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论文，改革开放论文

改革开放论文篇1

　　改革开放，为加强国民经济科学管理和国际经济对比的需要，我国对产业分类和国民核算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确认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的生产性质，推行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改革直接影响了财政收支的经济性质，并对财政理论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变化，进一步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下面拟就有关理论问题作一些研究探讨，不当之处，恳请专家学者给以批评和指正。

　　财政学史中众多理论存在源于生产而又轻于生产的不足

　　本文传统财政理论的创立者，公推亚当·斯密。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就国家的支出、赋税、国债等问题作了阐述，提出了平等、确定、便利和最小费用的税收四原则。亚当·斯密的财政理论在资产阶级财政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财政学之父”。

　　之后，萨伊、李喜图等经济学家对财政理论都作了深入的研究。19世纪下半叶，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瓦格纳推出了代表巨著《财政学》，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财政学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财政学奠定了基础，对以后西方的财政理论和政府的财政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1928年，福利经济学派创始人庇古，根据他的福利经济学原理，认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愈好，国民收入分配愈平均愈好，他把财政视作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重要工具。庇古的福利财政理论把财政学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本世纪30年代，传统财政学让位于现代财政学，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干预经济，成为这一时期财政理论的主旋律。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供给学派、货币学派提出了与凯恩斯学派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

　　作为区别于传统财政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公共产品、公共选择成为现代西方财政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穆斯格雷夫等财政学家都在这个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因为深刻地剖析了决定税收水平和支出水平后面隐藏的政治背景，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其基本内容主要源于三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阶级学说、国家学说等。(2)我国传统的理财观念和文化背景。(3)前苏联模式。

　　财政理论诸学派中居主流地位的是“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其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持这一观点的著述把财政定义为国家依靠其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强制地、无偿地占有和支配一部分社会产品，以满足和实现其自身职能的需要，从而由整个社会产品分配中，独立出一种由国家赁借政治权力(公共权力)直接参与的社会产品分配。

　　持“剩余产品决定论”者不同意国家赁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观点，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作为社会扣除的现成形式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财政分配得以发展的因素，且所有权和社会扣除是决定因素。

　　“社会公共需要论”认为财政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所采取的分配形式。还有“再生产决定论”等等，各自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财政的范畴。

　　上述诸观点中，“国家分配论”的观点已被国内绝大多数财政学教材所采用，财政分配的强制性、无偿性被界定为财政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财政的作用概述为社会主义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中，调节、控制、反映、监督财政收支和国民经济各方面的运动，具有分配职能、调节职能和监督职能。

　　综上所述，历代经济学家都关心和研究财政问题，并对财政理论、财政本质作了很多创造性的论述，大大促进了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诸财政理论包括福利经济理论、公共需求理论、国家分配理论等等，观点各有不同，有的差别很大，但它们也有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财政来源于生产——剩余产品或国民收入，依靠国家权力，通过税收等方式取得财政收入，实现各自的目标和任务——满足国家需要、均等分配收入、实现公共需求等等，而轻于或疏于研究财政与生产发展的直接联系。这在现代生产大分工、大协作、第三产业大发展的情况下，显然存在欠缺和不足。财政收入来自三次产业的创造，而财政支出也主要用于三次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部门的发展。三次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则是财政收支的本质所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应该成为财政学的基础性理论，国家权力只是方便履行其职能而已。下面分成几个问题作进一步阐明。

　　M之中存在Mc，是改革开放对剩余价值和财政理论的重大发展和推进

　　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物质生产观点，只承认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货运业的生产性，号称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国民核算制度规定只对五大部门的活动成果计算产值，对于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医疗、生活旅游和国家管理等部门，统统是非生产部门，不作为生产活动，采用MPS国民核算制度，对它们规定不计算产值，作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处理，这对比西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核算制度SNA存在极大的不同。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深感物质生产观点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对比的需要，决心改革，确认上述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来的生产性，称为非物质生产部门，并多方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逐步改变了我国原来第三产来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落后状况，取得十分可喜的成果，下面是我国和几个国家的历史对比材料。

　　第三产来占国民经济的百分比

　　国家519901991-1994间的一年

　　中国21.428.531.331.8

　　美国58.954.057.661.363.9

　　日本47.254.455.855.557.6

　　英国52.455.057.162.966.3

　　摘自《世界统计年鉴》199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相应地，经过国务院的批准，我国国民核算制度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引进了联合国制定的国民核算制度SNA，拓宽了国民经济核算的范围，对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活动，统统作为生产活动，并计算产值，这是一个巨大的改革和变化。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基础环节拓宽了，其他再生产环节——分配和使用，也必须相庆地变化。根据三方等价原则，国民生产=国民分配=国民使用，即生产量、分配量和使用量应保持相等。同样，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生产范围划在哪里，产值指标主算到哪里，中间

　　消耗和最终使用也算到哪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原始收入和派生收入就在哪里分界。”现在生产范围拓宽了，由物质生产扩大到包括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分配和使用的范围也要相庆地扩大。过去对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生活旅游、城乡交通和国家管理等公共产品的部门，统统不作为生产部门、不计算产值，当然不能算使用。现在不同了，处了产值就要算使用，用于正常生产的臬中间消耗，用于人们消费积累的算最终使用。也就是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因为生产需要

