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作品，柳宗元

柳宗元的作品篇1

　　柳宗元是当代永州官方大力打造的文化品牌，大街小巷常常可以闻到柳文化的气息，以柳子命名的酒店，步行街的塑像，异蛇酒的广告，无不显现着柳宗元的身影。说起来也许有点可笑，居住在永州城里二十年了，作为永州文化象征之一的柳子庙，我竟然从来没有去游览过。虽然心里隐隐有些遗憾，但游山玩水逛名胜倒底属于闲逸之事，于衣食奔忙一族并无裨益。这种聊以自慰的理由虽然有些牵强，但大概也是可以成立的吧？深究起来，如此想法其实是永州民众普遍的一种心态，永州人并不把柳侯当成菩萨或者关公一般的神灵随时祭拜。柳宗元是属于文化的，而所谓“文化”原来与普通民众并无多大关系。这种民间集体对“柳子文化”的冷漠与官方大张旗鼓宣扬的热情可谓泾渭分明，云壤有别，完全是两码事情。

　　令我怠慢了柳侯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零陵与冷水滩之间五十华里的物理距离拉开了两区之间心理的距离。自从一九九七年永州撤区建市以来，零陵古城和冷水滩新城名义上同属一市两区，但缺乏交集，分明就是两个地方，没有浑然一体的感觉。冷水滩在解放前还是一个茅屋小镇，因为湘桂铁路从这里经过，也不乏湘江贯穿南北的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抢占了古城零陵的风光而快速发展起来。随着市委市政府两套班子从零陵搬迁冷水滩，工业尚不发达的零陵便遭到了遗弃。尽管零陵区政府竭力打造零陵古城的文化品牌，依然无法挽回她走向衰落的命运。相对于冷水滩的繁荣，零陵古城像一个失宠的怨妇，默默地呆立一隅，在时光的洗濯下黯然失色。更有那愚昧的决策者放着上好的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

　　品牌地名不用，把老零陵命名为莫明其妙的“芝山”，在长达十余年的时光里，更是雪上加霜，将古老的城廓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下了大桥，沿江行进两百来米，便到了“柳子街”。街口立着一块铁牌，上书“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柳子庙”等字样。于是我们泊车步行前往。“柳子街”是一条由东向西的古街，丈余宽的路面当中铺着麻石，两旁辅以卵石。麻石当为古迹，这些卵石像是新近镶嵌上去的。小街两侧的房子最高不超过三层，大部分是木质结构，上覆青瓦，多有飞檐，山墙和破烂处辅以砖石修缮。这样的结构让人依稀看到江南小镇古旧的遗韵。但是在大兴土木的今天，在宏伟明丽的现代建筑的映衬下，斑驳的小街勉强保存着古貌，却很有一点强将皮球按在水里那种刻意扼制历史前行的执扭的意味。这种执扭既是为了保持柳氏虚渺的哀荣，也是为了打造“文化”品牌留下最后一块材料。

　　我之所以说它是材料，是因为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柳子庙所在的小街并未如它的盛名一般热闹起来。整条街道看上去非常冷清，古旧的房子里都是住户人家，没有一处贩卖旅游纪念品的铺子。目之所及，老人和妇女居多，粗衣陋饰，不修边幅，与“文化”几无牵涉。有的屋子里聚三五闲人在打麻将，噼里啪啦的倒也怡然自得。有的门前横陈一二板凳，上面坐着几个迟钝的老人，幽怨的目光射出来，盯着寥寥无几的游客。街道曲折漫长，转了一个S弯，顺街现出一条小溪，那就是著名的愚溪了。溪上横跨一座石拱桥，桥头对着的这边有一栋兽脊飞檐的建筑。当街一面高大的青砖牌墙，两端像石碑似地翘起来，便有了祭祀似的味道——柳子庙终于到了。

　　柳子庙为砖木结构，面对愚溪，背靠青山，庙门上镌有“柳子庙”三字大字，两边饰以花纹。我们首先在石拱桥上逗留了一会儿，对着柳子庙和愚溪拍照，然后从青砖牌墙当中一个石碑形状的大门口进入庙内。门的右侧有一个类似柜台的东西，一个五十来岁的守门人暂且放弃了和熟人聊天的机会，笑眯眯地卖给我们每张25元的门票。于是我们取得了瞻仰柳子遗风的资格，继续向里面走去。

