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氏的故事，神农氏

神农氏的故事篇1

　　见此消息，教人不胜喜悦。看完整个报道，下面直率地谈谈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一、主流不是源

　　研讨会上，有人主张从已知推未知，顺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往前推。有的专家明确讲：从夏商周三展情况看，中原文化是主流，探源工程应把考古龙山文化研究作为重点。这与我国史学界有的专家“重河轻江”、“重黄轻炎”的思想类似：认为“结合古代传说来考察龙山时代各种文化，将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有进一步的阐发。”

　　诚然，“中原文化是主流”，主流是流，但源是否就在这里？我们要做的是“中国古代文明探源”。

　　从这次研讨会上反映的这种倾向探下去，就会探出“黄帝是人文初祖”，可能将古史前移四、五百年，虽然离“中国五千年”也差不离了，但依本人多年研究的结果：炎帝才是我国文明史的鼻祖，我国文明的根源早在5200年前！

　　二、历史上的炎黄二帝

　　理顺炎黄关系，特别是摆正炎帝神农氏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我国文明探源的关键所在。

　　现在的历史课本上，是将神农与炎帝分开的，而将神农说的非常古远。然而，历史上的炎黄关系，《史记》里讲得相当清楚。太史公司马迁认为：公孙轩辕就是生活在神农氏末帝榆罔时期。由于时代局限，当时对神农的故实，文献中记述不多；而在民间流传的，夹杂了许多神光幻影，“荐绅先生难言之”，于是史太公“择其言尤雅者”而作《五帝本纪》，其中点明，公孙轩辕是生活在神农天子之世，只是当时“神农氏世衰”。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司马迁生活时期及其以前，已有不少学者讲过有巢氏“王天下”，燧人氏“王天下”，还有人讲“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等等，讲到伏牺氏，还有人讲他为“百王先”，是乎在伏牺以前，我国就已有“天下共主”的王，早已进入文明时代。司马迁卓尔不凡，他虽讲“神农以前，尚矣！”表明了他对古圣先贤的崇敬。但开篇时，却从神农氏写起，认定神农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只是“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尽管他在《吕氏春秋·上德》中见过：“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正，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但由于他对神农史实不多见，致使他不无遗憾地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而将他对神农王朝的承认，直率地写进卷首中：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莫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行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豸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轩辕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过去讲炎黄关系时，不少学者，引用以上的材料时常常斩头去尾，将炎帝与神农两词拼凑一起，没有仔细考察这个炎帝的真伪。而引用司空季子的黄炎之说时，也没有结合有关传说来辨析。

　　太史公讲的“轩辕之时”，是神农王朝已势衰、历经五百余年了。而轩辕之父少典氏是神农天子驾下的有熊国的诸侯，这时的轩辕兄弟，刚从乃父手中各分得“天下之半。”也就是汉代学者贾谊在《新书。制不定》中讲的“炎帝者，黄帝同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这个“天下”系有熊国的天下，而不是华夏；不少学者都说成全中国。这里还得指出的是，这时的轩辕不应称黄帝，他只是诸侯，称黄帝，是禽杀蚩尤以后的事。炎帝不是名号，是轩辕之弟的冒号。都不应称“帝”。当时的帝就是神农天子。

　　上面那段文章，可以分为三层（已用句号隔开）：第一层是讲当时的天下大势。神农王朝已势衰力竭，而对“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天子“莫熊征”。这时公孙轩辕一作诸侯，即以天下为已任，“乃习用干戈”并宣言“以征不享”，表明他对天子的一片忠忱。这里得强调，他要征的是背叛天子的“不享”者，因此对诸侯之间的侵伐，即使是“最为暴”的蚩尤，轩辕也“莫能伐”；这说明轩辕是讲原则的。

　　第二层是写阪泉之战。这一战不少史家说成黄炎之战或炎黄之战，都不对，理由同前。这是轩辕尽诸侯之道而大义灭亲，实践他的“以征不享”。

　　这件事由晋大夫胥里臼季最早讲出，他说“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什么德？他说“异姓异德”。贾谊讲得比较清楚，他在《新书。益壤》中讲：“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弟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诛炎而兼其地。”就是说轩辕之弟自称炎帝，要谋朝，无诸侯忠君爱民之道。遗憾的是季子和贾谊等人都将称号、冒号作了名号，以致后世为此纠缠了两千年，使有些人将叛贼当了初祖，也有人说他是末帝榆罔。反怪太史公“行文不密致”。

　　这里顺便说几句：阪泉是涿鹿下面的一个小镇，故称“涿鹿之野”，与下面的阪泉之战是两回事。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真正的炎帝，不论是初祖还是末帝，都未遭诛杀，据《路史》载榆罔是被降封于潞。

　　第三层是写涿鹿之战。这次是因为“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他公然扯起反旗，轩辕又得“以征不享”了。传说蚩尤将末帝榆罔赶走，在涿鹿兴封禅，号炎帝。传说轩辕这时已被委以摄政，他能“征师诸侯”了。这场战争打得很久，很艰苦，但最终“禽杀蚩尤”。

　　沧海横流显出英雄；因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这时，他本可称炎帝了；但因前两个篡逆者将炎帝称号用滥，他本着少典农业氏族的特点，“以土德瑞”而称黄帝，以示继往开来，显出罕见的睿智。

　　三。寻根探源

　　上面讲了，司马迁虽然以黄帝开篇，但他认为是神农开统，他不仅在《吕氏春秋》里见过，此前的《周易》里早有“伏牺氏没，神农氏作。”的说法。但对神农的建国立朝，那时尚无材料，他只好阙如。就像被日机炸沉在长江里的中山舰；过去几十年都知水下有船，但无法得到。现在我们有条件了，前几年不是打捞出来了吗？时代不同了，有关伏牺、神农的故实、轶事，今天已积累不少；近几十年还发掘出一些有关文物；更重要的是有了破谜的钥匙--马克思主义。