　　享用公共产品(或称为公共服务)就要作为中间消耗，并应给以相应的报酬。这些报酬应该和生产耗用的原材料、零配件一样，作为C，计入企业的生产成本。但对这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报酬，例如安全服务、城乡交通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国家管理服务等，都不好直接计费，很难直接支付。世界各国都采取税收的形式，向财政税务部门缴纳，再由财政给上述公共服务部门拨款，作为“再生产”之用。税收是剩余价值M的组成部分，因而原来剩余价值M中的相当部分，在此已经不是什么剩余了，而是企业享用公共服务的一种报酬和费用。对公共服务支出这种形式上为M而裨上为C的支出，我们称之为Mc，数量很大，但内容复杂，除了为生产服务外，还有相当部分是为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服务，难以计处，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只好冒扩大国民收入总量的失误，作“政府消费”或“社会消费”外理。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在美国有国民收入之父之称的S·库兹涅茨早期的计算，在许多国家其扩大数占GDP的8.1%，并有逐步增加的趋势，①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和比例。

　　财政收支一般都讲是剩余产品、剩余价值或国民收入的一种分配，而Mc实质上是一种费用支出，是一种偿付，是成本开支中的C，从性质上它不属于国民收入的内容，因而国家分配理论、福利经济理论、公共需求理论等所讲的内容，与此不相符合，也就是扩大生产范围、对公共产品部门计算产值以后，改变了原有财政收支的经济性质，从而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并且显著地表露出了原有诸财政理论观点存在着偏颇和不足。

　　国民经济包括无以计数的部门和单位，彼此实行社会大分工、大协作，保证社会再生产正常而有秩序序地进行。只有实行大分工、大协作，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企业的正常生产，取得盈利，建筑在其他众多企业大分工、大协作的基础上。否则，离开社会的分工协作，离开公共服务部门的支持，包括安全服务、交通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国家管理服务，生产马上就要停顿，处于瘫痪之中。企业享用各种公共服务，就要给以报酬，不给报酬，公共服务部门就无法存在下去。为了保证社会大分工、大协作，保证社会生产正常有序地进行，一如前说，企业采取“纳税”的形式加以支付，形成纳税双方的收支往来的。经济联系，通过对公共服务部门的经济往来剖析，可以使纳税、收税者双方取得下面的共识：

　　(一)任何一个生产部门和单位，都享用了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凝结了公共服务的劳动，需要给以相应的服务报酬，作为成本开支中的C，公共服务不便直接计量和支付，一般采用税收的形式，使得M之中存在M。

　　(二)公共服务部门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有关部门劳动投入的成果，必须得到报酬或补偿，否则公共服务就要停顿，社会再生产就不能进行。

　　(三)公共服务部门应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促使各企业更好地发展，进一步降低中间消耗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有了上述三点共识，对于收税和纳税者双方，可以起到良好的推动和协调作用。

　　对于纳税者，各企业了解自己之所以能顺利生产，是因为享用大量的社会公共服务，他们的产品和盈利中，凝结了公共服务部门的劳动，不能无偿占有，应该给以相应的补偿。得之于众，还之于众，从而会大大减少纳税者的心理矛盾和阻力，心诚意服地纳税。

　　对于收税者，有了上面的认识，确认收税主要是对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报酬，不是对企业外加的额外负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纳税者收税，并且和各种逃税潜心税的行为作斗争。(当然，税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再分配的份额)。收税是对过去，用税即拨款是对未来，国家财政要进一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办教育、办科学、搞好国家管理，发展社会公用事业，为一二三产来的发展，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提供更好的硬软环境和条件。

　　既如此，财政的收支与社会生产密切相联系，财政理论研究就应该反映这个实际，并进一步促进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此，国家分配论、福利经济论和公共需求论等等，都无法说明财政收支的上述主体内容，只反映财政收支的一部分内容，不能以偏概全。一二三次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则形成了财政收支和财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点，作为理论建设来说，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是基于改革开放、基于扩大生产范围，大力发展第三产来产生的，一句话，改革开放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

　　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一方面作为商品二因素中的“价值”，始终和商品的“使用价值”联系在一起，它代表着无以计数、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劳务；另方面，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主要是指创造剩余价值，同等劳动在同等时间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的产品，也就是提供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讲财政学以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作为基础理论，就是讲财政理论研究不能就财政论财政，或者是仅仅考察社会福利、公共需求、国家凭权力分配国民收入等等，而是要把财政收支立足于生产，优化资源配置，落实在生产的发展上。生产发展，财源扩大，使财政与经济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当然，财政还有基他职能，如公共积累、社会福利等等，但均应以生产为中心，使财政收支建立在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上，并且对财政工作和财政理论建设，赋予更为重大的任务和使命。

　　优化资源配置，赋于财政部门以更为重大的任务和使命

　　资源有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资源乃是最重要的资源。有了财务，通过各类市场，可以雇请劳力、购买生产资料，以及租购各种自然资源，以弥补其他资源的配套和不足。财政部门职司财务分配，对国家资源的分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财政部门决不是单纯的管收管支，平衡预算，崦是要立足于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以优化资源分配，协调经济关系为己任，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劳动更好地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也就是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财政部门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任务和使命，要求在如下几方面发挥其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一)发挥对经济增长和产来结构的调节作用。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税收，商品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税率提高，税额啬，企业收入会相应地减少。财政集中的财力除了作为公共服务的报酬外，还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短线产品或关键产业，对比留给企业安排和支用，结果自然不同，影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