　　柳子庙不是很大，为前后三进房屋，前低后高，每一进套着一个院落，条石台阶相连。台阶两边，上首对称摆放两盆苏铁，下面罗列许多草本盆花，其尊卑序列，像领导正在对着群众训话。进大门的地方就是前庙的下层，到了庭院，回头仰视，二楼是一个不大的戏台，突出庭中，两边有曲尺回廊，屋脊三重飞檐。在二重飞檐的中间，一字排开十来个小型戏文人物雕塑，浑厚古仆。戏台正中一块牌匾，上书“山水绿”三个大字，为柳宗元寄意山水的遗迹。

　　从院子拾级而上便是中殿，是为整个庙宇的核心部分。中间是阔大的过堂，两边厢房为介绍柳宗元生平事迹的展厅。展厅里整洁明亮，却显得有些空荡。这里没有柳氏日常的遗物，只有一些镜框挂满墙头。这些镜框除了几幅古色古香的书法手迹，其余全部为柳子生平事迹的简介及其文学作品的展览。午后的斜阳从木格子窗户投射进来，静静地洒落地面；两三个游人在空旷的展厅里走来走去，显得异常寂静。

　　我从门首开始，一个个镜框看过去，对柳宗元的生平有了更为完整的了解。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郡（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

　　，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素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司马。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不久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个凄冷的夜晚，昏暗的油灯下，抑郁寂寞的一代大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客死任所，享年四十六岁。

　　柳宗元深恶政治上的黑暗腐败，成为革新派主力。政治革新失败后被贬，又在文化上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其作品涉及散文、词赋、诗歌、哲学、杂文、寓言、传记等各个领域，尤以散文游记见胜。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如《江雪》、《捕蛇者说》、《小石潭记》、《黔之驴》等作品，现在许多人能够琅琅上口地诵读出来。

　　游罢展厅，再往后走是第三进正殿。殿中有白色石质雕刻的柳宗元坐像。小院周边历代碑碣甚多，但年代久远，大部分都字迹模糊，不易辨认。最为突出的是一块《荔子碑》，它在正殿的后墙上，碑文为韩愈所撰，由苏轼书写，内容是颂扬柳宗元的事迹，所以亦叫三绝碑。此碑首句为“荔枝丹兮焦黄”，故名荔枝碑。

　　看完这些东西，我在空旷的后院转了一圈，再无别的去处，心里顿生失落之感，隐隐觉得缺了一点什么。据说，这座庙宇始建于北宋时期，清朝光绪年间重建过一次，近年做为文物保护单位又多加修缮，才有了目前这个样子。它的身上虽然加进了许多现代元素，但依旧散发着古仆的气息，于繁华都市的一隅默默地诉述着悠远的往事。我忽然明白了产生失落情愫的原因，来自于其诉述缺乏听众的憾恨。在全国大兴旅游文化，发展旅游经济，甚至争抢曹操墓权的火热时代，是什么原因让一代大家柳宗元遭受如此尴尬的寂寞呢？

　　既然柳宗元是属于文化的，那么我们就从文化上去找找原因吧！

　　零陵是湖南省四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司马迁、柳宗元、欧阳修、陆游、徐霞客笔下描绘的神奇地方，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上古时代，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从遥远的北方迤逦来到九嶷山，找到舜帝的陵墓，悲恸哀号，泪洒斑竹，在返回中原的途中，投湘水而溺。人们感泣湘妃多情，改舜陵为“泠陵”，是为零陵。

　　舜倡德政，教民明德，却崩殂于永州这块南蛮之地。难道华夏的历史注定这块神奇的土地要永囚蛮荒，不得开化么？那种从奴隶社会一直传承下来的严酷吏治和对应的忍隐悲伤，在这块土地上沉淀浸润了五千年，其本身已成为一种文化。永州人的基因是忧伤的。这种忧伤既可以从文人的胸怀里抒发绵绵深情或慷慨悲歌，也可以在沉默的大众心灵间转化为坚韧的生命力。这种忧伤既是温良恭善的源泉，也是愤怒抗争的苗头。要么忍隐不发，保持长久的沉默；要么尽情渲泄，丰沛有如梅雨。悠远的历史已经漫暗模糊了，过去的苦难不得而知，但柳宗元笔下“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的记载，却清晰如昨地昭示了永州峥嵘的历史。远的难以叙说，近年来连续发生的珠山事件、朱军事件、小悦悦事件，以及不时当街扯起横幅的集访事件，无一不是这种情感暴发的写照。而与之对应的一连串贪官的暴光，正好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要把这种文化从远古的蛮荒岁月延伸下来，带进我们未来的命运里，令人怅恨不已！

