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的从军行，从军行王昌龄

王昌龄的从军行篇1

　　从军行的诗意：从军行全诗写士子从戎，征战边庭的过程和心情，从而表达了国家有事，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和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

　　《从军行》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组诗作品。这首诗表现战士们为保卫祖国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

　　王昌龄，唐代诗人。字少伯，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一作太原（今属陕西）人。开元十五年（727年）进士及第，授汜水（今河南荥阳县境）尉，再迁江宁丞，故世称王江宁。晚年贬龙标（今湖南黔阳）尉。因安史乱后还乡，道出亳州，为刺史闾丘晓所杀。唐代著名边塞诗人。他擅长七言绝句，作品多写边塞、送别，气象雄浑，情意隽永，语言精炼生动，音律铿锵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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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龄的从军行篇2

　　关键词： 盛唐边塞诗 思想内容 技巧

　　每次在课上读起边塞诗，总有一两位男生跟着吟诵。的确，我也和他们一样喜欢边塞诗。一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道出了将士的赤子之心；一句“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啸出了壮士的豁达情怀；一句“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萄入汉家”，叹出了战士的悲凉人生。边塞诗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我们去品味、去思索。

　　边塞诗从汉魏六朝时期开始发展，到盛唐时到达高峰。高中阶段所碰到的边塞诗大多是盛唐时期的，所以我们以盛唐边塞诗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边塞诗歌往往是多种情感的载体。以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为例，七首诗有对亲人的思念，有对将士凄凉生活的感叹，也有对将士英勇的歌颂。可见边塞诗的思想内容是很复杂丰富的，这给学生把握边塞诗的思想内容增加了难度。高考中多次出现边塞诗，思想内容正是其考查的重点。如何把握边塞诗的思想内容？我提一些看法。

　　一

　　想要把握边塞诗的思想内容，首先要弄清楚一个问题：盛唐时期边塞诗为何会繁荣？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诗人为何要写边塞诗？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现在所推崇的边塞诗多半是盛唐时期的。盛唐时期，国家幅员辽阔，国界线漫长，戍边将士众多，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盛唐时期，文人普遍有着建功立业的思想。如何建功立业？作为文人，首先得弃笔从戎，这就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人才储备。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最能说明问题。为什么要写边塞诗？答案很简单：文人看到部队中的生离死别，看到大漠边关的壮丽之景，想到千里万里外的闺中爱人，心中就有了感触，就想写出来。所以，研究边塞诗的思想内容，就是研究边塞诗的作者在那个时候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触。

　　二

　　想要准确把握边塞诗的思想内容，我们还需了解边塞诗的思想内容是如何分类的。边塞诗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思乡怀人类

　　文人离开家园，奔赴边关，时间依旧，难免思念家中亲人，于是就借助诗歌表达出来。例如王昌龄《从军行（其一）》：“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二）歌颂赞美类

　　文人初到军营，看到武人的豪放豁达、笑谈生死，难免心生敬意，于是借助诗歌赞美一番，就很自然了。例如王昌龄《从军行（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三）寂寞愁苦类

　　边关生活枯燥，且时时处于危险中，身体上的疲劳、精神上的紧张让脆弱的文人开始感慨边关的生活。例如王昌龄《从军行（其七）》：“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

　　（四）忠君报国类

　　古时，忠君报国的思想支撑着戍守边关的将士。这些人誓死保卫边疆，值得歌颂。诗人就用诗歌赞美他们，例如王昌龄《从军行（其六）》：“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

　　（五）其他

　　还有控诉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抒发怀才不遇之情的等，不一一细说。也有些边塞诗思想内容复杂，一首诗中往往包含多种情感，大家需要注意。这样，在了解了边塞诗思想内容的分类后，我们在鉴赏时就能对号入座进行分析了。

　　三

　　在分析边塞诗的思想内容时，我们还应掌握一些小技巧。这样便于我们快速准确地把握该诗的思想内容。

　　（一）抓住关键词

　　例如柳中庸《征人怨》：“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该诗题眼为诗题中“怨”字。抓住这个“怨”我们就能很快地把握该诗的思想内容了：怨年年岁岁频繁调动，怨时时刻刻练兵备战，怨气候酷寒，怨景色单调。