　　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比例起调节作用。因此，如何确定税种和税率，以什么方法计证，要不要采用累进制或采用什么标准的累进制计征，其中大有学问。税率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用很大而且更为重要，要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各方，以国民经济为整体，瞻顾发展前景，加以研究和确定。应该看到，我国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比过去大大地降低了，国家可以运用的财力，特别是用以解决重点项目、克服薄弱环节、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能力，已经明显地降低了。这要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从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优化资源配置、协调产业关系、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来综合加以研究和确定。

　　(二)发挥对公共服务部门规模结构的优化作用。作为公共服务部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社会治安、城乡交通和国家管理等部门必须有一个合理合适的规模结构，而且会随着经济技术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社会不稳定，安全无保证，一切生产再生产都夫法顺利进行。现代高科技，教育是基础，必须把科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实行科教兴国，但都不能脱离现有的经济技术基础。财政拨款，大增小增或者减少，优化资源配置，使公共服务部门保持合适的比例，这要求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现有基础和发展前景有着充分的了解，统筹兼顾，科学安排，从而使财政

　　拨款建立在促使各公共服务部门优化资源配置，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提供更好硬软环境的基础上。

　　(三)发挥对生产发展与社会保障的协调作用。发展生产，满足需要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由此产生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在经济学中一直是很难解决的课题。发展生产必须讲究效率，满足需要要求注意公平，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二者是矛盾的统一。在不同经济技术条件下，有不同的比例标准，过多过少都不好，要求财政部门发挥其必要的协调作用。企业财务属于企业范围，但众多财务制度是由财政部门制定的，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收入分配。财政部门集中的国民收入，一部分也用于社会福利，应该统盘安排，发挥其协调作用。在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一部分国有企业效益低下，长期存在亏损，需要财政补贴或抵消财政收入，显然是不正常的。但事关职工的基本保障、起码的生活条件，又非开支不可。不正常的情况不容许长期存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财政对生产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协调能力，一定要通过企业改革加以彻底的解决。

　　三大作用都直接联系到财政的优化资源配置，把有限的财务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但要了解，所有收支都不能仅看数量，不盾质量，质量更为重要，并直接影响数量。一个部门高质量，以较少的人办较多的事，而且办得很好，对财政十分有利；而另个部门低质量，拨款虽多，但人浮于事，而且挥霍浪费，效益低下，直接影响财政对优化资源分配功能的发挥。应该说，这是财政工作最大的不幸。为此，财政必须把部门单位的质量考核和讲究效率放在首位，并且有法律保证，加强法治，革除不正之风，才能使财政部门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理论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并指导实践。伴随改革开放对财政工作提出的新课题新任务，必然会推动财政理论体系的相应发展，特别是关于社会劳动创造价值、财政收以性质改变的内容；调整结构，建立与财政实践相配套的新财政学理论体系。お 

改革开放论文篇2

　　　　1 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回顾

　　始于 1978 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已经走过了 35 个年头。过去的 35 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长足发展，综合国力显着提高、国际地位明显提升、居民生活水平显着改善的 35 年，也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与城市建设取得非常显着成就的 35 年。在这辉煌的 35 年里，我国城镇人口由 1978 年的 1.73 亿人迅速增加到2013 年的 7.31 亿人，年平均增长 4.2%，城市化水平由 17.92%提高到 53.73%，年平均增长 0.97 个百分点；城市个数由 190 个增加到 2012 年的 658 个，平均每年增加 14 个；建制镇的规模不断扩大，由 2 176个增加到 2012 年的 1.98 万个，平均每年增加 520多个。

　　图 1 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水平的变化。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具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城市化进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城镇化起步阶段：改革开放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该阶段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推动城镇化发展。其特点是原有城市的吸纳和新建城市的转化速度都比较高，恢复性的先进城后城建的发展模式占主导地位，由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城市化，老城市发展比较缓慢，新城市特别是小城镇、小城市快速发展占主导地位。1978-1992 年，城镇化总体水平从 18.96%提高到 27.46%，年均提高 0.68 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之前 29 年城镇化速度（年均提高 0.25 个百分点）的 2.72 倍和世界同期城镇化速度的 2 倍（年均提高 0.34 个百分点）[1]。

　　城镇化成长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该阶段城镇化全面推进，以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1998 年 10 月，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而不再是“小城镇、大问题”；2000 年的“十五”规划进一步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将城市化提到战略高度；2002 年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可见这一阶段的城市化方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跳脱出起步阶段限制大城市发展的路径。2011 年，我国城镇化率历史性地突破 50%，标志着我国已经正式进入城市型国家行列。1995-2014 年间，城市化率由29.04%提高到 54.77%，年均提高 0.9 个百分点。

　　　　2 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的成就

　　2.1 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

　　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的 30 多年的时间里。从解放初到改革开放前的 29 年时间内，我国城市化水平只提高了7.28 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之后的 35 年时间内，提高了 35.81 个百分点，是前一阶段的 3 倍多，每年平均提高 1 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人口资料数据，1980-1990 年的 10 年中，世界城市化水平提高了 4 个百分点，中国提高了7 个百分点；1990-2000 年的 10 年中，世界城市化水平提高了 3.4 个百分点，中国提高了 9.4 个百分点；2000-2010 年的最近 10 年中，世界城市化水平提高4.9 个百分点，中国提高了 13.3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的 35 年中，我国城市化水平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 0.97%，远快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历年平均 0.4%的增长速度，见表 1.