　　据王献唐的《炎黄氏族文化考·伏牺考》载：伏牺原属山东泗水流域的华胥氏族，这里开化很早。伏牺主事时发展较快：不仅邻近氏族拥护，还向西发展越过泰山。在距今6500年前后，在陈（河南淮阳）定都，建立了最早的最大的氏族联盟。因其间有巍巍泰山，人称泰皇，称他们为泰族。因伏牺出自华胥，也有称华族的。从社会发展阶段看，当时已进入父权奴隶制时期，就是恩格斯讲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③的时期。

　　当华族在黄河流域放射出远古文明异彩时，夏族先民则在长江中游的夏（汉）水流域崛起。长江流域的巫山，是世界古人类诞生地之一，其下游夏水的烈山一带，则是古夏族聚居的地方。据龚焱、李顺忠两先生讲：

　　“五千多年前，随州烈山（列山）这一带，就生活着许多氏族、部落，根据史籍记载，有名的就有烈山氏、伊耆氏、有虫乔氏、有蜗氏等。”④这个烈山氏，就是很多史家讲的少典氏。桐柏山南麓有一列九条余脉，人称列山。古老的少典氏族在这里“烈山泽而焚之”，开出大片良田沃土，发展早期的水稻种植，列山因此名“烈山”，少典氏族的领袖被拥戴为天子，人称烈山氏。春秋时鲁大夫柳下惠展禽曾讲：“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疏。”

　　这个柱，因精于农，人称神农，有关他的传说，今天沉沉淀很多，其中不少神话，但可破译，对这些，我在《跨越时代的巨人--炎帝神农氏》（约20万字，书稿已成待印）里论述较详，这里只简单谈谈“一没一作”。

　　这“一没一作”，意义极大：这是讲一个野蛮时代没落、结束；文明时代兴起、诞生！这不只是在我国，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恩格斯曾说：“邻人的财富剌激了各民族的贪欲”。

　　古代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是“望天收”。传说在距今五千二百年前后，一场天灾迫使神农率领烈山子弟，跨过桐柏山，夺取富庶的中原。野蛮时代虽有战争，都只是氏族间的小打小闹；像神农这种大规模有预谋的突袭，此前没有发生过。华族虽是庞大的氏族联盟，这是松散的组织，无常备军。传说神农运用快速、火攻，采取避实击虚，以迂为直，出奇制胜等战法，因此当伏牺末代无怀氏被俘时，还认为是神兵天降。这“一没一作”，给后人留下“神农受命之初，了无关争”的印象，王献唐先生还说是“牺农一族”而“迭相为皇，顺理依分，不须兵戎相见”⑥。但战国军事家吴起却说：“承桑之君，修德忘武。以丧其国。”“承桑之君”就是伏牺无怀氏；说他“修德忘武”确有点冤枉：当时并无常备军，此前也从未发生过异族入侵啊！这是时代的悲剧。这却反映了神农代伏牺是经过杀伐争夺的。

　　恩格斯在讲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时指出：“我们知道，对被征服者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氏族制度的机关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氏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到了，这一转变也终于实现了。”

　　传说神农进陈以后，变随征军为常备军，其亲信成为大臣并以之为骨干建起机构，“以火德王”称炎帝，成立大炎帝国。于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起了统一两河流域的多民族的、文明时代初级阶段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首创东方的“两河流域”文明。

　　初期的繁难的建国重任，历史地落在了炎帝神农肩上。传说他分封烈山子弟到各地作诸侯⑧，对中原华族采取团结笼络政策，提出华夏一家，并自称华夏。对华族中那些能归顺、肯合作的酋长就地封侯，一时间出现上万诸侯。而对以伏牺无怀氏为首的近亲权臣则离析远迁，流放到西鄙三危（今陕甘一带），这些人在那一带繁衍的后裔，时隔势移，后人中还以为这些流放到三危的远祖就是始祖。对战俘降而为奴，对东逃的贬称为东夷。对其周边的后进的兄弟民族，则贬称为西戎、南蛮、北狄等等。

　　至于有人将伏牺看作东夷，将神农看作南蛮，甚至讲舜亦东夷之人，文王亦西夷之人等等，这是出于古代学者狭隘的地域观念，不符合历史实际。其实伏牺、神农、舜和文王等人都属华夏。

　　神农建国之初大抵如此；还有不少轶闻趣事，如神农造耒耜、神农祭泰山、宿沙之叛自平、神农伐补遂、神农娶华族少女听言禾为妃以及神农时期的种种文明等等，等等，《跨越时代的巨人--炎帝神农氏》一书中记述较详，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尽述的。

　　神农率烈山子弟，跨越桐柏，跨越野蛮时代，在距今5200年前，在中原融合华夏建立了大炎帝国，揭开了我国文明史的新篇章，我国文明的根源就在这里！

　　四、说与信史材料

　　我国早就传说有“两河文明”，可是被信使所忽略。而谈到炎黄，我们又不能不动用传说。

　　上十年前，在一次炎黄文化研讨会上⑩，有的学者提出要弄清楚源流，弄清炎黄其人其事。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炎黄二帝事迹是传说而非信使”，不能“考与不可考之处”。那次研讨会就在“不忘先祖，面向未来”中结束。

　　我们主张“穷源”。当然这只能尽量根据传说来说清炎黄是怎样的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炎黄的关系等等。至于传说能否作为信使材料，这就要看我们如何对待传说。

