡等市、县的漉湖、钱粮湖、大通湖一带，有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①。例如，沅江市漉湖西面的南金山遗址位于一片地势稍高的湖洲上，其新石器时代文化层距地表2米，厚0.3米左右；而大通湖农场的各个分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多在地表以下5—7米。我们知道，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在选择居住地的时候有个重要特点，就是喜欢选择在河流旁边的二级阶地上居住，这样既利于生产、生活用水，又可以避免遭受洪水的袭击，还能够方便交通往来。因此，单从今洞庭湖区中心地带分布有众多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这一点，我们就大体可以知道当时的洞庭湖地区应当不存在一个浩淼的巨大水体。因为，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尚不知道建造堤防设施防洪，如果当时真存在一个多条大河交汇形成的浩淼的巨大水体，那么，靠近这个巨大水体的边缘居住将是很不安全的，而选择其中心地带居住，更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通过对先秦两汉时期的一些文献资料的综合分析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关于可能的平原景观文献材料：

　　《庄子·天运》：

　　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

　　《庄子·至乐》：

　　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

　　“野”(古文本作“埜”)在先秦时代，既可指郊外②，也可指偏鄙之区③。因此，庄子(约前369年一前280年)所谓“洞庭之野”者，有可能是指今洞庭湖一带的平野景象，也有可能是指当时位置偏远的洞庭地区。

　　关于湘资沅澧诸水交汇分流入江的文献材料：

　　战国楚怀王六年(前323年)所制《鄂君启节》铭文：

　　自鄂往：逾沽(湖)，……上江，内(入)湘，……内(入)资、沅、澧、(油)[澹]。④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

　　湘水……北至(酃)[下隽]⑤入江；资水……东北至益阳入沅；沅水东南至益阳入江；澧水……东至下隽入沅。⑥

　　东汉桑钦(？)《水经》：

　　湘水……又北过下隽县西，………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资水……又东北过益阳县北，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沅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入于江；澧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东入于江。⑦

　　上引文中，“鄂”指今湖北鄂城，“下隽”县治在今湖北通城县西，“益阳”县治在今湖南益阳市东80里⑧。可见，三种文献关于湘、资、沅、澧四水下游河道走向情况的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

　　关于与湖沼相关的文献资料：

　　《山海经·中山经》(战国作品)：

　　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

　　《楚辞·九歌》：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山海经·海内东经》(汉初作品)：沅水……入下隽西，合洞庭中；湘水……入洞庭下，一曰东南西泽。

　　—————————————

　　①据邓企华、肖皓夫编著《沅江风情画》(广州出版社，2000年)及湖南省博物馆提供的有关资料。

　　②按：《说文》：“野，郊外也。从里，予声。茔，古文野，从里省，从林。”

　　③按；《公羊传·桓公十一年》何休注：“野，鄙也。”

　　④转引自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见氏著《长水集》(下)第193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按：谭文从罗长铭先生释“ ”作“油”当误，应依商承祚先生作“澹”(参见《长水集》(下)第201页引)，即后引《水经·澧水注》中的“澹水”，该水上中游段为今澧阳平原北侧的涔水、澹水，下游段已为今松滋河袭夺。因为，一则油水是长江支流，无须“入湘”后再入之；二则油水不像澹水一样因沟通新石器时代以来经济文化发达的澧阳平原而具有较高的航运价值。