　　2.2 城市布局日趋完善

　　目前我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体系基本形成，初步形成了“655+20 000（城市和建制镇）”的框架体系。城镇集群也在逐步形成，已初步形成 4 个成熟的城镇群和 11 个半成熟的城镇群的格局（表 2）。从宏观空间看，我国城镇“大分散、小集中”空间格局正在形成，表现为与我国地理环境资源基本相协调的东密、中散、西稀的总体态势。从微观看，城市内部空间，中心城区、近郊区以及远郊县的城镇空间结构层次日益显现[2]。随着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我国“大分散、小集中”的城镇空间布局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2.3 城镇建设成效明显

　　伴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显着提高。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由 1981 年的 7 438km2扩展到 2012 年的 45 565.8km2，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由 1978 年的 6.7m2增加到 2012 年的 32.9m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78 年的 343.4 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24 565 元，历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67%，恩格尔系数由 57.5 下降到 2012 年的 36.2，城市用水普及率由 53.7%提高到 2012 年的 97.2%，城市燃气普及率由 11.6%提高到 2012 年的 93.2%，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 1.5m2增加到 2012 年的12.3m2.城市化发展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拉动了国家经济增长，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为国民积累了巨额社会财富，促进了城市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城市功能不断完善，推动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

　　　　3 我国城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过去 30 多年，虽然我国城市化发展比较快，每年上千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且目前城市化率已超过 50%，但城市化质量总体不高，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化率仅为 35%左右，同时这种传统城市化发展在引领投资需求、扩大内需及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目前，我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正面临着以下难题和挑战。

　　3.1 各省（市、区）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天然的地理优势，获得了率先对外开放的政策红利，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率先成立，一批沿海、沿江城市陆续对外开放，吸引了大量港澳台资企业的涌入，并迅速启动了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在工业化的带动下，沿海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也快速推进，吸引了本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大量内地劳动力的流入。2012 年，上海成为我国城市规模最大和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城镇总人口为 2 137 万人，城镇化率为 89.3%；北京仅次于上海，城镇化率为 86.2%，天津为 81.55%，排名第三。其他省份中，城镇化率较高的有广东为 67.4%，辽宁为 65.7%，全国城镇化最低的为西藏和贵州，分别为 22.7%和 36.4%。总之，我国城镇化水平地区差异明显，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态势。

　　3.2 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现代化进程中密切关联的两个方面。通常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基础，工业化带动城镇化，而城镇化又会反过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因此他们应该是协调并进的。判断城镇化超前还是滞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既可以通过城镇化与工业化水平的比较，也可以通过城镇化与非农化水平进行比较，还可以进行国际比较[3]。从 1950 年到 2008 年，中国的工业化一直超前于城镇化，也即中国的城镇化一直是滞后的，2009 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问题才得到基本解决。但城镇不仅是第二产业的聚集地，也是第三产业的聚集地，因此，能够综合反映第二、第三产业状况的非农化指标，也是衡量城镇化水平是否滞后的重要参照系。从产值比率来看，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一直滞后于非农产业产值比率。从非农产业就业比率来看，城镇化水平也明显滞后于非农化率。

　　3.3 行政管理体制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

　　我国城市等级与行政级别挂钩，共有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四个类别。行政级别越高，城市等级越高，从上级政府的角度会给予较多的关注与投资倾斜，而较少考虑城市本身发展的潜力与实力，使得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城市可能会因为行政级别低而受到制约[4]。目前在东部沿海地区存在一些城镇规模已经达到中等城市水平，但是从行政级别上却还是一个镇的建制。如东莞市的虎门镇和长安镇，其经济规模和人口已达到中等城市的水平，但却还是一个镇，导致它的财政、市政规划和管理不能享有城市权限，这被学者形象地称为“小马拉大车”。还有一些城市在经济上已经有趋于一体的趋势，但是在行政管辖上却分属于不同的行政主体，不能从行政上成为一体，难以有效整合与利用资源，从而造成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甚至以邻为壑。刚性的行政体制与快速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并逐步开始出现制约城市发展的弊病。

　　3.4 粗放型发展模式较突出

　　随着经济、社会及城市的发展，经济、人口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大。人口红利消耗殆尽，大气污染日趋严重，城市垃圾量越来越大，清洁水源和污水处理任务非常艰巨，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宜居城市建设的最大短板。土地资源有限，单位土地面积产出效率不高，发展空间不足，环境容量有限，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压力不断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源和环境成本缺乏内生化的长效机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树立精明增长理念，走紧凑型城市发展道路，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重大问题。

　　3.5 城乡二元结构仍未改变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长期保持在 2.5 以上，城乡收入差距成为我国区域差距的主要方面。城乡在收入水平、社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上差距比较大。城乡之间明显的二元结构及差异制约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开拓和挖掘。目前，2 亿多进城农民工尚未真正成为市民，他们的户籍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呈现出人口的不完全城市化或虚假城市化现象。未来 20 年，我国还有约 4 亿农民将转变为市民，如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并平等地享受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城市公共服务，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5]。

　　3.6 城市管理水平严重滞后

　　我国东部沿海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各类社会矛盾比较集中，城市管理体制不完善，城市管理水平还不够高。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功能、产业服务功能和高端要素集聚功能与城市化发展速度相比有不少差距。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社区服务、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等还需进一步提升，城市软环境有待继续优化。