　　一般的信使材料，都是指典籍所载。其实典籍所载，有的也是来自传说。如很多学者引用过的《国语·晋语》所载有关炎黄之说，也不是司空季子的亲历、亲见。只是他亲闻而已。季子所闻也是经过了二千多年、辗转很多人之口；其中若有一个环节上的误传或误听，或者他自己误记甚至胡编，就会造成以讹传讹，贻害后代。

神农氏的故事篇2

　　那么，在我国有没有记载中国原始社会及其道德的资料呢？最近，我抱着这一问题，翻阅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炎帝神农氏的一些资料。我感到，资料是相当多的，遍布于经、史、子、集各类著作当中，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有《逸周书》、《国语》、《周易》、《左传》、《管子》、《庄子》、《列子》、《韩非子》、《世本》、《新语》、《淮南子》、《史记》、《山海经》、《帝王世纪》等50多本。另外，陕西省宝鸡、岐山、扶风等地发掘出的仰韶文化遗址及龙山文化遗址大都和炎帝的史料有关，把这些资料梳理出来，估计有十多万字。如果我们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整理、研究一下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对认识、填补中国原始社会先民们的道德面貌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丰富炎黄文化的内容，总结、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早期的传统美德，搞好当前两个文明建设，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

　　大约从170万年以前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祖国的广大土地上劳动、生息、繁殖子孙后代。在云南省的元谋、陕西的蓝田、北京市的周口店等地区，都先后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原始人类的遗骸和遗物。这充分说明我国从很早的远古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历史。

　　在十分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开始只会简单地用石制工具，考古学上叫做“石器时代”，把只会打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旧石器时代”，把掌握了磨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新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大约经历了几十万年。就在这个过程中，原始人群开始向氏族社会过渡，首先是母系氏族社会出现和形成。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许多氏族部落达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无论生产和再生产，都是以妇女为中心进行。再经过3000年左右，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即从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向龙山文化时期转变，炎帝及其后裔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据历史文献记载，炎帝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东汉初年的《说文解字》进一步肯定了“炎帝以姜水成”，即姜姓的炎帝之后长于今扶风县内的记述：“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随后，不少文献都有关于炎帝活动在姜水一带的记载，即今宝鸡市辖境内。《世本·帝系编》说：“炎帝即神农氏。”东汉宋衷注：“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西晋皇甫谧撰的《帝王世纪》说：“有＠①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我焉。”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说：“歧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他认为，《国语》、《世本》、《帝王世纪》中所说的“炎帝长于姜水”之姜水，正是岐水。《括地志》、《雍录》等书认为姜姓原始氏族活动地区在古邰国，即今扶风揉谷乡一带。上述所有记载都说明，炎帝是出生、活动在今宝鸡、岐山、扶风、武功一带。

　　那么，炎帝出生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根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可以肯定地说，是氏族社会的原始农耕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逸周书》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破木为＠②、chú＠③、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luǒ＠④之岁。”意思是说，神农时代，谷类像雨一样从天上掉下来，生长甚多。神农制作陶器、斧、犁、锄等农具，开垦荒地，然后，使五谷兴盛，并获取了各种各样的果实。《庄子·杂篇》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就是说，神农时代，人们睡卧时安然恬静，起身时，宽舒自得。人知其母，不知其父。《淮南子·齐俗训》说：“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从这段文字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神农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些明确的规定：若果丈夫身体强壮而不耕种，那么，天下的人就要受饥饿；若果妻子当年不纺织，天下的人就要受寒冷。所以，神农带头率先亲自耕种，妻子带头率先亲自纺织。这样，就把所有的丈夫和妻子，带动了起来，进行耕种和纺织，这样就能保证人们有饭吃，有衣穿，不受饥饿和寒冷。

　　从《庄子·杂篇》和《淮南子·齐俗训》两段文字记载来看，前后似乎有矛盾。前者记载炎帝神农时代好像是母系氏族社会，“人知其母，不知其父”。后者记载，炎帝神农时代好像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由于当时氏族首领还没有什么特权，所以，炎帝神农亲自带头耕种，妻子亲身带头纺织。其实，也可以认为是不矛盾的。从炎帝传说来看，炎帝是远古传说时代某一氏族或部落联盟的领袖，也是少数先知先觉的圣哲，也可能是某个氏族或部落联盟的代号。这个氏族或部落联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也许几百年，甚至一千年或更长的时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炎帝神农时代看成是中国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由蒙昧到野蛮、文明的转变时期。由于炎帝为氏族成长、壮大和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人们一代一代把他的伟绩用语言流传下来，成为神话传说，更加为人们所崇敬。马克思曾说：“每一个这样的氏族都有一个神话上的祖先，他被认为是赋予氏族名称的始祖和英雄。”[1](P165)炎帝和黄帝等上古人物在传说中被神化，人们把许多发明创造归功于他们，一方面是对本氏族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伟大功绩与影响的人物的无比怀念、尊重和崇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继承他们的精神，发展本氏族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人类的历史，在文字未出现以前，都是口耳相传下来的。在千百年的流传中难免有些前后出入，甚至失真，但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关键人物则是有根据的，即便有些神秘的色彩，那也是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折射。我们把这些传说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能进一步证明炎帝的存在及其时代的变迁。