　　⑤据下文引《水经》改。按：汉酃县在今湖南衡阳市南，不在湘江下游。此“酃”当为“下隽”之误，当因古时直书“下隽”与“酃”字形状相近所致。

　　⑥分别见《汉书·地理志》零陵郡、武陵郡、长沙国条。

　　⑦分别见《水经》湘水、资水、沅水、澧水篇。

　　⑧《太平寰宇记》卷114“益阳县”。

　　《水经》：

　　资水……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

　　综合上引文献来看，早期洞庭湖大体有一个从“渊”到“泽”再到“湖”的发展过程。在上古文献中，“渊”、“泽”、“湖”三者在表现水体概念时，含义是有很大区别的。《说文》：“渊，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也就是说，“渊”是河流中的回水处，后引申为河流中深潭。《释名·释地》：“下而有水曰泽”；《风俗通·山泽》：“水草交厝，名之为泽。”这是说“泽”为地势低平而水草丰茂的地区。《说文》：“湖，大陂也”；《风俗通·山泽》：“湖者，都也，言流渎四面所隈都也。”就是说“湖”为四周被陆地包围着的巨大水体，与今之湖泊概念略同。因此，笔者以为，其一，战国时期，在湘水下游，存在二个较庞大的河流回水区，即所谓“潇湘之渊”和“江渊”。在河流交汇处形成较宽广的回水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水文现象。“潇湘之渊”、“江渊”还不能完全解释为湖泊，尽管后来它发展成为了青草湖和洞庭湖。其二，秦汉时期，今洞庭湖地区存在面积较大的沼泽区，即所谓“东南西泽”。“东南西泽”，是指洞庭地区当时形成的东、南、西三泽。前引卞鸿翔书标点为“东南‘西泽”’，是不正确的，上古文献中没有这样的称呼习惯。东、南、西三泽大约分别为后来洞庭湖、青草湖、赤沙湖的前身。其三，到汉代，今岳阳西面的东洞庭湖一带，在“东泽”的基础上毫无疑问已形成为文献中的“洞庭(湖)”。

　　那么，应该如何来解释上述文献中的湘、沅、澧“入江”和“入湘”后再入资、沅、澧、澹的矛盾问题？笔者以为，由于其时“洞庭(湖)”有“江渊”之称，所以，前引文献中有湘、沅、澧皆“入江”之说；又由于其时人们可能最熟悉湘江，所以“洞庭(湖)”中的“洞庭之山”、“巴丘山”很早以来就有“湘山”①之名，甚至洞庭(湖)也被作为湘江的一段，于是，由长江进入洞庭自然就可称之为“入湘”了。应该指出的是，今洞庭湖地区此间虽然已经开始有湖泊景观出现，但显然还没有形成大型而统一的湖泊水体，总体上是属于河网沼泽平原景观。(参见图1)

　　——————————————

　　①《史记》卷1《五帝本纪》：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卷6《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浮江，至湘山祠”。《汉书》卷28下《地理志》“益阳”条：“湘山在北”。

　　顺便说，卞鸿翔根据有关战国的文献中有“洞庭五渚江南”一说①，而认为“五渚江”即先秦两汉时期荆江分洪入洞庭的虎渡河，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则先秦时期单独一条河流没有“××江”这样的说法；二则更重要的是，此所谓“五渚”者是地域名，而不是河流名。这从《战国策》的最早作注者东汉高诱“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之注，以及现存战国官印中有“五渚正鉨”一印②就可得到坚强而明确的证明。“洞庭五渚江南”是指的“洞庭”、“五渚”、“江南”三个区域，大约分别为今洞庭湖地区在内的湖南省北部区域、湖北省武汉东南地区③和汉江以南的江汉平原地区。“洞庭”、“五渚”、“江南”连在一起大体是指当时楚国的整个汉水、长江以南区域。

　　二 魏晋南朝隋唐时期(3世纪—9世纪初)：湖泊迅速扩展阶段

　　关于魏晋南朝时期洞庭湖区的情况，由于有郦道元《水经注》一书的存在，我们今天能够有较多的了解。

　　首先，看看《水经注》中关于四水下游的有关记载：

　　《水经·湘水注》：

　　湘水自汨罗口，西北径磊石山西，而北对青草湖，亦或谓之为青草山也。……湘水又东北，为青草湖口。……湘水左会清水口，资水也，世谓之益阳江。……湘水左则沅水注之，谓之横房口，东对微湖，世或谓之麋湖也。……湘水左则澧水注之，世谓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

　　《水经·资水注》：

　　(东与沅水合于湖中)：湖即洞庭湖也，所入之处，谓之益阳江口。

　　《水经·沅水注》：

　　沅水又东历龙阳县之氾洲，洲长二十里，吴丹杨太守李衡植柑其上。……沅水又东径龙阳县北，城侧沅水。……沅水下注洞庭湖，方会于江。

　　《水经·澧水注》：

　　澧水又东径南安县南，……澹水注之。水上承澧水于作唐县，东径其县北，又东注于澧，谓之澹口。……澧水又东，与赤沙湖水会，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谓之沙口。澧水又东南注于沅水，曰澧口，盖其枝渎耳。……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谓之澧江口也。

　　《水经·江水注》：

　　(江水)又东，又合油口，又东径公安县北。……县有油水，水东有景口，口即武陵郡界。景口东有沦口，沦水南与景水合，又东通澧水及诸陂湖。……大江右得龙穴水口，江浦右迤也。……大江右径石首山北，……江之右岸则清水口，……北对清水洲，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口，水南通澧浦。