　　　　4 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未来展望

　　城镇化的发展正在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未来几十年，我国城市化仍将处于高速发展中，将有超过发达国家劳动力总数的乡村劳动 力 转 移 到 城镇。如何从低生产力水平转向高生产力水平，这是对人类社会进程的一个巨大促进。中国的城镇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而且也决定着世界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我国城镇化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迫切需要从传统城市化道路向新型城镇化道路转型升级，加快城镇化进程，着力提升城镇化质量。

　　一是大力促进东中西部城镇化协调发展，选择一些发展基础较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的区域作为区域性城镇中心；二是加强构建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体形态的城市体系，强化城市群内城际轨道的规划和建设，实施大范围分散，小范围集聚的城镇化布局；三是着力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促进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四是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五是同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六是加快土地确权登记和土地流转，深化户籍制度等配套改革。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城镇化：前景、战略与政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

　　[2]刘勇。我国城镇化战略的演进轨迹和操作取向[J]。改革，2012，(9)：18-30.

　　[3]蔡秀玲。中国城镇化历程、成就与发展趋势[J]。经济研究参考，2011，(63)：28-37.

　　[4]陈甬军。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化研究·兼论新型城市化道路[J]。东南学术，2004，(4)：23-29.

　　[5]石忆邵。中国城市化发展态势分析与制度创新[J]。城市规划学刊，2011，(5)：31-36.

改革开放论文篇3

　　苏轼与王安石，一对政治上持不同观念的对手。他们的矛盾，始于熙宁二年(1069 年)宋神宗积极推行王安石变法开始的。因为在这之前，老苏写《辨奸论》，矛头直指王安石，苏东坡和弟弟子由都认为老苏责骂得太重。但事实是，正是王安石变法产生的严重后果，彻底打消了苏轼对于王安石的幻想，把他们逼向了政治的对立面，简单来说，可以把这一对立面归纳为为朝与为民的对立。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研究学者对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这其中还包括引申到后期的新学与蜀学之争)进行分析研究，纵观这一段时期以来的研究，笔者发现，其争议的核心主要放在苏轼与王安石政治主张不同，价值观的差异，以及由这两人的关系引申出来的老苏与王安石的关系问题；司马光、韩琦、富弼等仁宗时期的重臣与王安石、吕惠卿、李定、章惇等神宗时期以及神宗后期的重臣之间的对抗问题，从现有发表的学术期刊以及著作来看，这些问题都已经被广大学者所研究到了，并且观念的碰撞还是相当激烈以及精彩的，本文拟从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于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问题的态度的研究成果来做报告综述。

　　　　一、苏轼与王安石至死不和说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至死不和这样的说法是最为传统的观点。翻看2000 年以前的相关论文，至死不和说颇为多见。因为苏轼与王安石处在不同的政治集团之中，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不一致的，在王安石变法之中唯一得到苏轼认可的就是免疫法，其他诸如最为人所熟知的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等都得到苏轼的全盘否定。尤其是最令人熟知也令苏轼最痛恨的青苗法，发展到了后期变成了强迫贷款，这种“苛政猛于虎”式的后果使农民情愿收成不好或者遇到自然灾害也不愿意丰收，农民丰收的后果是被迫缴以前欠下的税以及利息，甚至到了贩卖妻儿、坐牢，为他作担保的邻居也搞得家破人亡。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轼再也坐不住了。照道理来说，1069 年2 月至1070 年末的苏轼在朝中担任史官的小职，他是没有权力去参与王安石变法的。但在这个时候，苏轼还是冒着风险呈上了他的《御试制科策(并问)》和《拟进士对御试策(并引状问)》，其矛头直指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后又呈上《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其中提到了自己的主张“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听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直接导致了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走向了公开破裂，之后苏轼就去了杭州做通判。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也是历来学术上争议的焦点，就是《辨奸论》的真伪问题，笔者翻阅了与至死不和说相契合的论文，大多数都认为《辨奸论》是老苏自己的真迹，并且有些论证是以《辨奸论》为真的前提下展开论述的。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至死不和说，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就是 1980 年苏轼研究的大家———现在的四川大学教授曾枣庄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的一篇名为《苏轼< 与滕达道书> 是“忏悔书”吗》的论文。文中明确提到的结论就是“我们应当如实承认苏轼一生都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一生也都坚持自己的丰财，强兵，择吏的革新主张。”

　　1990 年阎笑非先生在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上刊发了名为《试谈苏轼与王安石关系》一文，则更加激进地对苏轼与王安石的友好关系加以彻底否认，其观点颇有新意，很值得一看。阎先生在他的结论中谈到：“苏轼与王安石并没有什么私人友谊，苏氏父子兄弟同王安石之间结怨很深。苏轼同王安石结怨并不始于熙宁年间，其根本原因也并不在于政治原则方面的分歧，而是出于封建地主阶级文人因争夺名利而相轻乃至嫉妒的心理。苏轼虽然是以全面否定新法的姿态批评新法的，但批评中有分析，也有所肯定。而对王安石其人则不然，苏轼对王安石是坚决反对，彻底反对，终生反对的，直至王安石死后仍是如此。而王安石为封建社会中杰出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虽然不可能完全摆脱那种时代风习的影响，但从他对待苏氏父子兄弟看来，他还是比较有胸怀、有政治家风度的。从现象上看，苏、王之间虽然有过一、二次书信往还，诗词唱和，但这些根本谈不上什么私人友谊。” 从阎笑非先生的观点来看，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矛盾并不是某一点上的矛盾，而是从根子里彻底就是一对矛盾的个体，是嫉妒心理。他们的至死不和是彻底的，也是无法修复的。