　　作为一名文学家，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做为一名政治家，柳宗元极力强调民本思想，体恤民情，力主善政。这和封建仕大夫“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为官理念显得格格不入。柳宗元的笔下，除了寄情山水的游记和《渔翁》、《江雪》等绝唱以外，其《捕蛇者说》、《永某氏之鼠》、《哀溺文序》和《蝜蝂传》等作品无一不对那些暴戾贪婪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作为一个清正廉明的官吏榜样，柳宗元像一柄达摩克斯利剑悬垂于贪官污吏的头顶，令其颤栗惊悚不止；他又像一面明亮的镜子，竖立在尸位素餐者的面前，一般无二地照出其卑下鄙陋的人格，让他们心里非常不爽。权力场的角逐，无非为了升官发财，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却勾心斗角，你死我活。在雄心勃勃的官员看来，柳宗元做为一名遭遇贬斥的官吏，身上充满了晦气。他们为了应景，难免公开宣传他两句，内心里却唯恐避之不及，不愿意沾惹他带来的霉运。既恶之，且忌之。这，大概就是柳氏遭遇寂寞的更深层的原因吧？

　　柳子庙，永州市零陵区柳子街97号，多年来连续获得“湖南省文物保护先进集体”、“湖南省文明窗口单位”、“湖南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活动基地”的荣誉称号。但是这些殊荣只像标签一样贴附于永州文化的表层，没有从本质上改变永州人的文化心理，没能有效地提升永州人文化参与的热情，也未能改变柳子庙门可罗雀的悲凉时运。

柳宗元的作品篇2

　　关键词：柳宗元；伦理思想；色彩

　　柳宗元作为中唐时期的进步思想家、优秀文学家和革新政治家，将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品格集于一身，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的成就都是杰出的。他的政治思想融合了先秦以来各家政治学说，是我们传统政治道德中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本文试从柳宗元生活的时代背景、独特的生活经历、政治思想及文学创作等方面来分析其思想的政治色彩。

　　一儒家“圣人之道”的主色调

　　柳宗元从小受到的是儒家传统教育，无论是其父柳镇还是母亲卢氏，都以儒家经义教导和要求柳宗元，这使得柳宗元从小就被培养起了儒家的忧国忧民、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精神。特别是父亲柳镇，精通儒家经典、不畏强权、为国为民、正直无私的儒士精神给柳宗元以极大激励，对柳宗元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地影响。因此，在柳宗元的信念和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精神，正如他在《寄许京兆盂容书》中写说的那样：“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

　　在柳宗元看来，“兴尧、舜、孔子之道”就是行“圣人之道”，就是要以“利安元元为务”——进民生，以民为本。柳宗元在很多著作中都表达过类似的说法和思想。他在《时令论上》中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而已矣”。就指出了，圣人之道没有什么神秘的，不必仰之弥高，以为不可能做到。其实，圣人所做的就是要“利于人(民)，备于事”而已。又如，柳宗元非常敬仰商汤贤相伊尹，认为：“彼伊尹者，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民生而已。日：‘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为尧舜，而吾生人尧舜人也。”’就是说，伊尹是当之无愧的圣人，他所关心的是人民是否幸福安康，而不是君主是姓夏姓商。如果君主能做到“心乎于民”，那么，这样的君主便是尧舜一样的明君，人民就和尧舜时代的人民一样幸福。于是，柳宗元终其一生都在为行“圣人之道”而不断努力与拼搏。不论是他政治上得意之时，还是仕途坎坷之际，他都没有忘却内心这种信念与理想。或许，柳宗元也有过彷徨和失望，感到过无助与失意，但他始终不曾放弃这种儒家理念中最高的境界，有的只是唯恐不能真正做到“圣人之道”的惶恐。