　　凡此诸水(指澧水、沅水、资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

　　①《战国策》卷3《秦一》：张仪说秦王，“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渚、江南，荆王亡奔走。东伏于陈”。《史记·苏秦传》：苏代约燕王曰：“……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这两段话较利于我们研究“五渚”的位置。

　　②见罗福颐编《古玺汇编》第60页0343号，文物出版社，1981年。按：“渚”字古印文字形作“ ”，编者未能识出。

　　③按：“五渚”一名，《水经·湘水注》以为乃因湘、资、沅、澧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名之五渚”。郦注之说，实属附会。如依此说，则“洞庭”被包括在“五渚”之中，这明显与“洞庭”、“五渚”、“江南”三者的并列关系不合。其实，“五渚”就是《楚辞》中的“鄂渚”，因为，上古“五”、“鄂”二字，韵部分别为相邻的鱼部、铎部，声部皆为疑母，可以假借。“鄂渚”，准确地说，指今湖北武汉东南的古长江江段。先秦时期，这一江段两岸低平，容易泛滥成湖。定“五渚”在此，与注12所引《史记·苏秦传》正合。

　　上引文中，“汨罗口”在今汨罗江口之南，“磊石山”在今湖南汨罗市西屈原农场一带，青草山无疑指今湖南湘阴县北青漂乡严家山(海拔51米)，“微湖”当在今汨罗江口、新墙河口之间；“龙阳县”治即今湖南汉寿县城；今之涔水、澹水即古“澹水”西段，“南安县”即隋唐华容县前身，治所约在今湖南华容县西鲇鱼须镇一带；“作唐县”治约当今湖南澧县西新安镇左近；“赤沙湖”大约即今大通湖及其附近地区；“公安县”治即今湖北公安县城西南20千米的旧公安(今名南平镇)，“石首山”即指今湖北石首市城区附近的南岳山，而“油水”、“景水”、“沦水”、“龙穴水”四水依次在今公安县城左近至石首市城区之间沟通长江。此“油水”与先秦时期的“油水”相比，下游河道因受江水壅堵影响，可能开始有支汊南流。“景水”、“沦水”南走今荆江分洪区、虎渡河一段后，东注赤沙湖；“龙穴水”在战国时期就可能已经存在①，也就是后来的宋穴水，大体相当于今藕池河中支河道。“生江水”本是长江南岸的一条小支流，应有今华容河之一段。生江水与澧浦虽相距甚近但原不相连，由于晋太康元年(280年)杜预“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陵)、桂(林)之漕”的开凿之功②，才使二水沟通起来。

　　由此可见，魏晋南朝时期今洞庭湖区的情况出现了两大变化：其一是在湘、资、沅、澧四水下游地区形成了不少湖泊。最大的为“广圆五百余里”的洞庭湖。按南朝时“五百余里”，约当今220千米以上③。因为这里的洞庭湖应包括青草湖的面积在内(参下文)，所以，

　　———————————————

　　①按：《楚辞·哀郢》记郢都(今湖北荆州市)入东迁时有云：“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此或可作江湖沟通的最早记载。

　　②《晋书·杜预传》，并参《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岳州府华容县“澧水”条。

　　③按：此据南朝刘宋现存骨尺长度(1尺=0.247米)计算。参见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附录二《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从上引《水经注》所载洞庭湖地区当时的水道走向情况分析，洞庭湖连青草湖为长形的可能性较大，若设长80千米，宽30千米，则面积当在2400平方千米左右。据盛弘之说，当时的青草湖“周回数百里，日月出没其中”①。郦道元并没有来过南方，上引《水经·湘水注》所谓“(洞庭)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显然是对盛弘之关于青草湖的记载以及他人关于洞庭湖的记载的综合改写。青草湖既称“周回数百里”，至少应不会小于二百里，至多又当不会超过五百里，估计在三百里左右较为可信。因此，若以三百里估计，依前例则青草湖的面积当在1000平方千米左右。赤沙湖的具体情况文献中没有记载，估计其面积已有不小。洞庭湖、青草湖、赤沙湖应该分别就是在汉初的东、南、西三泽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他像“微湖”等相对较小的湖还有一些。把当时洞庭湖区的湖泊水体面积加起来，估计约在3000平方千米左右。其二是荆江开始有多口与四水中的澧水沟通。上荆江段有景水、沦水、龙穴水经赤沙湖南流进入澧水，下荆江段亦有生江水经生江湖、赤沙湖南流进入澧水。上荆江段江流经景口、沦口、龙穴口进赤沙湖转入澧水河道的出现时间不得而知，但应在280年杜预开凿运河之后，因为，如果当时江、澧之间已有通道，杜预大可不必兴开凿之功了。景口、沦口大体位于今湖北公安县斗湖堤镇、杨家厂镇一带，龙穴口即后来宋穴、藕池口的前身。下荆江段的生江口也可以分流一部分江流入澧水。不过，由于今华容、石首二县之间地势略高，当时江水由该口南入澧水的流量可能还很有限。生江口即清近以来湖北石首县(市)调弦口的前身。