　　接下来，万斌生在江西社会科学2002 年第2 期发表的名为《苏轼在王安石变法运动中的阶段性表现》的论文中提到了一些具体的看法，他认为在“仁宗嘉佑年间，苏轼与王安石变法思想有严重分歧。” “这一阶段，苏轼与王安石的分歧，集中在变法思想上。由于对变法的取向不同，缓急各异，双方的分歧是原则性的。”而到了“神宗熙宁年间，苏轼全面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实践。” “苏轼公开反对新法并对新法进行了全面批评，完全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成为保守势力反对新法的急先锋。” 文末，作者的观点就是“苏轼至死都未能改变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根本态度”

　　胡金旺老师在2012 年第二期《兰州学刊》发表了一篇《苏轼与王安石在< 尚书> 诠释上的分歧》，选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角度，从两人对待儒家经典《尚书》的态度来研究两人根本的矛盾，苏轼从情出发，王安石从智出发。即：“苏轼在< 尚书> 诠释上对王安石的批判是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其中的分歧是二人的哲学思想在经学诠释中的必然反映。”可以看出，两人对待经学的不同态度是他们无法调节的根本矛盾，通俗点来说，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到了2015 年，方蔚在第二期的《文学教育》上发了一篇名为《从“从公一句十年迟”看苏轼王安石之恩怨》。首先，作者肯定了苏轼与王安石的不和是不可调和的，“无论是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还是文学家的王安石，苏轼都予以措辞严厉的批判。”其次，作者认为过往的研究者多数认为苏轼与王安石的恩怨主要问题在于王安石而非苏轼，而文中作者也谈到了苏轼的问题，这是很有新意的，作者认为“苏轼的确不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他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与政治观念，然而他‘以高才狎侮诸公卿’，以至于得罪了不少人。在朝廷的争斗中，往往无人伸出援手，这固然是因为苏轼不结党营私，但也因苏轼所做所言常常任性随意，并不适于政坛。而且就政治才能而言，苏轼并无行之有效的治国为民的主张措施，亦无精于人事的政治谋略。”那么，这里就把苏轼政治谋略上的不足给放大了，当然笔者认为苏轼的政治主张并非没有，并且还有不少。纵观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苏诗文集》，中华书局出版，1986 年3 月第一版)，其中提到苏轼政治主张的文章诸如《儒者可与守城论》、《王者不治夷狄论》等论说，只是苏轼除了地方官之外，在中央做官的机会太少，更比不上做上宰相的王安石。

　　从以上列举的相关论文来看，苏轼与王安石的至死不和说还是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的，他们是下一章亦敌亦友说的源泉，也是苏轼与王安石关系的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未来值得拓宽的空间还是有的。

　　　　二、苏轼与王安石亦敌亦友说

　　苏轼与王安石亦敌亦友的观点是当前比较主流的看法，亦敌亦友的落脚点是在后面这个“友”字上，这表现了他们在某些方面的共同点。持有这一派观点的学者是在反驳至死不和的观点下发展出来的，他们认为虽然苏轼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但那只是对于改革所用的方法不同，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此外，这一批学者认为苏轼与王安石对于彼此的才气还是非常欣赏的，尤其到了晚年他们两人对于佛学都颇有造诣。元丰七年(1084 年)，在苏轼黄州获赦之后去常州之前专门去了一次金陵和王安石见了一面，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这应该是苏轼与王安石最后的一次见面了，他们共同游玩了好几天，聊了很多，应和之作也留下不少。

　　打响亦敌亦友说第一炮的这位人物就是朱靖华。他早在1981 年的青海社会科学刊物上就发表了一篇名为《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的异同———兼论当前评价苏轼的几个问题》的论文中，谈到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时候，就认为苏轼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完全敌对关系，仅仅只是同一个派别、歧见之争，是变革方法上的分别，并不对立。

　　接下来，刘乃昌老师在1982 年出版的著作《苏轼文学论集》中也认为“苏轼同王安石的关系，有牴牾，有接近，情况是较为复杂曲折的，他们在对变法改革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未由此演为互相攻击，却始终保持了友谊，并能在学术、文章上相互磨砺和推崇。”

　　而对于以上两位老师保持相同观点是名为《苏轼与王安石变法》1984 年发表在华中师院学报第2 期的夏露，对苏王之间的关系，她更加推进了一步，认为王安石在王安石变法中既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挽狂澜于既倒的胆识和才华，也有雷厉风行的实际行动，而苏轼则是深思熟虑，稳妥周全。这是说明他们两者对于改革问题处理起来的风格不同，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是宋代积弊的清扫者，同时又是宋代腐朽政治的牺牲品，政治上的悲剧性质是相同的。”

　　到了2001 年，浙江大学的刘成国在抚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上发表的《王安石与苏轼关系新论———兼论宋学流变中新学与蜀学之争》中谈及苏轼与王安石关系问题，说苏轼“对于一年之前的金陵相会，诗人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淡淡的留恋、缅怀，从而使诗歌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漠漠的伤感与怅惘的色调。”也就是苏轼对于这一段金陵相会还是颇为留恋的，作者引用苏轼的诗作《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来说明苏轼对王安石还是有一丝哀悼情绪在里面的。