　　解放后80年代，宝鸡北首岭考古文化的整理、发掘，进一步证明了炎帝活动的时代距今7000年—5600年，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帝王世纪》说，“炎帝初都陈，又徙鲁”，意思是说，炎帝氏族初期的活动中心在陈，陈为陈仓的简称，即今宝鸡一带，后来又徙移到鲁。首先，从宝鸡北首岭6万平方米的遗址居址和出土工具可以发现：农业生产工具占26%，狩猎工具占8.6%，渔具占0.6%，这说明北首岭氏族已过着长期比较稳定的以农业为主的室居生活。其次，北首岭氏族创造了发达的彩陶制造业。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很多写实的花纹。再次，遗址还发现了房址50多座，均为半地穴式，多数呈方形或长方形，墙壁平齐，多数还涂有草泥和料礓石浆。各房址都有灶炕。这都证明“神农耕而作陶”[2](P725)，“（神农）身自耕，妻自织”[3](P185)，“神农之世，卧则居居”[4](P995)，“神农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5](P1244)是真实的，可信的。

　　总之，炎帝神农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转变时期。炎帝也就是这一时期氏族社会一位杰出的首领。他虽出生成长在今宝鸡姜水一带，但他的氏族活动范围还是很广的，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说：“其地南至交zhǐ＠⑤，北至幽都，东至＠⑥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3](P128)。也就是说，炎帝及其氏族部落当时活动南已到达了今南岭以南的地方，北到达幽燕即河北、北京一带，东到达齐鲁今山东一带，西到达了今甘肃敦煌一带。最后，炎帝本人“崩葬长沙茶乡之尾”[6](P95)。

　　二、炎帝时代的道德状况及其传统美德

　　原始人类道德的发生并不是从原始人诞生那天起就开始的，而是经过了上百万年漫长的蕴育、萌芽和生长的过程。

　　在刚刚脱离动物界正在形成中的早期原始人群时代，人类的一切活动几乎都是靠本能进行。在大自然残酷无情的威力面前，人类依靠本能组织起来，共同采集，共同狩猎，共同捕鱼，共同抵御野虫、猛兽的侵袭，向大自然索取天然食物。在生殖方面，也没有什么道德规范约束，而是靠本能的冲动杂交。总之，当时原始人的两种生产即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都是在非常简单的本能习惯的基础上进行的，还不是在自觉意识支配下进行的。因此，还不能说产生了原始社会的道德。但是，原始人的这一系列活动，在漫长的岁月中，为原始道德的发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原始人群在进入氏族社会以后，由于自然界的人化，人本身的社会化，以及社会关系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天然的秩序开始升华为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社会新秩序。这时，原始人在氏族社会首领的率领下，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开始成为自然的主人。于是，他们在朦胧的、反反复复的生产生活斗争过程中，在人和人的一切关系包括关系中，慢慢感悟到应当怎样做才有利氏族生存和繁衍。这样，就逐步产生了原始氏族社会人们的道德需要、道德意识，比如氏族成员经过漫长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近亲通婚会带来很多不好的结果，而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婚姻，生育出来的新生代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加强壮。于是，原来那种由杂婚演变而来的同辈婚，这时也被排除，同一氏族内禁止通婚，这是人类增强自制能力，有意识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协调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说这是人类最早的道德表现之一。总之，原始氏族社会的道德是氏族成员在长期生产劳动协作的过程中，在人与人交往包括两往的过程中，随着智力和意识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马克思说：“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7](P551)而且，随着智力的发展，随着道德意识的发展，还会形成道德法。正象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变成了法律。”[8](P221)这里说的法律就是习惯法，也就是道德法，即原始氏族社会道德规范产生的过程。

　　炎帝时代由于是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应该说，中国原始社会的道德已由蕴育、萌芽到了形成、发展的阶段，根据炎帝传说文献的记载，当时的道德状况和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韧不拔，团结拼搏

　　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刚刚开始，生产工具又十分简陋，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原始先民们生活十分艰难，“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时多疾病毒伤之害”。因此，怎么生存和发展，对原始先民们来说，是时时刻刻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尖锐的问题。面对如此巨大、凶煞的自然压力，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族，没有胆怯和屈服，而是以坚韧不拔、团结一致、勇敢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行为，以超人的力量和智慧，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炎帝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故事，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充分反映了炎帝及其部族们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英雄气概和无比伟大的神力。

　　《山海经·北次三经》说：“发鸠之山，其上多拓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xiāo＠⑦；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大意是，北方的发鸠山上，有一种鸟，是炎帝的小女儿女娃所变。她游东海，不幸淹死在东海里。她的冤恨不解，变做了精卫这种鸟，常去西山街小树枝、小石子投在东海里，想要把大海填平。小鸟这种坚韧不拔的志向比沧海还要浩大，充分反映了姜炎部族与自然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列子·汤问篇》中关于《愚公移山》的故事，讲述了炎帝后代愚公及其子孙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终于感动了“天神”，“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cuò＠⑧朔东，一cuò＠⑧雍南，自次，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两座大山背走了，从此以后，从冀州的南部到汉水以南，都成了一片广阔的平原，连一处较高的丘陵都不见了。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神力”。

　　《山海经·海外北经》讲：“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种与日逐走，饮河渭大泽水，道渴而殆，弃杖成林的精神，不仅显示出了炎帝及其子孙们巨大的神力，而且也显示出了他们气壮山河、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先民们已认识到日光天象与农耕播种的关系。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火的发明，对早期人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利用火可以蒸煮食物，防治疾病，抗寒保暖。这样，人们就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对于部族繁育、发展很有利。同时，把火推广、应用到农业方面，用火烧荒，开垦土地，“刀耕火种”，对当时发展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曾说：“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乃是决定性的武器。”[9](P20)

　　2.始作耒＠②，教民耕种。《周易·系辞下传》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②，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意思是说，伏牺氏以后，神农氏开始发挥作用。他用刀斧砍削木制的与犁上的铧相似的东西，用木条作＠②上的把手，用农耕锄草之利，教育天下部族进行农业劳动。在当时情况下，犁、锄等农具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发明。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他“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10](P1012)。