　　进入唐代，尽管洞庭湖区地面仍处于沉降状态，但是由于洞庭湖地区的泥沙沉积量并没有明显增加，洞庭湖、青草湖的面积较南朝时的“广圆五百余里”变化不大，可能只是略有增加。到8世纪的唐中期时，据《元和郡县图志》说，洞庭湖为“周回二百六十里”②，而青草湖也不过“周回二百六十五里”③。按唐1尺约等于今0.31米，则洞庭湖的“周回二百六十里”约为121千米，青草湖的“周回二百六十五里”约为123千米：二湖相加周回达244千米。至于赤沙湖，唐时又称“赤亭湖”，其周回里数文献中仍然没有记载，故无从估算其面积，不过，从其仍在“(华容)县南八十里”④来看，唐中期时其面积较南朝时似乎没有明显地增加：这应当是因该湖接纳含沙量较高的江水(所谓“沙口”)而

　　为泥沙淤浅所导致的结果。所以，如果把洞庭湖、青草湖以及赤沙湖等边缘小湖的面积加在一起，唐中期今洞庭湖的水体面积估计在3500平方千米左右。(参见图2)

　　三 唐后期至清前期(9世纪中—17世纪末)：湖泊的全盛阶段

　　大约从唐末五代开始，今洞庭湖区的沉降速度似乎在加快。沉降速度加快的具体表现是当时长江水可以从岳阳江口向南倒灌进洞庭湖，甚至于远达青草湖。这方面的材料可以举出不少。五代人孙光宪(？—968年)《北梦琐言》：

　　湘江北流至岳阳，达蜀江。夏潦后，蜀涨势高，遏住湘波，让而退溢为洞庭湖，凡阔数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⑤

　　北宋人马子严《岳阳甲志》：

　　荆江六七月间，其水暴涨，逆泛洞庭，潇湘清流，为之改色，南至青草，旬日乃复，亦谓之西水。

　　北宋人范致明《岳阳风土记》[约成书于崇宁四年(1105年)左右]：

　　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浊流汹涌，夏秋暴涨，则逆泛洞庭，潇湘清流，为之改色，岳人谓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乃还，俗云水神朝君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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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刘宋)盛弘之《荆州记》，见《初学记》卷7引、《太平御览》卷66引。

　　②《元和郡县图志》卷27《江南道三》。

　　③《元和郡县图志》卷27《江南道三》。

　　④《元和郡县图志》卷27《江南道三》。按：由于江湖水害的影响，历史时期华容县治数有迁徙。隋华容县即吴南安县(或作安南，治今华容县城，见《岳阳风土记》)，约于唐神龙二年(705年)迁于岳州西160里(见《元和郡县图志》卷27，《太平寰宇记》卷113作166里)。其地当今华容县西鲇鱼须镇一带；宋至和年间(1054—1056年)因水害而复迁今治(隆庆《岳州府志》卷12《水利考》附陈仕元论)，东距岳州125里(《元丰九域志》卷6)。故705年—1054年间(唐中期至宋前期)华容县治当在今华容县西鲇鱼须镇一带。张修桂、卞鸿翔等以今华容县治当唐宋华容县治，有误。

　　⑤《方舆胜览》卷29“岳州”引。

　　约从11世纪中期开始，由于江水变得相当浑浊，含沙量明显加大①，于是由荆江带入洞庭湖的泥沙急剧增加，又造成洞庭湖湖底不断淤浅，湖水水深逐渐变小。这种情况从下面的材料中可以得到反映：