　　柳宗元有一位叫周君巢的亲戚，在长安时，柳宗元与他曾经志同道合，相约共同努力为国效力。后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周君巢也失意于仕途。周君巢在仕途不顺时，内心抑郁不堪，逐渐信奉了道教，希翼求得长生不老。他还曾专门劝过柳宗元也去求仙得道、炼丹修真以求长生。柳宗元对周君巢进行了批评，同时表明自己追求“圣人之道”的坚定信念，并劝导周君巢不要忘记自己的志向。柳宗元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一文中指出：“柳宗元始者讲道不笃，以蒙世显利，动获大谬。用是奔窜禁锢，为世之所诟病。凡所施设，皆以为戾。从而吠者成群，己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获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喝万受摒弃，不更乎其内，大都类往时京城西与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史人同往时所执，推而大之，不为方士所惑。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

　　柳宗元在儒家“圣人之道”的基础上，提出了“圣且贤”的主张。在这里，“圣”指的足德性方面，“贤”则指个人的才能。“圣且贤”要求每个行“圣人之道”的人不仅应当既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做到正直无私、心存国家与人民，而且又要具备较好地为国为民服务的才能和本领，做到德才兼备。正是柳宗元心中对儒家“圣人之道”的无限憧憬与执着，才使得柳宗元积极地入世，努力实践“励才能，兴功力，敛太康干民，垂不灭之声”的报负。

　　二“统合儒释”思想中的释家色彩

柳宗元的作品篇3

　　柳宗元在柳州四年中，写下了一百零几篇诗文，占了整部《柳宗元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这些诗文，既反映了柳宗元在柳州期间的思想和活动的轨迹，也反映了他艺术风格的变化和发展。

　　一 治理地方，是 柳宗元柳州诗文创作的首要主题

　　1.兴办文教，传播儒学

　　元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柳宗元到达柳州。满怀宣传、执行朝廷政令，竭力治理地方的迫切愿望，他给当时朝廷的宪宗皇帝呈送了《谢除柳州刺史表》。柳州自古为“南夷之地”，社会思想、经济比较落后，柳宗元意识到只有从教育开导入手，大力宣扬儒家的思想主张，改变地方百姓的愚昧落后观念，才能使朝廷的政令在地方上得到贯彻。因此他首先做的大事就是修复崩坏了的文宣王庙（孔庙），并亲自撰写了《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极力传播儒家思想。

　　在《柳州复大云寺记》文中指出，当时柳州一带流行着迷信鸡卜、巫神，滥杀牲畜的陋习。针对这种情况，柳宗元主持修复被大火焚毁了一百多年的大云佛寺。同时还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兴办教育，对社会经济和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还主持修造了一座设计巧妙独特、“若无寒暑也”的东亭，并在周围种下了名木嘉树，写下了文字洗练简洁的《柳州东亭记》，记述了其中的经过和这座建筑的特色。

　　2.挖井开荒，发展生产

　　中唐时期的柳州，“地广人稀，土瘠民贫”，生产力比较低下，特别是在地方豪强残酷的剥削、压迫下，劳动人民陷于破产，被迫流离失所，致使大量土地荒芜，柳宗元继承法家的“农本力耕”传统，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

　　《井铭并序》记叙柳宗元关心民众，组织打井以解决取水困难。文中“畴肯似于政，其来日新”两句，表示柳宗元把为民办事的精神推广到其他政务上去，体现了他一贯提倡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和《种柳戏题》两首脍炙人口的诗歌，记叙了柳宗元在柳州亲自种柑植柳的场景。

　　3.改革弊政，解放奴婢

　　针对地方豪强和职业性的匪盗抢劫、贩卖人口、残害人民、破坏生产的暴行，柳宗元本着依法治国和有利农耕的精神，运用唐王朝颁发过的“禁人民之相虞卖”的法令，制定具体的计划方案，坚决予以打击。《童区寄传》中深刻地揭露了“缚壮杀老”，抢劫、贩卖人口，造成当地“户口滋耗”，人口减少，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的危害。此外，他还亲自在夜间坐镇公堂，手拿鼓槌，加强戒备，不让地方豪强和职业性匪盗有可乘之机。