　　3.织麻为布，制作衣裳。初期先民们在未有麻布作衣以前，冬天是“衣其羽皮”，夏天是“衣其树叶”，穿着十分艰难。炎帝神农“教之麻桑，以为布帛”[6](P91)，即教人用麻织成布，然后作成衣服。这也是使人类向文明迈进的一个重大创新发明。他不仅教导所有妇女织布，而且“妻亲织，以为天下先。”[3](P185)

　　4.遍尝百草，发明医药。初期先民们由于生存条件恶劣，部族成员患病者不少。当时的情况是“民有疾病未知药石”。于是，炎帝神农氏冒着生命的危险，对百草“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或云神农尝百药之时，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应周天之数”[11](P1517)。后世承传为书，谓之《神农本草》。这种为部族敢冒生命危险、勇于探索试验的科学精神实在令人敬佩。炎帝神农由此被誉为“医药之神”。

　　5.首辟市场，互通有无。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期间，由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的发展，各职业集团之间的发展，需要把各自的产品拿到一定交换的地方，互通有无。为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炎帝首辟交换市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12](P624)，即在太阳正中午的时分，大家把各自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以物易物。这种市井交易，饮食之道，都取诸于此。

　　6.台榭而居，烧陶为器。炎帝时代，由于部族有了农业种植，所以告别了游牧生活，开始定居；由于有了陶器作炊具，部族也都吃煮热的食物，如古书所载，炎帝神农时，部族们“作陶冶斤斧”[13](P1222)，“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5](P1244)，“乐其俗，安其居”[4](P357)，“相土停居，令人知所趋避”[6](P91)。当时陶器肯定是有的，至于“冶斤斧”，恐怕有些夸张。宝鸡北首岭炎帝遗址的发掘，就曾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和陶片。陶器上人面纹，或为黑彩，或为紫彩，都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但却没有金斧一类的用具。

　　7.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吴越春秋》上说，炎帝时，已发明了较好的弓箭：“神农皇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意即是炎帝神农氏用弦绷紧木料成弧形，做成弓，把木材削尖锐，做成箭。由于有了弓箭，不仅可以很好地保卫部族，而且，猎物成了通常的食物。

　　8.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为了“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神农氏为琴七弦，中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14](P153-154)，就是要用和谐的音乐使部族们明白万事万物的道理，以治理混乱。

　　总之，炎帝神农氏时代有很多发明创造。当然，这些发明创造不能简单归于他一个人，而是以他为首的姜炎部族们，在较发达的智力基础上，长期辛勤劳动，积累经验而来。从道德上讲，就是炎帝神农氏和以他为首的姜炎部族们，发扬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所取得的。

　　（四）民无私心，道德淳朴

　　炎帝神农时代，由于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所以，民无私心，道德纯朴。“太古淳朴，民心无欲”[15](P7)，“故神农不施刑罚而人善”[15](P21)，“神农无制令而民从”[3](P215)，“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16](P136)。所有这些，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男女老少淳朴的没有私心的社会道德风貌。这种社会道德风貌如儒家的《礼记·礼运篇》里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位，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当然，这里面也有不少夸张和修饰，但不管怎样，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氏族社会里的某些政治道德风貌。

　　炎帝神农时代的这种“大同世界”的道德状况，和恩格斯根据摩尔根提供的大量的易洛魁氏族社会的道德状况十分相似。恩格斯说：“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9](P95)

　　当然，对炎帝神农时代的道德状况也不能理想化，笼统地把它说成是十分完美的。因为那毕竟是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一个时期。那时，还没有完全独立于宗教意识、艺术意识的道德意识，没有文字，也没有抽象的理论论证。氏族成员之间是通过风俗、传统、禁忌和原始宗教仪式来进行调节的。同时，还存在着残酷的氏族复仇。比如“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陵之野，遂禽杀蚩尤”[17](P3)，“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4](P995)，虽未写明是复仇，但多少也反映了氏族部落之间战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

　　三、研究以炎帝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意义

　　我们常说，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我认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中，理应包括以炎帝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因为炎帝神农氏不仅是姜炎部族的首领和农耕文明的缔造者，而且，他和黄帝一起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以他们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最早的源泉，而且也是当时中华民族文明的体现。当代杰出的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曾说：“炎黄二帝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方面的全面象征。这点就超越了孔子，超越了儒家的局限性。我认为我们肯定炎黄二帝，很有重要意义，不但要重视精神文明，也要重视物质文明”，“另外，炎黄二帝不仅代表汉族，也代表少数民族。比如炎帝传说是羌氏，羌氏就是羌族，羌族就是少数民族的代表。我认为，炎黄二帝不光是代表汉族，而是代表中华民族，炎黄二帝是中国古代文明全面的象征。我们应大量宣传炎黄二帝的贡献”[18](P107-108)。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要研究、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而且，要把上限延伸到黄帝，延伸到炎帝神农氏，对他们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要研究、继承。

　　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中华民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炎帝神农氏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始创者，黄帝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进一步开创者与推动者，他们在联合的基础上，共同孕育出了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而且也共同孕育出了以后的西周农耕文明。周人实现了由氏族社会向宗法社会的转变，建立了以父系个体家庭和宗亲血缘亲疏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存在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周公制礼作乐，创造了礼乐文化。“礼”是由祭礼而生的，起源于“腊祭”，而这些都和炎帝神农氏有关。炎帝神农氏“削桐为琴，练丝为弦”，发明了腊祭和原始音乐，可见周人的礼乐文化发端于姜炎文化。腊祭作为炎帝神农时代大型的冬季仪式活动，是炎帝部族们对大自然生生育化，“终岁献功”的顶礼膜拜，也是对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来年和新生命的期盼。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春节”系列活动，不能不和姜炎文化有关。周人礼乐文化中所体现的一些传统美德，不能不和姜炎文化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早期传统美德有关。