　　（二）抓住意象

　　边塞诗中经常有边关景色的描写，会有一些能寄托情感的意象，我们可以抓住这些意象去分析，把握该诗的思想内容。例如王昌龄《从军行（其五）》：“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诗中狂风、尘土、昏暗的天色、半卷的红旗营造了一种战事欲来的紧张气氛，为后文写到生擒敌首做了铺垫，也为抒发得胜后的激动高兴之情做了铺垫。

　　（三）知人论世

　　在把握诗歌思想内容时，作者的人生经历和诗歌的创作背景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王昌龄是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他曾经被贬至边塞多年，在这段岁月里，他用诗人的眼光审视着边关的种种生活，从各个方面去挖掘守关将士的内心。正由于他贴近将士，关注将士的生存，因此他的诗流露出的便是将士的真情。我们在鉴赏他的边塞诗时，就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这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思想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四）了解创作背景

王昌龄的从军行篇3

　　关键词：英雄气魄；仁者心怀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3-292-01

　　唐朝经“贞观之治”和武周改制，到开元盛世已成为国力强盛的泱泱帝国。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边疆，开元天宝年间，边疆征战频繁。由于国力强盛，使唐王朝在战争中占有明显优势。同时，为激发将士征战疆场的勇气，唐对边将的赏赐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战争的胜利和国力的张扬，加上立功受赏、授官升迁的诱惑，使许多诗人投笔从戎，希望“功名只向马上取”，这为边塞诗的产生和繁荣提供了深厚基础。

　　在众多的边塞诗人中，如崔颢、王维、张谓、岑参、高适、祖咏、李白、李颀、王之涣等，都有过从军入幕或游历边塞的经历，王昌龄也毫不例外。王昌龄于开元十五年及进士第，躬逢千载难遇之盛世，对“盛明今在运”的认识和“乘运共跃鳞”的愿望，使得诗人抱着承运而起、建功立业、为国效劳的人生理想去探索人生。他常以班超、傅自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后汉书 班超》。“孤舟未得济，入梦在何年？”这种急切求得功名的心情使他不甘再做“潜虬且深蟠，黄鹄举未晚”（岑参《送王大昌龄赴江宁》），像当年许多文人一样，抱着“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的英雄气概，在中进士前后，游历西北边地，写下了大量的边塞诗。

　　这些边塞诗中，诗人一方面以奔放狂热浪漫侠气和豪迈粗犷的英雄气魄去热情讴歌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及将士们报效祖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险的乐观精神，另一方面，又以悲悯的仁者心怀去关照久戍思归的征人和独居深闺的军眷无尽的思念与孤寂。所以，王昌龄的边塞诗中，一个主题是歌颂保国安边的英雄气魄，另一个主题就是满怀同情地抒写远戍战士怀乡思亲的忧愁和痛苦，这两个矛盾的主题互为交融，共同突出一个主题：出征战士思念故乡和立功报国两种心情的矛盾，并从矛盾心理的刻画中突出展示战士的全部生活和精神面貌，他们的欢乐追求忧愁和痛苦，并始终洋溢着昂扬向上的盛唐精神，这也是王昌龄不同于其他边塞诗人的特点之一。

　　“少伯塞上诗，多能传出义勇。”（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一）。像高岑一样，王昌龄的边塞诗中，诗人也以奔放狂热的浪漫侠气和豪迈粗犷的英雄气魄去热情讴歌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及将士们报效祖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险的乐观精神。如他被列为七绝之首的《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诗中久远辽阔苍凉的时空背景，暗示了战事的频繁和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同时后两句的一个假设也含蓄、巧妙地表现出守边将士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气概。其中最典型的还是他的《从军行 七首》（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首诗通过长云雪山、孤城、黄沙边地景色的描写，把戍边将士对边防形势的关注、对自己所担负的任务的自豪感与责任感以及戍边生活的孤寂、艰苦之感都淋漓尽致的展现，“百战”至“穿金甲”更是写尽了战争的艰苦频繁、战斗的惨烈及戍边时间的漫长，从而使迸出的“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言壮志越发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表现了戍边将士“男儿本自重横行”的大丈夫气概和保家卫国、廓清边纷的雄心壮志，从而凝成战斗豪唱。