　　北宋人张舜民(？—1100年)《郴行录》：

　　(洞庭湖)每岁十月以后、四月以前，水落洲生，四江可辨。

　　《岳阳风土记》：

　　君山在洞庭湖中。……近年冬深水落，渡江肩舆以行。

　　(洞庭湖)冬春水落，往往浅涩，江道回曲，或远或近，虽无风涛之患而常靠搁。

　　湖上渔人有善没者云：洞庭湘湖，夏秋水涨不过数十尺，而荆口水深一、二百尺。

　　南宋人岳珂《鄂国金佗续编》卷28，孙迪《百氏昭忠录》卷12：

　　洞庭湖水旧不及丈，(杨)么置堰闸，十余年间，所以弥漫。

　　由于湖区陆地沉降、湖水水深变浅，汛期湖水水面较前大为扩展。

　　证据之一是，洞庭、青草、赤沙、生江、赤鼻(一作赤陂)等湖终于有可能连成为一个周回“七八百里”的浩瀚水体了。

　　《资治通鉴》卷164大宝二年胡注引《巴陵志》：

　　洞庭湖在巴丘西，西吞赤沙，南连青草，横亘七八百里。

　　《太平寰宇记》卷113“岳阳县”：

　　生江湖与青草湖相连，大小与太湖相似。②

　　《太平寰宇记》卷u3“桥江县”：

　　赤鼻湖，半入朗州龙阳县界。湖中有赤鼻山(今赤山岛)，因以为名。

　　《郴行录》：

　　(洞庭湖)余时(指4—9月)弥漫，云涯相浃，日月出没皆在其中。

　　《舆地纪胜》卷69“岳州”引南宋人范子长《皇朝郡县志》：

　　洞庭湖在巴陵县西，南连青草，亘赤沙，七八百里。

　　洞庭湖“七八百里”的说法大约是从晚唐时开始的，如最早在唐末五代人僧可朋《赋洞庭》诗③中即见。“七八百里”固然是一个约略之数，但应非空穴来风。所以，笔者以为取其中数七百五十里来进行湖泊面积计算是有依据的。按宋时1尺约等于0.3l米，七百五十里约当今350千米左右，而从当时洞庭湖“西吞赤沙，南连青草”的情形看，如果截弯取直，其形状大体接近卧钻石状的五边形；为计算的方便，可设洞庭湖的五边长各为85千米、85千米、35千米、35千米、95千米，则其面积在6000平方千米左右(参见图3)。

　　证据之二是，宋初华容县城南距赤沙湖的距离较唐中叶时缩短了近二十里。前引《元和郡县图志》称赤沙湖在“(华容)县南八十里”，而到宋初则已称“赤沙湖在(华容)县南六十里”④。

　　元至大元年(1308年)，由于荆江南岸重开石首杨林、宋穴、调弦等三穴口⑤，浑浊江流大量灌入洞庭湖内。进入明代以后，虽然杨林、宋穴二口淤塞，但调弦口一直存在，而且从枝江到石首的上荆江段还时常决口，使得灌入洞庭湖的浑浊江流较前并没有怎么减少，加之四水含沙量较前明显增加，这样，洞庭湖的淤浅速度并没有减慢，湖区淤出的陆地越来越多，围垸造田也就成为可能。洞庭湖区开始围垸造田的时间早至12世纪初的北宋⑥，但大规模的围垸造田行为出现于明代⑦。围垸造田的大规模开展，使湖泊汛期的洪水容蓄量减少，

　　①参见拙文《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辑。下文提到江水含沙量的变化问题，皆参拙文，不另注。

　　②按：今太湖面积2425平方千米。宋初太湖面积较今为大，可能在2500—3000平方千米之间。

　　③《全唐诗》卷849.诗有云：“周极八百里，凝眉望则劳；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按：可朋的描画与前引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的说法不矛盾，应可信。

　　④《太平寰宇记》卷113“华容县”。

　　⑤(元)林元：《重开古穴记》，收入(同治)《石首县志》卷7《艺文志》。

　　⑥按：据(隆庆)《岳州府志》卷12《水利考》，时人陈仕元明确说：“圩田、湖田起于宋政和(1111—1118年)以来”；又(明)养晦斋主人《钟相杨么佚事》云，钟相、杨么起事(1130—1135年)的背景即是当时(12世纪初)官豪地主在湖区“侵占湖沼淤地，筑垸围田，广袤百里”。因此，石泉、张国雄等认为两湖平原的垸田兴起于南宋晚期(13世纪30年代)，失之于过晚。其说见石泉、张国雄《江汉平原的垸田兴起于何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1期，梅莉、张国雄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87—134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⑦按：这从现存明清湖区府、县地方志中所载绝大多数堤垸的兴筑时间为明代，即可得到证明。