　　2010 年，喻世华的《千秋功罪任评说———苏轼与王安石关系及其评价的审视》中的结论也颇具特点。他认为“苏轼、王安石在思想、文化、政治、性格方面的分歧是全面而深刻的，再加上他们曾经有过的芥蒂，他们可能是知音，但绝不是朋友。”他还说，仅凭元祐三年(1088 年)十二月在奏议中对王安石的批评来证明苏轼对王安石一直怀有怨恨是不足为凭的。

　　最后，吉林大学的刘森同学在其2012 年的硕士毕业论文《苏轼与王安石政治关系研究》里认为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友好关系到王安石晚年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水准，文中说：“在元丰七年左右，苏轼与王安石之思想，达到二人交往纪录中的最高契合，二人之交往友来亦达到了历史最高峰，非但是私交，便是政治关系二人亦达到了一种空前的和解，故二人之友谊是真友谊，是无可怀疑的。”

　　综上所述，对于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除了政治改革方式上的差异之外，无论是人品，精神，个人素质涵养，艺术修为等等一些因素方面来看，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把对方视作自己的知己，终身的好友，借用周本淳老师《略论王安石苏轼友谊的基础》一文中提到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两人的友谊经得住死生的考验”。

　　　　三、总结

　　总之，要讨论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其中既要看到他们的对立因素，也要看到他们都渴望积极推行改革的心情，因为北宋存在的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国家积重难返，陷入非常被动的窘境当中，既没有钱支持国家，又要一次次的靠进贡邻国来取得暂时的和平局面。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强国，但是王安石所站的立场是国家，而苏轼所站的立场是人民，这就是这两位政治人物之间最为根本的区别。笔者相信，无论是苏轼与王安石的至死不和说也好，亦敌亦友说也罢，都是为了说明他们两个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同时，只有搞清楚他们两者的关系，才能找到深入研究北宋党争的钥匙，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相信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研究问题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之上一定还会有一个较大的突破口，如在新文献的发现上，在两者已有文献的重新解读上在后期的党争之中运用逆推法来研究苏王两者的关系。笔者相信，苏王关系问题会一直是一个北宋文学苏轼研究的一个热门问题。

改革开放论文篇4

　　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实践，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经济主体多元化特征日趋明显，市场在社会资源调配中的地位也随之日渐增强，整个社会经济活力空前高涨，工业体系完备且创新能力十足，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各界普遍认为，中国当前正处于最接近民族复兴目标的重要时刻。

　　但中国改革开改的推进，是在借鉴与总结的基础上所采取的渐进模式，无论是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态良性发展提供经验参考，还是为总结和传播中国经验做有益总结，均需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态进行纵向探究，从其演进过程中寻求规律。

　　　　一、社会经济生态概述

　　社会经济生态是依照仿生学原理来发展社会经济体系的良性运作模式，与社会经济发育程度、自然禀赋、地理环境、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执政能力等诸多宏观因素相关，也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体制、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等微观因素相通。

　　具体而言，其指的就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的诸要素在运行和互动中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形成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状态。

　　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态而言，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体制、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对外开放程度这四个因素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本文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态的探讨也从这四个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展开。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态演化分析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态面貌总述

　　一个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无非在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相互继启又相互包含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得以维持。

　　近40年来，无论是从对外开放还是对内改革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经济生态稳健度有了大幅提升。

　　从对外开放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之初，将中国生产纳入世界生产体系中来，打破了原经济系统低水平循环的状态，带来了发展之初所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给后继环节的高水平运转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原始动力---外贸驱动。

　　从对内改革角度来看，一切改革皆源于对现实国情的准确把握。

　　改革开放初，面临的问题是生产没动力、分配没差距、交换没市场、消费没能力。通过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高效的交换平台和经济运行机制，提高整个社会资源的流通和配置效率；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提高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适时有效调控经济，避免市场失灵的发生，让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得以维持。

　　但是，2008年美国金融次贷危机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开始下降。所以，在内外部压力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这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态的最新样态。

改革开放论文篇5

　　　　【摘要】本文以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艺术设计的发展作为设计理论及实践中的经验问题，总结出当代我国艺术发展的基本特征，为艺术设计事业的更好发展提供可以借鉴的参考。而且对于艺术设计的发展和我国发展历史的曲折经验作一般的陈述，总结我国的艺术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艺术；设计；发展；未来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2-0134-02

　　　　一、艺术的发展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岁月里，我们的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不断完善，物质生活的需求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将更加多的注意力加在精神文明的富足之上。在这种历史条件的催促下，我国的艺术设计渐渐步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有了质的飞跃。主要体现在艺术设计思想的解放、艺术设计理论的丰富、艺术设计理论领域的扩大、艺术设计的创新精神不断树立上。这一切的活跃表现使得我国艺术设计空前繁荣，学科的规模和规格不断提高，学生人数不断突破历史新高，艺术生的水平也在不断的上升，为我国的设计事业发展输入了新鲜的血液[1]。同西方相比，我国的艺术设计发展历史非常短暂，二者存在较大差异，使得西方的艺术设计很难融入到中国，而中国的艺术设计理论也很难得到西方艺术设计中的地位。因此，我国可以发展的潜力非常的大，艺术设计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等着我们去探寻。总结艺术设计的过程、理论特征及其观念的认识，完善我国艺术设计体系特征，为理论研究和应用领域提供新的道路和方向正是我们正在走的路。