　　战争是关系生死存亡的残酷事实，对个人而言可凭无畏勇气，无视生死地肯定“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的执着，然而“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后面隐藏着多少父母妻子永恒的思念与绝望，所以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与同情心的诗人，王昌龄并非一任性情率意而行，让英雄气魄激越狂热地奔腾宣泄，一旦诗人从现实出发，游历边地，亲眼目睹“一将功成万骨枯”（曹松《乙亥岁二手》）的残酷，王昌龄不免要从“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不暇思索的狂热到循理内省的沉思，从而对戍边的证人、独居闺中的军眷甚至交战的对方真诚流露出同情悲悯的仁者心怀。

　　面对连年的战争，久戍不归的将士难免有思乡怀亲的哀伤和失却战友的痛苦，但同时又有着廓清边患的责任和担当，对这种矛盾心情的抒写，是王昌龄许多诗歌表达的主题，体现着诗人对戍边者的人性关怀。如《从军行 七首》（二）：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这首诗中“怀土思亲”的别情、“久戍思归”的边愁、“边患未平”的边离、建功边塞的雄心和对于现实的忧愁及对山川风物的热爱等都在这短短四句诗中包括，充分表达了征戍者的复杂的内心世界。

　　王昌龄边塞诗中另一种从边塞经验中体会出人性之不忍的温情的是感人之深的军眷闺怨诗。如果说王昌龄笔下那位“春日凝妆上翠楼”的“闺中”“悔教夫婿觅封侯”的“闺怨”尚是她自己造成的，而另一些闺怨诗却来自边关血战的无情拨弄，是独处幽闺的思妇所不能把持的。如《从军行 七首》（一）：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王昌龄的从军行篇4

　　呕心沥血为养财

　　新疆和平解放之初，包括进疆的中国人民第二、六两军和由三区民族军改编而成的中国人民第五军，以及由驻疆的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中国人民第二十二兵团，官兵总计达20多万。当时，为了不给经济落后、物价飞涨的新疆地方增加负担，在1950年上半年以前，甘祖昌总是乘坐飞机，每月从迪化（今乌鲁木齐）到北京往返一次，将中央支援新疆的银圆运回来，以保障部队的各项开支。每当他望着那一箱箱白花花从中央银库里紧缩而来的银圆时，心里就很不是滋味。而要尽快摆脱这种吃“皇粮”的被动局面，除了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部署广大官兵挺进天山南北开荒种地以外，还应想方设法广辟财源。于是，在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司令员、政委王震的精心筹备下，以新疆军区第一参谋长张希钦兼主任委员的军区直属部队供销合作总社（以下简称“军人合作社”）于1950年4月23日正式成立。

　　不久，足智多谋的王震又有了新的设想。有一天，他在同甘祖昌谈到如何养财聚财的问题时说：“改变经费拮据的局面，只有把合作社办好。要办好合作社，只得集众力于一事。这就是靠大家省吃俭用，把节余下的钱存入合作社。一个人存一点，人多了，存的钱也就会积少成多。我们拿这些钱就可以买机器办工厂。到那时，建设新疆就有了经费。指战员也有了成家立业的基础。”

　　甘祖昌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王震那亲切而又睿智的谈话声依旧回荡在耳际，感到心胸敞亮。他情不自禁地捧起那本十分熟悉的财务账簿，凝视着那一串串密密麻麻的数字想到，目前在合作社的股金中，公股高达90%，个人股很少，如果发动全体指战员积极参股，就会产生“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效应。主意已定，于是他便将财政科长王化明等找来，欣喜地对他们说：“部队要普遍成立军人合作社的报告已经批准，这可是‘未战养其财，战将养其力’的大事。我们办合作社的方针是生产为主，供销为辅。目的在于节约储蓄，积累资金，为指战员服务，为新疆经济建设服务。你们赶快把王司令员批准动用原来一兵团的家底――黄金11000两，按部队后勤供应实力分配下去，与此同时，将一部分供给经费通过军人合作社积累起来。1950年全疆部队人均按50元（第二套人民币）投入合作社，总计1000万元。这些就是我们开创军人合作社事业的基金。”

　　迪化、伊犁、塔城、奇台、吐鲁番和焉耆很快就建立起6个分社，各部队所属团以上单位也相继成立了军人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其网络几乎遍及全疆。与此同时，甘祖昌还组织制订了合作社管理办法，下发到团以上各有关部门严格执行，使这项工作更趋制度化、规范化。