　　自然洪水位抬升，因此，明中晚期，洞庭湖区水灾几乎无年无之，可以说湖区开始形成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湖泊淤浅围垸造田水位抬升垮垸还湖湖泊淤浅。这可以以沅江县作为例证。明初，沅江县本有11都，而到明中期嘉靖、隆庆年间，则只有5里了①。迄明末，沅江以及益阳、湘阴的湖滨地带，已是“堤圩不修，民皆转徙，弃为狐狸之场”②，一派荒凉景象。洞庭湖北岸的华容又是一个例子。华容县在明朝初年有76里，永乐年间并为35里，宣德年间并为25里，正统并为22里，景泰年间并为19里，成化年间增为20坊里，到万历年间又并为15里③。其他滨湖县的田土大致也有一个类似的盈缩过程④。

　　明中期，洞庭湖区的围垸造田活动虽然很盛，但洞庭湖的汛期水面较宋代并未因此缩小多少，相反，某些时候似还有一定程度的扩大。有文献资料为证：

　　(嘉靖)《常德府志》卷2《地理志》：

　　每岁夏秋之交，(洞庭)湖水泛滥，方八九百里，沅江、龙阳则西南之一隅耳。

　　①(嘉庆)《沅江县志》卷3《沿革》引旧志。按：“里”是明代乡村的基层行政单位，一般辖110户；“都”是“里”的上一级行政单位。明代沅江乡村政权大约是实行乡都里三级制。

　　②(清)孙良贵：《九江新收茈水说》，收入(嘉庆)《沅江县志》卷29《艺文志》。

　　③(万历)《华容县志》卷1《舆封》。

　　④按：关于此，可参见上揭卞鸿翔著作中的有关论述。

　　(隆庆)《岳州府志》卷7《职方考》：

　　(洞庭湖)南连青草，西亘赤沙，七八百里。

　　《读史方舆纪要》卷75《湖广一》“洞庭湖”条(所记为嘉靖、隆庆时情况)：

　　今道出湖湘间者，必问津于洞庭。……渡湖而南，则由长沙而之岭海，湖阔二百里；渡湖而西，则由常德而道滇黔，湖阔二百五十里；渡湖而西北，则入澧州，而取径于荆州、常德之间，湖阔亦二百里。

　　按明1尺(量地尺)等于0.3265米，“二百里”约为98千米，“二百五十里”约为122千米，以不规则长方形计算(设长122千米，宽98千米、22千米)，则可得面积为7300平方千米。这与从嘉靖年间罗洪先《广舆图》上所量算的洞庭湖面积“7000平方公里以上”①是很接近的。因此，明中期洞庭湖“方八九百里”的说法是可信的。洞庭湖汛期水面最宽阔的时期可能就在16世纪的明中期。明末清初，洞庭湖面积虽有明显萎缩，但据估计仍有6000平方千米左右②。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主要可能是因为元至明前期(14、15世纪)江水含沙量较小，洞庭湖区的地面沉降速度略快于泥沙在湖底的淤积速度。明中期嘉、隆以后，随着江水含沙量的再次加大，洞庭湖底泥沙的淤积速度可能快于地面的沉降速度，于是，洞庭湖的水深较前变浅，面积较前略小。明后期人王士性就说：“洞庭水浅，止是面阔。”③明末清初时，江水又变得清澈，含沙量的降低使得洞庭湖水浅面阔的局面大约保持到17世纪末。