　　柳宗元在接触当地群众期间，遇到了语言不通，习惯不同，思想不通的障碍。《柳州峒氓》中真实地记录了柳州山区百姓贫穷落后、生产力低下，迷信巫术的实际状况。柳宗元虽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但他尊重当地习惯，克服障碍，主动与柳州的少数民族百姓拉近关系，很好地改革弊政推行治理柳州的策略。通过四年的努力，柳州的经济、文化都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关心国事，是柳宗元柳州诗文创作的另一重大主题。

　　反对藩镇割据、主张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是柳宗元坚定的主张。虽然被贬身处逆境，但诗文中以用典、借咏史比喻时事等无不表达出其忧国之心，含蓄深沉。《寄韦珩》表达出柳宗元虽然身在边疆南夷，却始终心怀国事，更体现了他对淮西战事中平叛必胜的无比坚定信念。元和十二年十月，攻破敌巢，活捉叛军首领吴元济，平定淮西叛乱。得知消息的柳宗元作《平淮夷雅·皇武》和《平淮夷雅·方城》两首长诗，表达无比兴奋与喜悦。

　　元和十四年（819）二月，数十年间藩镇割据的局面暂告结束。消息传来，柳宗元连续写了《柳州贺破东平表》《贺中书门下诛淄青李师道状》《贺分淄青诸州为三道节度状》《贺平淄青后肆赦状》等文，赞颂平定叛乱、实现国家统一大业而无比欢欣的心情。

　　二 抒发忧愤，是柳宗元柳州诗文创作的又一重要主题

　　十年的贬谪生活，折磨得柳宗元身心憔悴，疲惫不堪，好不容易能够回到长安，却又被再次发配到更加遥远的“南蛮之地”柳州。在柳宗元柳州诗文中，《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作为到达柳州后创作的第一首诗文，便是借此抒发了内心的不满和悲愤，也是其抒发忧愤的代表性作品。诗的开头写出了面对荒漠的原野引起海天一般的茫茫愁思。接着叙述了美好的事物遭受摧残的情景，暗示了邪恶的政治势力对革新派人士施加的无情迫害。登上城楼，本想眺望远方，怀念故人，却被“岭树重遮千里目”，眼前的“江流曲似九回肠”，使得愁肠百结，无法排解。最后“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更是蕴含着无限的寂寞和惆怅。

　　柳宗元长期遭到贬谪而满怀怨愤，常处忧恐烦乱、忧郁

　　痛苦之中。而在柳州生活的四年期间，柳州秀美可爱的山峰，对于身处逆境、满怀忧郁的柳宗元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在《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中，表现了柳宗元对故乡的深切思念之情，同时也表达被贬谪的愤慨不平之意。以剑喻山峰，谓其割人愁肠，突出愁苦之深；而后由峭拔似剑铓的群峰进一步产生出一个奇特的幻想，期望身化千亿，散上诸峰以望故乡。因景生情，融情入景，柳宗元谪居的愁苦与望乡的悲哀深挚感人。

　　永州十年，柳宗元文学创作形成了思想深邃，结构严谨，语言峻洁精丽，风格冷峻峭拔的艺术特色，而柳州诗文的艺术风格也有些许的变化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柳宗元的柳州诗文，虽然仍是以久遭贬谪的凄伤之音为主调，但往往又同岭南地区独特的风光景物相互交融，形成了全新的意境。《岭南江行》中“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 流年”写出了柳州环境气象的恶劣，又反映了内心的忧伤。《柳州峒氓》描写柳州当地少数民族生活的情景，宛然如一幅绚丽民族风情画卷。《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诗中的柳州城楼、落叶榕树等多是柳州当地特有的景物，也借以抒发对故乡的深切思念之情，同时也表达了其被贬谪的愤慨不平之意。

　　峻洁精丽的艺术特色更为突出。柳宗元的散文寓巧于朴，结构上严谨而有条理，篇幅通常比较短小精悍，全文大多只有几百字，但内容却颇为丰富而且深刻，言简意赅，更突出了其简洁、俊朗的特色。《柳州复大云寺记》，全文不到三百字，却能清晰交代了当地因迷信鸡卜、巫神，滥杀牲畜给生产、生活带来的严重危害及整治带来的可喜变化。《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中篇幅最长的一件作品，结构严谨，语言十分洗练。全文全是记事，不着一句议论感慨，却淡宕风雅。