　　由于军人合作社实行公私兼顾的原则，故而在生产红利的分配中能够切实做到公平合理，其中40%为生产者（社员）所有，其余为部队所有，既使部队自给，又让个人得利，可谓一举两得。其个人所得，或自己留用、邮寄回家，或存储合作社，可自行决定。从而使分散的个体经济，逐步向集体经济转变，其生产规模和经济效益蒸蒸日上。至1951年底，各级合作社总数达121个，社员达143714人。下属经济实体单位593个，职工达5060人（内含干部2086人，战士2479人），其中门市部12个，运输单位2个，医药经营2个，货栈1个，手工作坊工厂459个。各级合作社的经济实体包括手工业作坊、煤矿、盐场和牧场等，直接生产并销售、供应产品。次年，根据中央《关于整顿新疆财经工作的指示》，在新疆军区移交新疆省的折价总值26254万元人民币的工农牧等各项事业的固定资产中，军人合作社的资产折价即占1300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新疆八一钢铁厂、新疆七一棉纺厂和苇梁湖电厂等在内的一大批固定资产，构成新疆现代化工业的雏形和基础。

　　为了合作社事业的发展壮大，甘祖昌整日东奔西走，早出晚归，以致警卫员、司机老是在背地里嘀咕：“甘部长啥时候才能歇一会？总是没夜没日地忙。财聚够了，这台车也报销啦！”

　　“张英明政委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如此，我哪能让他一个人操劳？不这样，合作社哪有东西卖？没有了商品，哪来的钱！”对于手下人的“意见”，偶有所闻时，甘祖昌就笑眯眯地这样解释。

　　1951年1月30日，正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的隆冬季节。这天深夜，当甘祖昌冒着纷飞的大雪，乘坐吉普车到军区一个合作社检查落实完工作返回迪化时，由于敌特事先将归途必经的一座桥破坏了，其痕迹为大雪所掩盖，故而导致吉普车翻下河沟，甘祖昌的上腭骨和嘴唇被撞裂，头部受重伤，鲜血洇红了一大片白雪。

　　在医院里昏迷了一天一夜的甘祖昌，一经抢救苏醒后，就伸出手去抓床边的电话――他想挂“军区后勤部”，但却发不出声。特护护士情急之下一把抢过电话：“甘部长，您是重伤，千万动弹不得，刚有一点转机，怎么能这样活动呢？”

　　不久，甘祖昌的病房就成了他的临时办公室。8个月后，他头部的外伤虽然痊愈，但因战争年代他的脑部曾两次受到枪伤，这次又被震伤，故而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弄得他常常头痛头昏，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以致不得不一次次地被送进医院。军区考虑到他的健康，便强行安排他去内地疗养。在内地，每当他看到热火朝天、蓬勃发展的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时，就总是难抑激情：“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多么需要共产党员啊！我怎么能静静地休养呢？”为此他一再急切地要求恢复工作，军区不批，他就直接找老首长面谈。王震建议他到农场去种点果树，干点轻微的活儿，以利于身体康复。

　　甘祖昌恳切地说：“在新疆部队农场劳动是好，就是在农场工作的人，都是过去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他们会对我照顾太多，结果什么劳动都搞不了。还是回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好。”此后，他在1955年至1957年间，三次向军区党委申请要求解甲归田，返回故乡江西莲花务农，最终于1957年7月得到批准。

　　钱粮大战巧运筹

　　新疆的农业生产力本来就很低下，加之投机商们乘机囤积粮食，大发横财，致使和平解放之初，新疆地方的粮食供求矛盾更加突出。尽管新疆军区后勤部多方没法，甚至从外省购进，但驻疆部队仍一度面临着断粮的威胁。与此同时，迪化居民也陷入同样的困境，当时地方粮库（店）的储量，仅够供应3天。迪化以少数民族市民居多，其社会稳定是一个事关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大问题。为此甘祖昌经请示王震同意后，将市民不习惯食用的高粱面全部按市场销售价收购，然后分拨给军区司、政、后机关和军区直属部队食用，同时将已供应部队的仅有的面粉，全部收回上交迪化粮食部门，向市民销售，由此缓解了市民供应的燃眉之急，赢得了民心。