　　　　二、新的趋势

　　“新的设计理想的实现首先在于对现实的反思，只有反思才能痛定思痛，调整寻求的目标”[2]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大显成绩，技术与科技的创新发展使得艺术设计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所有的事物方方面面都已经和艺术设计融为一体，艺术设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比比皆是。艺术设计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无知的需求，为了一目的时刻的服务人民大众。人民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舒适和便利了，但量的丰富不代表制得丰富[3]，技术是不断的提高。可是人们一味的寻求技术的提高，而忽视了艺术，艺术的本质是人性而不是技术。个性能被这样慢慢的埋没，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艺术内涵不断的发展和传承。艺术是我们永远执着的追求，寻求艺术精神在现在设计上的体现是我们的目标。通过艺术设计在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设计出现了很多急功近利的平庸之作，对于西方艺术语言的复制和模仿不断的出现，导致这种“重复”对我国的设计发展毫无意义。多数人打着“全球化”的口号对西方设计进行模仿，把自身拥有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优势抛开脑后，生硬的设计一些国际化的东西。艺术需要站在自己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征上出发，发掘自身的特点与众不同之处，立于特别之处寻找个性。在全球化的大流之下占有一席之地，取决于设计者们创造源泉在自身的时代和文化大背景之下接受和转化设计源泉的能力。全球化为设计师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平台交流资源信息，在结合世界文化同时融入自身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个性因素，形成独特的设计体系，这就是对的发展。21世纪的`主流是绿色设计。绿色设计是当今世界的一大主题。全球出现的大规模污染影响已经让人类心存胆怯，对于绿色问题越来越重视。这是人与自然和社会结合的一个设计问题，让这些因素和谐结合在一起，让人考虑绿色环保的问题同时贯彻绿色体系，在生产、包装、材料和设计上都考虑到绿色环保。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生活体验，因为在一起生产发展的同时消耗和破坏了很多赖以身存的资源，要为设计的责任和作用考虑。摆脱掉无限制的消耗，走绿色设计体系。这不只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考虑，而是从设计的根源人的角度，不局限在设计形象和功能上，给人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体验和改变，改变人们之前错误的消费观念。以绿色保护环境为目标，传递正能量。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有目共睹。新时代的需要就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贯彻这一历史革命使命，更加不能忘记我们的民族精神。把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本土的文化精神融入到艺术设计当中去，以独特的民族面貌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把中国设计和中国制造的东西变成一种特色，一直是我们的理想。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国际竞争中磨灭掉自己的特征是不明智的，是短见的。从文化上看特色和个性是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重点，失去了自己的文化重心和文化特色会存在很大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全球化的视角，还需要一个理性的思维和胸怀，把自身的个性较好审视，将本土和世界的东西相互结合，将达到新的提高和转变。

　　　　三、我国艺术设计的现状和弊端

　　我国的艺术设计在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在寻找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需要我们去摸索，我们之前从未有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在坚持民族性、地方性和个性的同时遵循全球化的大时代发展趋势，把独特的文化内涵资源和全球化共享资源结合，形成一个独立的设计体系。与此同时计算机对于艺术设计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艺术设计的发展于计算机的技术息息相关，艺术设计必须吸收其他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发展自己，从而更好的达到服务人民大众的宗旨。数字图像技术为自身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和设计技术上的革新，引发了设计思维和设计理念的改变，灵活运用电脑技术才能为艺术设计带来显著的设计效果，才能完成赋予艺术设计的使命。电脑对于艺术设计的工具有非常的快捷和便利，给设计者的资源越来越丰富，使设计者们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制作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同时电脑效果带来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科学效果，为艺术设计的创新思路提供了非常卓越的好处，这一场对于艺术设计的革命，技术与艺术的辉煌合作成果。但是就当下来说，在我们对于科学技术带来便利窃喜的时候，弊端也渐渐的显现出来了。由于电脑给于艺术设计带来的便利使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广泛性和群众性，大多人认为掌握了电脑技术就可以完成艺术设计了的错误观点。技术只是辅助设计者作图的工具。有些人过于看重利益的效果，而追求商业上的效果，艺术设计变得越来越生硬、缺乏美感或者是单调面目雷同，这就是缺乏艺术修养和艺术语言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运用成熟的电脑技术帮助我们完成艺术设计，灵活运用艺术设计中应该拥有的视觉艺术美感和视觉艺术语言来传达设计表达的东西。电脑只是一个手段和工具，视觉艺术语言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艺术真谛而非电脑技术。不断丰富自身的艺术修养的高度，从基本的手稿就开始不断完善自己，不能从设计的开始就完全依赖电脑，笔杆才是我们设计的灵魂，我们永远是艺术家而不是一个电脑操作者。现代艺术设计的内涵非常的丰富，我国的艺术设计道路才经历了很多的时间考验，全面总结中我国的艺术设计发展现状和趋势还需要大量的参考来继续思考。我国的现代艺术设计还是一个年轻的产业。21世纪应该怎么走，在世界浪潮中走出中国风是我们年轻一代艺术设计者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们的时代需要我们携手共进，跟进时代的步伐，顺应社会需要的脚步，为中国艺术设计走向世界而共同努力[4]！

　　　　参考文献：

　　[1]童宜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艺术设计的发展特征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2.

　　[2]方李莉。新工艺文化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58.

　　[3]王君。论现代艺术设计发展的新趋势[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5.

　　[4]杨天明，薛立克。浅谈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现状和趋势[J]。美术大观，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