　　李逢春先生在《炎帝功业与周秦文化》一文中说：“古雍州，今宝鸡这块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上曾经养育过华夏民族的一位人文初祖——炎帝神农氏。是炎帝神农氏的丰功伟业照亮了华夏大地的古雍州、今宝鸡，这里才产生了代表中国和东方文明的周礼周乐以及享名于世的西周青铜器和陈仓石鼓。也就是说，炎帝神农氏在农业、医药、制陶、祭祀等方面的创造和发明奠定了周秦文化的基础；周秦文化是在炎帝神农氏开始创造的这个经济基础上发生、发展和繁荣昌盛起来的。”[19](P259-260)这个评价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周秦文化中的礼乐文化、伦理道德文化也都是在炎帝一系列事迹所提供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包括伦理道德文化在内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以炎帝神农所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至今对我们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教育作用。1945年，同志为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就曾引用了和炎帝故事有关的《愚公移山》的寓言。他认为，只要我们子子孙孙“挖山不止”，一定会“挖掉这两座山”[20](P1101-1102)。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以炎帝神农氏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其它传统美德，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及其理论指导下，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战胜建设过程中的一切艰难险阻，弘扬中华民族自炎黄以来的一切传统美德，更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2]　四部丛刊：第30卷[M]。上海：上海书店，1985.

　　[3]　中华书局编辑部。诸子集成：第7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8.

　　[4]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8.

　　[5]　欧阳询。艺文类聚：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　纪昀。四库全书：383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　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2]　孙星衍。周易集解[M]。成都：成都古籍出版社，1988.

　　[13]　黄怀信。逸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4]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15]　百子全书：第7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16]　高亨。商君书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8]　薛光明。轩辕黄帝不再是传说人物[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19]　宝鸡市社科联。炎帝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20]　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虫加乔

　　＠②原字耒加吕

　　＠③原字钅加且

　　＠④原字艹下加（瓜瓜）

　　＠⑤原字阝加止

　　＠⑥原字目加（扬去扌）

神农氏的故事篇3

　　炎帝与神农氏的关系，是中国古史最为混乱和无法说清的问题。现在应该探赜索隐，理清史说演变的脉络，找出篡改史实的主创者以及隐藏在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关键词】 炎帝 神农氏 合二为一 篡改历史 探求真相

　　在中国的古史传说中，以炎帝与神农氏的关系最为混乱，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都说：“炎帝号神农氏”［1］，“炎帝又称为神农氏”［2］，认为炎帝和神农氏是一人。但是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等都把神农与炎帝明显分开，前者为母系氏族社会人物，后者为父系氏族社会人物。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更明确指出：“炎帝绝不是神农。”［3］近年召开的许多纪念炎帝的学术研讨会，学者们都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炎帝即神农氏，另一派认为不是，争论得不可开交。出版的论文集也明显存在着意见的分歧。① 鉴于学术界争论的激烈而无法解决，新版《辞海》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措辞：于“神农氏”条谓：“一说神农氏即炎帝”；于“炎帝”条云：“一说炎帝即神农氏。”为了探求事实的真相，本文拟从古籍记载的史料出发，对其进行梳理和辨析，把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一个奇怪的现象

　　综观古史记载，有一个现象令人奇怪且发人深思，那就是从先秦至西汉中叶，所有的古籍对神农和炎帝都是分开叙述的，二人的事迹各不相同，而且时代也有先后。

　　神农的时代大约在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之后，黄帝之前；他的主要事迹为教民农耕，尝百草治病，是原始农业和原始医药的发明者。《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庄子·盗跖》在谈“有巢氏之民”后说：“神农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管子·轻重戊》谓：“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商君书·画策》述：“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淮南子·修务训》说得更明白：“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避）就。”此外谈到神农的，还有《战国策·秦一》、《尸子》、《吕氏春秋·爱类》、《新语·道基》等。在上述这些古籍中，绝没有把神农与炎帝扯到一起的。

　　炎帝的活动年代约与黄帝同时，他是一个氏族部落的首领，与黄帝有亲属关系。炎帝先与黄帝部落发生过战争，后又与黄帝联合击败蚩尤而擒杀之。《国语·晋语四》云：“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逸周书·尝麦》也记述说：“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阿）……。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这里所谓“赤帝”，就是炎帝。此外谈到炎帝的，还有《左传·昭公十七年》、《山海经·海内经》、《吕氏春秋·孟夏纪》等。上述这些古籍在谈到炎帝时，也绝没有与神农发生什么联系。

　　对于神农、黄帝、炎帝的关系，西汉中期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作了综合性的叙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在以上这段记载中，“神农氏世衰”、“神农氏弗能征”，而“炎帝欲侵陵诸侯”，与黄帝“战于阪泉之野”，显然神农氏不是炎帝，炎帝也不是神农氏，两者的时代先后和事迹不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史记·封禅书》还引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其中有“神农氏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这里，司马迁把神农和炎帝作为先后互不相干的两家，也可以一目了然。

　　可是到东汉以后，学术界对炎帝与神农氏关系的陈述发生了突变。东汉学者贾逵注《国语·晋语四》说：“炎帝，神农也。”东汉学者高诱注《淮南子·天文训》说：“炎帝，少典子也，以火德王天下，号曰神农”；其注《吕氏春秋》的《孟夏纪》和《季夏纪》又说：“炎帝，……号曰神农”；“昔炎帝神农，能殖嘉谷。”魏晋间学者皇甫谧作《帝王世纪》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是为炎帝”；“神农氏，姜姓也，……以火德王，故号炎帝。”西晋学者杜预注《左传·昭公十七年》说：“炎帝神农氏，姜姓之祖也。”这些学者都一反先秦至西汉中叶史书记载神农与炎帝为先后两人的传统说法，称“炎帝号神农”、“神农号炎帝”、“炎帝神农氏”，把古史传说中时间不同、事迹相异的炎帝与神农氏这两个人物捏合为一。