　　四 清中期以来(18世纪初至今)：湖泊的明显萎缩阶段

　　大约从17世纪晚期起，江水的含沙量越来越高，洞庭湖的淤浅速度逐渐加快。道光十二年举人巴陵吴敏树说：“往闻故老言湖身淤浅，如艑山取鱼处，渔人言，较往时深减丈许，他处可知。”④而随着清前中期人口的急剧增加，淤浅的肥沃湖土不可避免成为围垦对象。乾隆时，严有禧说：“数年以来，民围之多，视官围不止加倍。”⑤郭嵩焘所记父老之言也说，“乾嘉盛时，濒湖开垦无虚土”⑥。道光年间，魏源说：“自江至澧数百里，公安、石首、华容诸县，尽占为湖田。”⑦由于淤浅、围垦，到道光年间，洞庭湖的面积、容积大为缩小。魏源又说洞庭湖“向日受水之区”，因围垦“使去其七八矣”。道光中，俞昌烈说：“今之洞庭，非三十年前之洞庭也，是以容纳无地，故近年江水之为患也甚矣。”⑧道光末，湖北监利人王柏心说“今之洞庭，非昔之洞庭也，阔不及向者之半”⑨。这些说法中，有的虽不免夸大，但清康熙以降，洞庭湖总的趋势是因淤浅、围垦而致容积、面积明显变小，则为不争的事实。18世纪初的康熙末年，《大清一统舆图》上的洞庭湖，其天然水面积只有约4300平方千米了⑩，而到19世纪中的道光年间，洞庭湖的天然水面积应该更小。

　　由于洞庭湖容积、面积的萎缩，导致调蓄洪水的能力减小，堤垸越修越高，江堤湖垸大规模垮塌的潜在危险越来越大，这从上述道光年间诸人的言论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到咸丰、同治年间，随着荆江南大堤分别于1852年、1870年在藕池、松滋相继溃口，潜在的危险终于开始变为现实：太平、松滋、藕池、调弦四口分流入湖局面的出现，洞庭湖区堤垸大规模垮塌，造成了洞庭湖天然水面积的一度短暂扩大至5400平方千米⑾，但此景不长，洞庭湖很快又延续着淤浅、萎缩的过程，直至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湖泊面积只有2740平方千米了(参见图4)。关于近几十年洞庭湖变迁的相关论述很多，笔者于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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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上揭卞鸿翔著作第67页。按：卞鸿翔认为《广舆图》可用于量算面积，但又对量算出的结果不相信。

　　②参见(道光)《洞庭湖志》卷1《舆图一》之“洞庭湖三府二州八县四大水入湖全图”。张修桂据此图并参以现代地图估算其面积为6000平方千米，当可信。

　　③(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

　　④(光绪)《巴陵县志》卷11《建置志四》引。

　　⑤(清)严有禧：《查垦滨湖荒土移详》，收入(光绪)《湘阴县图志》。

　　⑥(光绪)《湘阴县图志》卷25《物产志》。

　　⑦(清)魏源：《湖广水利论》，见《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

　　⑧(清)俞昌烈：《楚北水利堤防纪要》卷1《洞庭湖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⑨(清)王柏心：《导江三议》，收入所纂(同治)《监利县志》。

　　⑩据卞鸿翔上揭书第72页。

　　⑾据卞鸿翔上揭书第75页。

　　五 余

　　论

　　综上所论，笔者以为，历史时期洞庭湖的形成与变迁过程主要有两大控制性因素，一是洞庭湖区的沉降速度，一是长江干流的来沙量。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洞庭湖的早期之所以扩展很快，是因为受长江干流的泥沙影响很小。唐后期以至清初洞庭湖之所以能保持长时期的巨大水面，是因为此间洞庭湖地区的沉降速度与长江干流来沙的淤积速度大致处于平衡状态。清中期以来，洞庭湖萎缩速度之所以明显加快，则是因为长江干流来沙的淤积速度已快于洞庭湖地区的沉降速度，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打破。随着三峡大坝工程竣工蓄水，长江干流的来沙量已经大幅度减少，这样，未来洞庭湖的盈缩变化主要取决于洞庭湖区的沉降速度。①至于湘、资、沅、澧四水的来沙以及围湖造田对洞庭湖的盈缩变化虽然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不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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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按：本文基本观点及初稿形成于2001年上半年。最近，据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rn)2004年11月29日的报道：“有关(地质)专家称。洞庭湖地壳总体呈沉降趋势。沉降特征表明，如果不再大规模围湖造田，并能有效减少泥沙淤积，洞庭湖面积将进一步扩大。”“对定量数据的研究表明，洞庭湖区地壳总体呈沉降趋势，但不同地域有不同沉降速度。湖区中心区的沉降速度大于周边区，平均每年达10毫米左右。沉降速度最大地带集中于湖区北部偏东方向的华容砖桥—沅江漉湖断裂带与岳阳一湘阴断裂带之间，沉降速度每年可达10至25毫米。”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并证实了笔者的观点。

　　②采自《潇湘晨报》网(http：／／www。xxcb。corn。cn)2004年11月26日《浩荡大湖》报道。

　　The Further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the Evolution of Dongting L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