　　虽说柳宗元的艺术成就在永州时期就达到了顶峰，但其柳州时期的诗文创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品位上都得到继 续提升，与他在永州时期的成就形成了互相辉映，在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也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留下了巨大的财富。

　　参考文献

　　[1]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柳宗元的作品篇4

　　蓓蕾初绽的那一段时光，柳宗元似乎开放得很顺畅：二十岁时中了进士；二十三岁步入官场，出任秘书省校书郎；二十五岁又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二十八岁调为蓝田尉；三十岁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三十二岁升任礼部员外郎，官阶从六品上。作为花儿所应有的色香味儿，柳宗元已然应有尽有。

　　然而，这样的顺利，仅只是寒流到来前的暂时性温暖，一场撼动生命根基的风暴，已经开始在柳宗元意想不到的角落里酝酿。

　　三十二岁时，柳宗元积极参与了王叔文、王伾的“永贞革新”运动，用最灿烂的绽放，同脚下的污泥浊水进行了最快意的斗争，全然忘却了四下里的肃杀秋风已汇聚成摧花损叶的利刃。于是，仅仅只有一百四十六天，他和他的战友们，就一起倒在了这利刃的疯狂砍杀中。一纸贬书，柳宗元先是被贬邵州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并且“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六十七岁的老母、五岁的女儿等人。初到之时，寄宿寺庙，生活艰苦，有病无处医。未及半载，老母凄然辞世。彼时，政敌们依旧不肯放过柳宗元。一时间，永州境内谣言四起，骂声不绝，“万罪横生，不知其端”，为国为民的革新家，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柳宗元这朵洁净的莲，再也无法在政治舞台上绽放自己的美丽。

　　一

　　写作《始得西山宴游记》时，柳宗元三十六岁，距被贬永州，已有四个年头。四年间，柳宗元始终生活在丧母、多病、担心朝廷杀戮的多重凄惶中，除了在官署中处理日常事务，其余时间要么游历山水、排遣郁愤，要么埋头著述，钻研学问。据有关学者考证，《柳宗元全集》收录的五百七十七篇诗文中，共有三百一十篇写于被贬永州这十年。这些作品，奠定了柳宗元在我国古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

　　四年中，柳宗元还做了一件很“丢面子”的事：他写了数封信函，请亲友甚至政敌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自己重回朝堂。这些信件的泥牛入海，最终让柳宗元对局势有了真正清晰的认识。也正是这样的认知，他才得以将注意力真正转移到永州的山水和百姓身上，开始了另一种意义的生命旅程。

　　发现并游历西山之前，柳宗元已经在永州的众多山峦中留下过足迹。《始得西山宴游记》的前一部分内容，就是对这些游历的一个综述。作为压抑人生的真实写照，柳宗元并未将写作重点落在山水风物的摹形绘相之上，而是侧重叙述贬谪生活中的独特心理与怪诞行动。这样的叙述，因为内心的惊恐与愤懑的双重情感的支配，体现出既不敢畅所欲言，又不愿忍气吞声的特性，言有尽而意无穷，如同给牢骚穿了一件隐形衣。

　　文章的第一句便具备了“隐形衣”的特征。“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这里的“僇人”身份很值得玩味。柳宗元为什么不说“自余被绌”或者“自余被贬谪”，却要强调“自余为僇人”呢？表面上看，以“僇人”自称，似乎有认罪之态，等于向政敌示弱，承认自己积极参与变革活动是一种犯罪。实际上，这个称谓的背后，恰恰隐藏着内心极大的不满与反抗。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罪人，总是想方设法掩饰自己的恶名；蒙冤受屈者，却常常以罪人身份自居。因为，当一个正直无私之人被强加罪名，并且丧失了所有的申诉机会后，唯有这自谑式的称谓，才能表达对政敌的最大蔑视。

　　这五个字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我”之所以“为僇人”，并非内心的邪恶作祟，不属于主动。“我”“为僇人”的真实原因，是政敌的迫害，是政敌们给“我”强加的恶名。而“我”的本心，却是可昭日月的为国为民的宏愿。