　　把炎帝与神农氏这两个历史人物合二为一，在当时还有一些学者不赞成，因而出现了争论。《左传·昭公十七年》唐孔颖达疏云：“谯周考古史以为炎帝与神农氏各为一人。”可见三国时学者谯周在其所著《古史考》中曾提出“炎帝与神农各为一人”的意见，在学术界进行争鸣。三国时另一位学者韦昭在注《国语·晋语四》时，先引贾逵的话：“炎帝，神农也。”然后指出：“神农，三皇也，在黄帝前。黄帝灭炎帝，灭其子孙耳，明非神农可知也。”韦昭在这里也对学术界把炎帝与神农氏捏合为一的做法提出异议，大声疾呼：神农是“三皇”，“在黄帝前”；炎帝是与黄帝发生冲突而受到黄帝攻击的，炎帝“明非神农”，昭然若揭。可是像谯周、韦昭这样一些学者的意见在当时不被重视，成为受冷遇的少数派。

　　从先秦至西汉中期，古籍记载一向把炎帝与神农氏作为时间不同、事迹相异的两人；到东汉以后多数学者突然把炎帝与神农氏捏合为一，并有少数学者起而争鸣。人们不禁要问：历史记载和学者观点为什么会在两汉之交发生突变？它的原因和根源究竟在哪里？

　　谁是“合二为一”的主创者

　　在探索谁最先把炎帝和神农氏“合二为一”的问题时，有学者提出：“战国时期魏国史官编录的《竹书纪年》，首次将炎帝与神农氏相连，称为‘炎帝神农氏’。”［4］按《竹书纪年》已经亡佚，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方诗铭、王修龄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并附有王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是目前有关《竹书纪年》最全最新的考订本。但查遍所有该书辑证，未见有“炎帝神农氏”的记载，乃知此说是不可信的。

　　另有一些学者提出，炎帝与神农氏合一，最早见于战国末赵人所作的《世本》，但这又是一本亡佚的书。此论的主要根据是《左传·昭公十七年》唐孔颖达疏的一句话：“《帝系》、《世本》皆为（谓）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孔颖达此话是大有问题的。首先，说《世本》中有“炎帝神农氏”的话，从秦汉到隋唐只有孔颖达一人，其他众多学者均无提及，因此这只是一个孤证，很可能是孔氏错记；其次，《帝系》现保存在《大戴礼记》中，该篇从头至尾根本没有“炎帝神农氏”的说法，这更令人怀疑孔氏其言的真实性；再次，《世本》是司马迁熟读的书，《汉书·司马迁传》赞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写成《史记》一书。如前所述，《史记·五帝本纪》把神农氏和炎帝明晰分开，两人的时间与事迹都显著不同。如果《世本》明言“炎帝即神农氏”，司马迁岂能不“采”而乖异如此。由上三点辨析足以证明，孔颖达的说法实不可据。

　　目前，对于神农与炎帝的关系，学术界流行的有这样一个共识：“神农与炎帝本为二人，汉代以后，人们将神农与炎帝综合成一人，都把神农氏称作炎帝。从此，在传说中炎帝即神农，神农即炎帝。”［5］这个说法，实在太笼统，太含糊。所谓“汉代以后”，长达数百年，究竟在西汉还是东汉？在初年还是末年？所谓“人们”，更是含混不清：究竟谁是“综合成一人”的发起者、主持者？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这些问题都应该细致探索，了解其真相，明白其原因。其实，从时间上来推断，西汉中期司马迁作《史记》时还将神农氏与炎帝明晰地分开，而到东汉时就有许多学者将炎帝与神农氏合二为一，那么这个合一的时间就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其肇始者就是西汉末年的皇族子孙、曾校阅大量古籍而撰成《七略》、王莽新朝时曾任“国师”的刘歆。《汉书·律历志》载刘歆的《世经》赫然写着：“太昊帝，……首德始于木，……作罔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即伏羲氏）”；“炎帝，……以火承木，……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这里，不仅把炎帝和神农氏合而为一人，同时又把古史传说中的东夷族首领太昊和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的伏羲氏合而为一，其胡乱编造显而易见。从文献资料来看，这应该是炎帝与神农氏“合二为一”的最早记载。

　　自刘歆首创炎帝与神农氏为一人后，班固在《汉书》中便承袭其说。他精心编制的《古今人表》，在“上上圣人”一栏中，首列“太昊帝宓羲氏”，次列“炎帝神农氏”，再次列“黄帝轩辕氏”，完全按照刘歆《世经》的组合排列。经过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刘歆首创和此后更有巨大影响的班固附和宣传，炎帝与神农氏为一人之说遂在学术界普遍流行。清人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卷下说：世人“以炎帝为神农”，是“误信刘歆、班固之言”，指出刘歆、班固是“合二为一”的主创者。不过，在刘、班二人中还有主从之别。班固《汉书·郊祀志》赞曰：“刘向父子以为……包牺氏始受木德，……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这里指出，伏羲、神农、黄帝这一套组合编排，是出于刘向、刘歆父子的精心策划，而班固只是做了大力宣传的工作。