　　为了缓解粮食紧张局面，按照王震的部署，甘祖昌组织了4个工作组深入北疆产粮区调查粮源，并清理出原仓库的存粮。他亲率其中一个工作组，或骑马或徒步，顶风冒雪、走村串镇，历时20多天，终于摸清了粮食、畜产品的分布情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就地借购、换粮的办法：一是向巴依（指地主）借粮；二是以货易货，用茶叶、布匹与老百姓换粮。此计为王震等军区首长首肯，军区很快就派出400人的购粮队进驻北疆的沙湾、绥来（今玛纳斯）、景化（今呼图壁）、阜康、吉木萨尔、奇台等地，征粮562万公斤，换粮100万公斤。甘祖昌还专门从苏联购进500辆载重汽车，承担从南疆产粮区往北疆调运粮食的运输重任。通过上述一系列努力，初步稳定了全疆的粮食市场，保障了驻疆部队和新疆各族人民的粮食供应，使一些敌特、反动分子“只要控制了粮食，就能置共产党于死地”的幻想归于破灭。

　　1950年3月，因新疆各级地方政权和国营贸易部门尚不健全，人民币还无法进入市场流通。为此，驻疆部队奉命担负起人民政府一时还无力去完成的工作，要在稳定金融、平抑市场方面发挥作用。作为新疆省和新疆军区财经委员会成员，甘祖昌在王震的领导下，精心组织了新疆当代财政史上的一场重大斗争。他派人将中央援助新疆的5汽车银器首饰送入铸币厂铸造成银圆，同时又从军区仅有的机动银圆中挤拨出47万块，把两者计49万块银圆分配投入到迪化和喀什两个地区，发起了一场打击破坏非法金融活动的“银圆大战”。

　　这一天，所有“参战”人员一律着便服，扮作商人、伙计和普通市民，提着塞满了银圆的鼓鼓囊囊的提包，来到迪化的南门马市和位于现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处的市场上抛售银圆。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当投机商们高喊着“银圆涨价了，每块售新疆币82元，每两黄金兑换银圆价92～120元”时，“参战”人员便与之针锋相对，奸商涨价，他们就降价，致使每块银圆最后跌为30元，彻底将奸商击垮。然后，甘祖昌建议由省政府通告，明令禁止金条、银圆在市场上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同时规定将人民币和新疆币作为新疆在过度时期的合法货币。尔后再逐步收兑新疆币，最终使人民币成为新疆的唯一货币。这一措施被采纳后，效果很好。

　　节衣缩食度难关

　　1950年4月的一天，在军区后勤部的一个简陋会议室里，正在召开一个由军区后勤部、财务部和供给部等有关负责人参加的联合办公会议。会议首先由甘祖昌向王震作汇报，他说：“现在，我们供应不足，经费困难。需要勤俭办一切事业，节省为本，尽量使用有限的军费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我就改革被装供应做过精确的计算，还到被服厂详细了解过军服用料情况，连一套衣服要用多少棉线，怎样裁剪省布料，我都做过计算。因此，我琢磨了一下，全面实行节衣缩食的‘缩减法’：除了粮食执行军区已经规定的节约指标外，被服也要实行节约。”

　　他心情有些沉重地“唉”了两声，又继续说道：“我们的布匹很困难，我想请求改变军服制式，军衣口袋4个改为2个，衬衣领子上的翻领去掉；鞋子、帽子不用里子，能继续戴的就不发新的。这样，按20万件计，衬衣节约布10万尺，单衣节约布30万尺，合计40万尺，每尺以最低价按第二套人民币0.2元计，总计可节约折款达8万元。然后，加上节约的口粮、菜金、马秣和杂支、办公等项经费，总计人民币1800万元。全疆部队人均节约91.2元，可存入合作社，作为发展资金和个人家务（股金）。关于劳改犯人服装问题，以节约、实用、牢固为原则，冬服为黑色，去掉衣领，加厚肩垫；夏服为白色，短袖和裤衩，是非常醒目的标致服装。这就是所谓‘审度量，节衣服，俭时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的办法。”

　　“哈哈，太好了，这个办法好！”王震禁不住兴奋，爽快地拍板道：“就这么办，军服改变式样的问题，我向中央军委报告。”

　　当会议论及军服制式改革的具体问题时，甘祖昌认为关键是要抓好军区被服厂和皮革厂的生产。听了军区后勤部主管被服厂工作的郭维城的汇报后，大家深切地感到，因被服厂纪律松懈，忽视了工人教育，从而出现了生产严重受影响的不良状况。为此，甘祖昌皱着眉头说：“‘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在于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我率工作组到被服厂去！”