　　“居是州”三字，同样内藏机巧。柳宗元为什么不说“左迁是州”或“谪是州”，而用一个“居”字？又为何不说“居永州”，却要强调“是州”？这三个字，其实隐藏了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郁愤心态。句中的“居”，全无感彩，完全是一种公事公办式的冷冰冰叙述；句中的“是”，更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透露出柳宗元对永州的本能的拒绝。这就像日常生活中有人喜欢用“那个破学校”“这个鬼地方”来描述自己所在的学校一样，这样叙述时，总是把自己和学校割裂开来的，倘若内心中对学校充满喜爱，便会称其为“我们学校”。柳宗元从繁华的京城谪居永州这蛮荒之地，内心早已被愤怒、失意、惊恐挤满，再无空间装得下永州的山水风物，因而也就将自己定位为暂时客居此州的一名匆匆过客，不愿意成为永州的一个成员。

　　“恒惴栗”三字，依旧极富张力。“惴”为内心中的情绪活动，“栗”为外显的行为，“栗”的原因，在于“惴”。柳宗元在永州时，命运并未确定。永贞革新中风头最劲的“二王刘柳”四人，王伾遭贬不久便在忧郁和惊恐中病逝，王叔文也是先被贬后被赐死，剩下的刘禹锡和柳宗元，随时都会遭遇死亡的威胁。如此，内心中惴惴不安，在所难免。而“恒”惴栗，也就符合常情。

　　二

　　当一个人总是生活在极度惊恐中时，他的生命是无质量的。人生没有目标，也不敢拥有目标，一切便都只能听天由命。这样的日子，最喜的是忙碌，最怕的是休息。忙碌起来，便可以暂时性忘记恐惧；而一旦歇下来，恐惧便会从每一个细胞中生长出来，让呼吸都变得艰难。故而，柳宗元只能用无目的的出游来填塞多余的时间，“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

　　“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八个字，如果从文句中删除，对语义的流畅不构成任何影响，反而更显精炼。但这八字却删不得。我认为，此处的“施施”“漫漫”，其实是在描绘柳宗元出行时的谨小慎微。可以想象，柳宗元在“恒惴栗”的情况下，每一次的出行肯定都是不事张扬的悄然而出悄然而归。这八个字，就是在描述这样的出行情景。

　　《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最精彩的一个细节，是“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与前文的“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联系起来看，柳宗元每一次出行的过程，都注定充满了艰难。按理说，费了这么多的力气终于到达目的地后，本应该全身心投入到景物的观赏与感悟中。然而，柳宗元却一反常态，到达了人迹罕至之处，却立刻一屁股坐在地上，拿起酒壶，一口气把整壶的酒灌进肚子中，全然不去关注身边的景色，似乎他来到这儿，就只是为了喝酒，为了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柳宗元这样描述自己的行动，当然有其深意。“倾壶而醉”的背后，第一层意义，当指这些山水无法唤起柳宗元内心的情感共鸣，故而不屑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观赏；第二层意义，则指向“恒惴栗”的处境与心态，是这样的生存环境，破坏了他发现山水中的美好的心境，使他无法用欣赏的心态去观赏万物；第三层意义，更指向“醉”的权利，可以由这偏远之处的“醉”而推想其在永州城中的谨小慎微，想醉而不得。

　　有关“梦”的二十四个字，也有三个细节需要耐心咀嚼。第一，为什么强调“意有所及，梦亦同趣”，而不是“梦有所及，意亦同趣”？这符合常理吗？第二，“觉而起，起而归”六个字中，包含了哪些信息？第三，“醉辄更相枕以卧”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故事情节？

　　从常理看，梦本不会被大脑主动控制，不会因为醒时正在思考某个问题，便一定要在梦中延续这样的思索。柳宗元这样说，显然是为了突出内心长时间的矛盾纠葛。因为遭贬之后，每天琢磨的总是相同的问题，以至于梦都不再具有飘忽不定的特性，只会围绕着贬谪生活这个单一主题而展开。这句看似简单的叙述，背后该有多少深入骨髓的巨痛，由这一个梦，便可见全部。

　　“醉辄更相枕以卧”以及“觉而起，起而归”，是对“倾壶而醉”的必要补充，有了这个补充，柳宗元“但求一醉”的行为，才有了强有力的证据。柳宗元和这些山水，根本没发生任何故事，他不过是借这一块地盘，暂时性寄放一下烂醉的躯体而已。