　　为特殊需要而篡改历史

　　炎帝与神农氏合一说既然为刘歆所首创，那么他为什么要创立此种说法呢？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众所周知，自战国末年邹衍创立“五德终始”说，用五行相胜的理论来解释历史上朝代兴替的原因后，这种学说便在统治者中大行其道。《史记·封禅书》载：秦始皇既并天下后，就自以为得“水德”，而代替周的“火德”。不过，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从黄帝开始的，依次是夏、殷、周，排列得还不够完善，不够细致。西汉末年，刘歆为了给汉代秦以及王莽新朝代汉制造理论根据，乃编造了一个体系更加庞大的新“五德终始”说，其起始的帝王要从黄帝再往上推，在黄帝和夏之间又加了许多帝王。这样看起来，他的学说变得更加宏富，证据充分，因而也更具有欺骗性。在编制新体系的过程中，黄帝原来是土德，按照火生土的理论，黄帝的前面一帝应该是火德，而炎帝其名就是火德的明证。但根据史书记载，炎帝与黄帝是同时代人，而且还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弟，黄帝为兄，炎帝为弟。若把炎帝说成是黄帝的前辈、由黄帝替代炎帝总有些不合史实，难于为人们所接受。于是编制者把传说中黄帝之前的神农氏与炎帝合为一人，这个“炎帝神农氏”既是火德，时代又在黄帝前：新“五德终始”说的黄帝前一帝就这样编排出来了。

　　到东汉初年，班固修《汉书》时认为，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对东汉王朝还是有利的，便把刘歆的《世经》加以转载，对其体系进行宣传。特别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古今人表》“上中仁人”栏中记云：“少典，炎帝妃，生黄帝。”这公然违背《国语·晋语四》中“少典生黄帝、炎帝”的记载，黄帝与炎帝的兄弟关系变成了炎帝父、黄帝子的父子关系。有学者已经指出：“这显然是对上古历史的重大篡改。”［6］

　　由于编排新“五德终始”体系的需要，为当朝统治者服务，刘歆和班固不惜篡改上古历史，它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在先秦的古籍记载中，黄帝和炎帝是兄弟，黄帝总是在前，而炎帝在后。如《国语·周语下》：“皆黄、炎之后也”；《国语·晋语四》：“（少典氏）生黄帝、炎帝”；《左传·昭公十七年》：“昔黄帝氏……，炎帝氏……”；《吕氏春秋·荡兵》：“黄、炎固用水火也”。但到刘歆、班固之时，黄、炎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刘歆的《世经》固然把炎帝排在黄帝之前，而班固也在《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赞曰：“炎、黄、唐、虞之苗裔尚犹颇有存者。”先秦古籍中的“黄炎”变成了“炎黄”，直到现在犹说是“炎黄子孙”。这不能不说是由于刘歆、班固篡改历史所致。

　　无独有偶，汉代官方为特殊需要而篡改历史，还可以举出一例，即周公长幼次序的变化。原来在先秦至西汉中期的历史记载中，周公总是管叔之弟。如《孟子·公孙丑下》：“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荀子·儒效》：“周公……杀管叔，……以弟诛兄而非暴也”；《韩诗外传》卷八：“弟贤不过周公而管叔诛”；《史记·管蔡世家》述文王十子：“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但到西汉后期至东汉年间，汉代官方为用“孝悌”和“三纲六纪”的规范去教育人民，使有“圣人”之称的周公形象不违背当时的伦理道德，他们采用“共正经义”的方式对周公兄弟的长幼次序进行篡改并广为宣传。于是，在当时的一些史书和作品中，就大量出现了“周公兄”、“周公诛弟”的说法，与先秦至西汉中期的史书记载相矛盾，给史学研究造成了混乱和纷争。这与神农氏、黄帝、炎帝的关系从先秦到西汉末年以后发生的演变，如出一辙。

　　史学研究就是要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观察其来龙去脉，探索历史的真相以及隐藏在历史演变后面的真正原因。这样才能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总结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注释：

　　①如王树新、孟世凯主编《炎帝文化》，中华书局2005年版；霍彦儒主编《炎帝与汉民族论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炎帝与民族复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这方面的争论都难解难分。

　　参考文献：

　　［1］郭沫若。 中国史稿(第一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6：108

　　［2］翦伯赞。 中国史纲要(第一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10

　　［3］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5：124

　　［4］王树新。 炎帝文化。 北京： 中华书局，2005：119

神农氏的故事篇4

　　今天，我看了《神农尝百草》这个故事。主要内容是：远古的时候，人民靠打猎过日子，打不着猎物就找一些植物来充饥，有的人因为误吃了有毒的花草而死去，有的人得了病，因为不懂得医治，也只能听天由命。

　　为了解除人们的痛苦，有一个名叫神农氏的人，决心尝遍所有的花草。白天，他到山上采摘各种各样的花草；晚上，他就在篝火边把采摘的花草咀嚼品尝后分类放好。

　　有一次，神农氏把一棵草放到嘴里一尝，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地上。旁边的人把他扶起来，他明白自己中毒了，可是已经说不出话了，只好用手指指着一颗灵芝草，又指指自己的嘴巴，扶她的人把那棵红灵芝放到自己嘴里咀嚼，再喂到他嘴里，神农氏吃了草药之后，头也不昏了，也会说话了。

　　人们认为他这样尝草药太危险了，都劝他不要做了。可是他下定了决心，一直尝了七七四十九天。最后，他尝出了麦、稻、栗、高粱可以充饥，就把这些种子带回去，让部落里的人试着种到地里，这样就有了后来的五谷。他还尝出了三百六十五种草药，用这些草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

　　从这个故事中我知道了：神农氏有一颗博爱的心。为了救死扶伤，他亲自尝百草，发现了五谷和草药，位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那伟大的牺牲精神和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也是可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大家去继承和发扬。我应该学习他这种舍己救人、奋不顾身的伟大精神。