　　经过工作组实地调研，甘祖昌决定在该厂严格实行8小时工作制；改供给制为薪金制，计时计件，按劳分配；建立党团组织，通过大量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入团，以切实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成立工会和工厂管理委员会，通过民主管理工厂来进一步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增强其主人翁责任感，并强化职工中原起义人员的阶级教育，以我党我军的基本政策来教育改造他们。通过建立健全并创新工作机制等一系列努力，被服厂的面貌很快就焕然一新，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

　　为了节约每一块布料，甘祖昌呕心沥血。他亲自和被服厂的缝纫师傅们一起，按照军服改变制式的既定方案，比比画画，画了又改，改了又画，边算边改，边改边算，直至求得充分节约布料和利用布料的最佳方案。每当缝纫技师们的裁剪方法与他的意见相左时，他总是耐心解释，以理服人。有一次，他拿出一块布料，让几个缝纫技师照他的裁剪法裁一顶解放帽。技师们在比画了一番后，质疑道：“甘部长，你这块布料，哪里够裁一顶解放帽的！”

　　甘祖昌不慌不忙地拿起缝纫尺、画粉和剪刀，在那块布料上一勾一画之后，几剪刀就裁出一顶解放帽来，令缝纫技师们心悦诚服。

　　对于工人的聪明才智，甘祖昌一经发现总是给予充分肯定，并为其提供充分施展的平台。裁剪技师孙永福精打细算，裁剪20件皮大衣，能节约7张皮子。这笔账一经细算，甘祖昌便兴奋异常。于是一个“推广孙永福裁剪法，再掀起生产热潮”的活动便在军区被服厂、皮革厂等全面、深入而又持久地开展起来。

　　妙解官兵婚姻事

　　1952年5月的一个午夜，正在办公室里翻阅着驻疆各部队工作简报的王震，又看到一些有关基层大龄官兵因婚姻无着而不安心长期扎根边疆问题的反映。他的心情又沉重起来。沉思良久之后，他打电话叫来了甘祖昌。

　　“我遇到了进疆以来的第二大难题！”甘祖昌刚一进门，王震便说道。

　　“什么难题？”甘祖昌笑着问：“和平年代还有什么难得住司令员的事？”

　　“第一大难题，20多万人的吃穿问题，我们开展大生产已得到解决。这第二大难题，就是20多万指战员的婚姻大事，也该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近两年虽然进疆不少女兵，但仍未形成半边天。营以下干部和老战士大都还未成婚。尤其是老战士年龄偏大，对象很难找。已成了影响部队建设的难题。这可是稳定军心的大问题，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新疆站稳脚跟的大事情。你说我这个司令员怎能不操心？”

　　“这事情急不得，下面有的部队在实行‘组织介绍’、个人同意、上级批准的婚配方式，实在行不通。那会形成包办婚姻。我曾听到曾涤副主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说：有位湖南女兵，组织把他介绍给一位老干部，因为年龄相差大，女方不同意，婚后的洞房花烛夜，本应是甜甜蜜蜜的夜晚，新娘子却以泪洗面，和衣而卧，把自己的被子也缝成‘睡袋’，来防御丈夫的‘入侵’。爱情这东西，是组织解决不了的。现在更不能组织说了算。”甘祖昌洞幽烛微，侃侃而谈。

　　“你说怎么办？”王震一脸虔诚地请教道。

　　“要按婚姻法办，对于年龄偏大的老战士，要特殊关照。组织介绍虽可取，但不能搞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而必须坚持自愿，重在思想工作。听山东籍战士说，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那里战斗残酷，留下不少寡妇，从二十几岁到四十岁的都有。我们不妨到山东招募一批妇女来疆。这样不就解决大龄官兵的婚姻问题了吗！”

　　“哈哈，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招呢！”王震面露喜色，继而又凝视着甘祖昌严肃地说：“不过搞对象，解决婚姻问题，要以政治为基础。我们共产党人，要讲志同道合，首先考虑的是革命立场是否坚定，政治觉悟是否高，思想作风、道德品行是否好，一句话‘政治条件要好’！可我哪能准备那么多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呢？”

　　“这有先例，在南泥湾大生产中，、朱总司令不是说过，娶一个地主的女儿做媳妇，那有什么不好的，若连一个地主的女儿都改造不好，还算什么共产党人！现在全国大陆已经解放了，大批大批的女性参军进疆，我们再从山东农村招一批大龄中青年寡妇，这问题也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