　　“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是一句颇具哲理的生命反思。这句话出现在第一部分的结尾处，除了可以收拢前文，并引出下文有关西山的描绘，还可以彰显柳宗元“始得西山”后的自我反思。柳宗元在“得西山”之后，才明白以前的所有游历并无真正的意义。柳宗元自以为山水“皆我有也”，其实灵魂从未走入那些山水中，那些山水也从未真正亲近过柳宗元。形成此种怪诞现象的原因，当然在于前文的“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和“觉而起，起而归”。柳宗元把自己的心关闭起来，不去感受那些山水，也不让那些山水融进自己的世界。这样的“到此一游”，便只能算得上“来过”，谈不上“了解”，更不必奢谈“拥有”。

　　三

　　跟以往的所有游历不同，柳宗元游西山，是一种真正的“得”。很多解读者认为，西山之所以能引起柳宗元的情感共鸣，在于它高峻特立的特性，正好切合了柳宗元的清高孤傲、不与群丑为伍的人格追求。而此前所游历的群山，基本不具备这样的属性。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些牵强。毕竟，前四年中游历的高山，不见得每一座都不如西山伟岸挺拔，而真实的西山，也不过是一座并不高耸入云的丘峦。只不过，那时的柳宗元，总是活在“恒惴栗”的阴影中，其寻山访水，全为了逃避现实，暂时性忘却险恶的处境，并非为了寻访山水之美，也就不会去关注山形山势等问题。

　　四年后，初贬的惊恐逐渐消逝，柳宗元也慢慢融入了永州的生活，并在“立功”无望之际，转而全身心投入“立言”大业。这时的出游，便不再是“施施而行，漫漫而游”，而是一种主动地寻找和发现。心态转变了，眼前的景色也就跟着起了变化。如此，发现西山的“怪特”，也就在情理之中。

　　在柳宗元的描绘中，西山的最大特点，是“特立，不与培塿为类”。置身西山之巅，“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此种卓尔不群的特性，显然具有开阔心胸、涤荡烦忧的诊疗价值，对于久处压抑之中的柳宗元，实在是一副极好的精神疗救药。故而，柳宗元对西山也就拥有了极好的感觉。

　　有了这样的心境，再饮酒时，便绝不是煞风景的“倾壶而醉”，取而代之的是“引觞满酌”。柳宗元开始端起酒杯、斟满美酒，以无边景色为下酒佳肴，慢慢品尝湖光山色、杯中美酒以及胸中情怀。不知不觉，他又醉了。这一次的醉，醉得痛快，醉得阴云消散，日朗风清。

　　比照西山之醉和以前的醉，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省略和对比。就省略的内容看，这一次的醉，是否依旧会做梦呢？柳宗元没有说。如果做梦了，又是否依旧是“意有所极，梦亦同趣”呢？更被彻底省略。这样的省略，为读者留下了一些喜剧性的想象空间，有利于更好地解读柳宗元“得”西山后的灵魂自我解脱与救赎。而从对比角度看，此前始终是酒醒后便立刻打道回府，此次却“无所见而犹不欲归”，这“速归”与“不欲归”的比照中，柳宗元对西山的眷恋也就得到了最完全的展示。为什么“不欲归”呢？柳宗元直接告诉了我们：“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也就是说，柳宗元之所以不愿意回到城中府衙，是因为他在西山之上找寻到了一种忘却所有不愉快的方法，此种方法，就是将生命完全敞开，融入自然之中，不为外物所役使，只求灵魂的自在。

　　四

　　物我两忘的生命境界，一直是古代文人永远也圆不了的一场梦。这样的梦，对于挣扎于“入世”“出世”困境中的士大夫们，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麻醉神经、摆脱痛苦的作用。然而，再美的梦，终须醒来，醒来之后，就必须重新面对残酷的现实。所以，柳宗元虽然“不欲归”，却也不得不回归沉重的生活。

　　但有梦的人生终究不再是一张白纸。梦的彩色，会在梦醒之后，依旧装饰着做梦人的精神空间，让他们在惨淡中多了份亮色的点缀。柳宗元的西山之行，让他从西山的存在形态中读出了自身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激活了重新感受生命中美好的情感，也为他更好地活下去发掘出了充足的理由。也正因为此，我们才能在今天有幸阅读到不朽的“永州八记”，能够从《江雪》《捕蛇者说》等诗文中感受到古代知识分子的情怀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